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上海市政府信訪辦的黑色鐵門,王林把滿腔的怒火撒向了丈夫陳剛，「不就是買了個房子嗎？現在，我被這個破房子搞得過的是什麼日子啊?」
激動的她，手一揚, 把帶來的便當狠狠地砸在信訪辦門口的水泥地上,橙色的果汁流了一地。甚至，她顧不上眼前正在走動的便衣警察，大聲喊話：「我現在什麼也沒有了，一無所有，要死就死，沒關係，我不怕，讓他們把我抓起來，我現在正愁沒錢吃飯。」
2011年10月30日，這是26歲的王林，人生中第一次上訪。與她一同前往上海人民廣場的，還有50多個並不相熟的人，他們共同的身份是上海市嘉定區綠地米蘭公寓和綠地秋霞坊的業主，而他們的訴求是，要求開發商—綠地集團退房或者償還差價。
在10月之前，王林和她的鄰居們還是幸福的買房者，雖然花光了大部分的積蓄，甚至舉家借債，但畢竟在上海，有了一間自己的房子。面對節節攀升的上海房價，王林堅定認為，相比其他投資，房子總是最保值的。
但是，讓他們意想不到，樓市調控這雙翻雲覆雨手，在自家房子上面使出了威力：今年9月底剛買的房子，單價還是每平方米15500元，到了10月，就變成了每平方米10500元，足足降了5000元。
王林算了一下，花了120多萬買進的78平方米的房子，半個月不到，就縮水近40萬，這得讓她和丈夫不吃不喝幹上三年。
這讓他們近乎崩潰，他們決定聯合起來「維權」。
退房！補錢！
綠地米蘭公寓的業主QQ群，成了這幫維權者的陣地。事實上，他們對於降價的察覺，也是從QQ群開始的：新加入QQ群的業主，房價是一個比一個低，最低的單價達到10500元；而越來越多的老業主，接到中介的電話，說現在有很多特價房。
「2萬塊錢，我不在乎，但乘以10，還不止這些，我沒有辦法不在乎了。」王林的丈夫陳剛，面對QQ群裡這些降價信息，坐不住了。
10月22日，這個在妻子看來不怕吃虧的溫和男人，決定和其他業主一道，為自己多付的幾十萬元，要求開發商同意按照5%房價退房，或者以現在10500元的單價退還他們多付的房款。
業主們更願意把行動定義為「維權」。10月22日、23日，100多名業主，或領著妻子，或牽著孩子，堵在了售樓處，打出了條幅：綠地，你還流著道德的血液嗎？
售樓處被他們「佔領」了，綠地的售樓員進不了售樓處。碰到前來問價的新客戶，這些業主們就忙不迭地向這些素不相識的人痛罵起開發商的「無良」。
米蘭公寓業主為降價「維權」，得到了2個地鐵站遠的兄弟樓盤—綠地秋霞坊業主的響應，他們組成了業主聯合隊，在一個星期內，多次拜訪了兩家售樓處，還跑到嘉定區房管局、上海市信訪辦。
沒有打砸搶，沒有過激行為，綠地「維權者」的前期活動收效甚微，不得不轉移戰場：10月29日上午，近200名業主，聚集在綠地公司位於長寧區中山公園的售樓處。
警察早有準備，在售樓處外拉起一圈黃色警戒線，綠地公司的工作人員躲入二樓。一樓，200多個業主橫七豎八地坐在售樓處大廳內，椅子不夠, 倚在沙盤上。
白底黑字的橫幅,「三世積蓄一日蒸發，綠地領導如何安心」、「退出外環求安家，黑心房企讓我們退無可退」，猶如一幅幅輓聯,掛在售樓處的大廳內。
見到聞風而來的記者，「維權者們」紛紛圍了上來。綠地米蘭公寓的業主盛宣，手一揮，頗有領導風範地對同行者說：「大家讓一讓，記者來了，跟記者說說你們的慘痛經歷。」
盛宣多次強調他們是最溫順的，「我們只是安靜地坐著，不打不砸，只想和平解決。」他們想見綠地集團的高層進行第二次談判—他們的第一次談判以失敗而告終。
傍晚時分，還不見綠地高層的身影，「最溫順」的業主們沉不住氣了，圍住在場的一位姓韓的工作人員和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法務代表。
