中國高校每年錄取600－700萬新生
中國的高教在1949年後經歷了數次浩劫。1957年的反右可以算一次。幾萬才華盛茂的教授學生被打成「右派，」 發配到農村。在從1966到1976的文革期間，中國高教慘遭人類歷史上罕見的一場災難。教授被趕進「牛棚，」高考被取消。即使復課後，根據政治背景和關係被錄取的「工農兵學員「 大部分不具備大學生的資格。同時大學的課程設置完全政治化,教學質量低劣，教授毫無教學和學術自由 。這場浩劫毀了中國整整一代的教授和學生。
文革以後，沒有人會想到中國的高教在90年代後又會經歷一場性質不同但殺傷性更大的浩劫 －－ 專制官僚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產業化」和「大躍進」。這一結論肯定會讓許多人感到過分。但如果我們從高教的質量低下和學風腐敗及中國富有階層用腳投票（即把孩子送出國留學）的現象來看，說中國的高教已深陷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一點都不過分。
高教「產業化「和」大躍進「的惡果
製造這一「浩劫「的罪魁禍首是中國的專制官僚體制。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中國政府一方面大大加緊對高校的政治控制，使80年代思想活躍，學術比較自由的校園變得死氣沉沉。另一方面，政府以」產業化「的名義，」逼學為娼」，讓高校體系廣開財源搞」創收。這一政策的惡果現在十分明顯。除了由於不務正業而帶來的一系列腐敗，浪費問題以外，中國許多大學已本末倒置，賺錢第一，育人和研究為次。
從國際經驗來看，很少看到在高教比較發達的國家有像中國這種「學商兼併」的模式。在被認為高教最成功的美國，沒有一所大學擁有盈利的商業機構。當然，美國大學也搞創收，但這一現象是例外，除了商學院辦天價的E-MBA班外，我們基本上看不到美國高校通過其他商業性的活動來創收。
89後專制官僚體制的另一創舉是從政治上吸納高教體系的精英。通過入黨，提幹，特殊津貼，職稱評定，共產黨不僅控制了一大批教授學者，而且使高教系統的政治化程度大大提高。其後果之一是一個「自肥利益集團‘的出現。在中國的高校裡，當官的」學者教授」 在評高級職稱，獲獎，拿項目資助都是」近水樓臺先得月」。
這一專制官僚體制又善長搞「面子工程。」因此在所謂打造「世界第一流大學」的幌子下，各級政府對高教大力投資，搞「大躍進」。通過征地貸款，中國的高教體系的硬體有了飛躍的發展。現在，一般中國高校的硬體設施 （教室，辦公樓）不比西方差，甚至超過日本和臺灣。同時，政府又建立五花八門的獎勵，資助作為激勵機制。
但是，在專制和官僚的體制背景下，對高教的高昂投入無疑是創造了無數豐厚的「尋租」 機會。凡是有點權勢和會利用關係的人都會從這一源源不斷的」租金「流中猛撈一把。其後果是歷來被認為是清水衙門的中國高教系統已成腐敗的重災區。許多管基建的高校領導都因腐敗問題而入獄。當然，腐敗不僅限於基建。不透明和高度政治化的科研資助制度也製造了不少醜聞。前上海交大教授、博導、微電子學院院長陳進通過造假，自稱發明世界級的「漢芯一號」處理器，結果騙取了11億元科研經費並拿到了中國最高的多種學術榮譽。
高教「大躍進」的另一長期惡果是過去10多年的擴招。在1998年，中國高校招了100萬新生。在1999年，為了表面上降低失業率，政府猛招了160萬新生。現在，中國高校每年錄取600－700萬新生。這一短視的「大躍進」造成了教學質量大大下降，畢業生就業困難等許多問題。
可悲的是，中國政府在過去20多年中在其高教政策上屢犯戰略性錯誤的同時，許多該做的事卻不做。比如，中國高教體系的治理體制改革 （即該變政府官僚辦學管校的現狀），開放學術自由，和打破高教的國家壟斷是從本質上提升中國高教水平的舉措。但在這些方面，中國在過去20年中國不僅沒有進步，而且出現了倒退。
對高教質量最敏感又有能力「用腳投票」的中國富有階層已經開始「自救」。因此中國去美國自費留學生的數量近年來猛增，每年創新記錄（現在中國留學生佔美國外國留學生總數的百分之18，是第一位）。但是，這只是中國高校每年錄取的700－800萬 本科生與研究生百分之二都不到。同時，幾千萬中國的青年人成了現有高教體制的無辜犧牲品.
要結束這一中國的悲劇，只有徹底改變現有的專制官僚和國家壟斷體制。
中國是否能進行和完成這一歷史改革尚無人知。但是這裡有一個簡單的指標。即什麼時候中國的最高層次的政治精英的孩子們開始想法設法考進北大清華而並不是利用美國名校的勢利動機而擠入哈佛耶魯時，中國的高教就有希望了。
作者為美國克萊蒙麥肯納學院政治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