韓自稱是綠地公司事業一部客服經理，但他沒有出示自己的工作證，也不願意透露自己的名字。兩名警察一左一右夾著韓，在業主們的包圍圈中，韓多數時候安靜地站著，雙手垂在身前，一言不發。
王林指著韓，盤問了半個多小時，「你能扛多久？公司付你多少錢？讓你甘心在這兒受人唾罵？」
而法務代表就像復讀機一樣重複著，「我們只能在合同範圍內辦事」，「你們可以走司法途徑」。
僵持持續到晚上１０點半，這些自稱「溫和」的業主，將售樓處變得一片狼藉，沙盤上一座座高樓被推倒，綠樹被拔起，被隨意丟在一邊，地上丟滿了撕碎了的樓盤宣傳彩頁。
在附近攬客的房產中介看來，綠地只是維權的人多，鬧得也不算凶，一路之隔的龍湖酈城售樓處鬧得更狠。
10月22日，龍湖酈城的業主們衝進了售樓處，在潔白的壁紙上，用黑色水性筆歪歪扭扭地寫滿了「龍湖，騙子」、「還我血汗錢」，「龍湖，滾」等字樣。
降價退房風波，並不只是發生在嘉定。
幾乎在同一時間，在上海浦東，４００多名中海御景熙岸的業主，還攻陷了中海公司位於國家開發銀行大廈的辦公室，高喊 「退房」、「退房」、「退房」，浦東新區建交委房屋管理處處長陳建軍不得不出面，安撫這些憤怒的業主。
蝸居
業主們的激動情緒不難理解。
他們大多生於19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沒有傲人的家世，衣著並不光鮮，手機也不夠炫。他們大多是在2005年之後來到上海，錯過了2001年以來房價回調的第一個低點。
在上海房價高企的今天，他們買的樓盤並不算好—位於上海西北市郊的嘉定區，外環和郊環之間的一片荒地裡，離昆山直線距離只有20多公里，比去趟上海人民廣場還要近。
從綠地米蘭公寓出發，王林要去市區上班，只能依靠地鐵11號線，綠地秋霞坊位於這條地鐵線的倒數第五站，米蘭公寓在倒數第三站，王林必須步行10分鐘到地鐵站，然後坐上１個半小時的地鐵到公司。
上班遠，沒有任何生活配套，而且要等到2012年才能拿到房子，但它的確是這批新移民為數不多的選擇，因為在當時的房地產市場，單價每平方米18000元的秋霞坊和15000元的米蘭公寓都稱得上是「廉價」的樓盤。
「維權」業主們對網民罵自己是投資客非常氣憤，他們稱自己只是工薪階層，是底層的老百姓。「這裡什麼都沒有，兩邊都是荒地，上海本地人都看不上這裡。」王林說。
新婚的王林來自江西一個縣城，在上海一家金融公司做客服。這個26歲的新上海人，塗著褪色的紫色指甲油，背著一個在海寧皮具城花100元買的仿皮包。最值錢的是，她手上戴著一個不大的鑽戒，這是她的婚戒，也是和陳剛結婚以來，最讓她滿意的地方。
32歲的盛宣老家在四川德陽，來上海已經七個年頭，一家食品公司的銷售，靠著自己的積累，還有父母、姐姐湊的錢，購買了綠地米蘭公寓一套單價15000元、78平方米的兩居室，首付一下付了37萬元。
在這些業主的講述裡，他們無一例外是剛需，要結婚，要生子，還要把父母接來生活。這是他們的第一套房，自己的積蓄不夠首付，或者啃老，或者向朋友借。在上海有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是他們共同的夢想。
他們的買房宣言很煽情，「我們懷揣著夢想來到了上海，我們每個人都默默無聞努力工作，我們期望能買得起房子，內環買不起，我們想中環，中環買不起，我們想外環，現在我們買了外環高速外的一個荒地裡豎起的一個期房，兩邊都是農田，住進去還不知道到哪兒買菜，但我們仍然選擇了，那是我們的夢想。」
王林搬家搬怕了，一年之內搬了三次家，最窘迫的一次，第二天房子就到期了，還沒有找到住的地方。
做夢都想著買房子的王林對陳剛說，「我死了都可以，你只要給我買套房子」。陳剛笑她，只要是房子，都覺得不錯。王林說，自己被房價漲怕了。
2008年年底，房市處於短暫的低谷期，王林還在北京，看上了北五環外一個叫「悅溪」的樓盤，時價8800每平方米，總價才60多萬元，她想買，當時還是男朋友的陳剛勸她，再等等，房價沒準還能再跌一點。當她2010年年底離開北京時，悅溪的單價已經超過２萬元。王林後悔極了，「要是當時買了，就賺了幾十萬了」。
2009到2010年，在中國的房市最瘋狂的兩年中，無論是北京上海，還是其他二線城市，房價一路狂飆，多個城市的漲幅超過了100％。 陳剛一直勸王林，再看一看，房價還會跌。結果王林一直看，房價越看越高，在看房和陳剛吵架中，房價一天天上漲，終於漲到王林這樣的新移民踮著腳也買不起的高度了。「有一陣子，我每天看到房價都是不一樣的價格，我當時要瘋了。」
王林一度也想，這麼租房也不錯，但在看到米蘭公寓的那一刻，又著魔了。雖然郊區，但是環境還不錯，又有地鐵線，她看中了一套78平方米、總價120萬的兩居室。售樓員蠱惑王林，只剩兩套，再不買就沒了。
陳剛仍然勸王林再想想，房價沒準會跌。王林害怕，她怕再等等，房子又漲了，又沒了。王林向父母借了10萬元，陳剛也向朋友借了點，加上兩人的積蓄，總算湊夠了首付。
2011年9月，簽合同的那天，她跟老公說：「好高興，終於有自己的家了，盼了這麼多年，我的夢想終於實現了。」
回想起買房的那天，王林笑了起來，眼睛瞇成了一條線。
幻滅
但是，王林的幸福感很快戛然而止。
國慶黃金週剛過，史上最嚴厲的樓市調控終於見效，過去兩年內一直在漲的房價繃不住了，北京通州的京貿國際城單價從最高點26000元的單價跌到 14500元，全國八成城市的成交量出現了同比下跌，其中8個城市的同比跌幅達到50%以上。眼看金九銀十要慘淡收場, 那些資金緊缺、年底銷售目標難完成的開發商開始悄然降價。
王林激動地給米蘭的銷售經理打了個電話，說要到樓頂上來，抱著他一起跳下去，一起去死。
對這些小業主而言，幾乎賠掉了他們的首付，這是他們所有的積蓄，他們想不通，也不甘心。
盛宣認為是房價不停地漲，逼得他不得不買，「我們全家人的血汗買的房子，一夜之間變成我們倒欠銀行了，」盛宣說，「我支持房價調控，希望降價，誰都想買便宜的，但要尊重我們這些小老百姓的感受！」
早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的房價下跌聲中，都伴隨著業主們的退房潮。這一次也不例外，業主們不打算認賭服輸。
綠地公司的態度很明確，在合同約定的範圍內解決溝通問題，業主提出的退房和補償現在沒有辦法做到。
業主們的舉動也不被外界所認同，輿論大多指責維權者契約精神缺失。有網友甚至揶揄說：房子漲價，他們是不是要還錢給開發商？
維權的業主們滿心委屈，他們認為網上的報導都是負面的、不負責任的。
綠地秋霞坊的業主代表之一週文，試圖為他們的行動去金錢化，試圖扭轉被公眾質疑「因降價而退房」的形象。
他甚至表示，秋霞坊的業主對降價沒有任何異議，大部分業主是剛需，對價格不那麼敏感，降價不是大家退房的主要原因，而是對綠地存在的很多違規行為產生了質疑。「它的價格高也好，低也好，我們都理解是市場行為，跟我們沒有關係。就算它漲價，我也要退房。」周文說。
周文為退房去金錢化的努力不怎麼成功，更多的業主在乎的是自己的血汗錢，有維權業主說到父母賣掉的那套房子湊的首付一夜之間沒有了，失聲痛哭。
直到房價下跌的那一刻，學法律的周文和其他業主們才把那份長達37頁的購房合同拿出來，重新細細研讀，試圖找出缺口—開發商只蓋了合同章，沒有法人代表的簽字；合同條款規定的違約金開發商是５％，購房人士20％，這是不公平的合同。而在簽訂這份人生中最重要的合同之初，這些年輕的業主甚至沒來得及讀完它。
雖然周文堅稱合同在法律上是無效的，但維權的業主們用盡了一切可能的辦法—除了走司法途徑。
沒有業主願意打官司，他們的解釋是，為了買房，欠了外債，又要還貸，又要租房，還要上班，沒有那麼多精力，也沒有錢請律師。
和業主們截然相反的是，綠地公司一點也不怕打官司，他們的態度很明確，業主的要求沒有辦法做到，如果不能協商一致，就要通過司法途徑解決。
上海市協力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建築房產中心主任周月萍律師，從事建築與房地產法律問題研究和實踐十幾年。在她的記憶中，極少有業主的退房訴求能獲得法院支持，「除非購房合同上買賣雙方有約定，在房價下跌時可以退房或者退款補償。否則，業主的這種訴求缺乏合同依據。簽定合同就是為了嚴格履行的，如果簽一份合同，隨時可能被撕毀，不僅僅破壞了交易秩序，也會讓每個人產生不安全感。這無疑背離了現代社會的法治和契約精神。」
和綠地公司協商不成，業主們只能抓住政府這根稻草，幾乎所有的業主都期盼著政府能出面協調。
「這是政府的責任，房價高是政府的責任，」盛宣說，「希望政府救救我們，幫幫我們。」
政府出面有時也真有效。浦東交建委出面協調後，中海御景熙岸宣布暫停降價銷售。但綠地的老業主們沒有前者幸運。10月28日，他們聽到了上海市政府新聞發言人徐威的最新說法:如果在合同執行中發生矛盾糾紛，雙方當事人應該按照合同約定，協商解決。如果協商不成，可以通過司法途徑解決。
等待
不願意進法院的業主們，一週之內，兩次進了上海市政府信訪辦的大門。
王林在門口外面徘徊了許久，這個高樓鐵門站滿了武警的信訪辦，讓她感到害怕。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甚至沒有和警察打交道的經驗，就更不會明白，信訪意味著無盡的等待。
10月30日，第二次信訪未果後，沉不住氣的業主們步行到１００米外的上海市政府的大門前，站成一排，嚷嚷著要見市長。
不出１０秒鐘，警察迅速趕到，推搡中，一位年輕的母親被警車帶走了，等她丈夫和孩子趕來時，這個孩子的母親已經不見了。
四下散去的業主們三三兩兩，在萊福斯廣場地下一層坐下，商量著如何把孩子的母親保出來。除了陪孩子父親去派出所門口等著，他們沒有更好的對策。
維權業主們陷入了一陣沉默。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開發商不肯退房，也不肯補償；來政府上訪鬧出了事；輿論不站在他們一邊，法律上，退房者也很難得到支持。
王林還在和先生吵架，陳剛責怪王林當初買房的決定，王林氣急了會說要離婚，不想過了。
「買這個房子,是我這輩子最後悔的一件事。」曾經寄託了王林無數夢想的房子，如今就像釘子一樣深深地紮在她的心裏。
中國的房市，詭異得連經濟學家們也跌碎了一地眼鏡，更何況這些年輕人。他們誤以為，中國的房市只漲不跌，只賺不賠。他們不知道未來的路怎麼走，儘管都表示不會放棄，但聽起來已經底氣不足。
這樣的場景，在房產律師周月萍眼前，早已不陌生。
這位經歷了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１年３次退房潮的律師，所遇到的最黑色幽默的一次退房訴訟，是發生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間。當二審判決業主們的退房訴訟敗訴時，周月萍回憶說：「業主們反而高興起來，因為那時房價又突然回暖上漲了。」（部分受訪者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