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郎咸平上個月在瀋陽講演提到2010年中國各項「鐵公基」佔GDP高達70%，與蘇聯垮臺前軍工業佔GDP70%極其相似。（看中國配圖）
嚴防敵對勢力利用經濟數據
國家統計局與央行的兩名官員因泄密被判刑是個不太為外界關注的消息，更何況兩位官員位階較低（副處級），將未公布的統計數據泄露給券商。券商在民眾心目中的形象很壞，因此，案件的事主也難以得到民眾同情。在多數涉及國家經濟數據的官員看來，兩位涉案人員被判處的刑罰（五年與六年）並不算重。不過，這兩宗性質相同的案件卻是新近改中央綜治委之名為綜管委的重要參照案件。
可靠消息來源說：由綜管委主任、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簽批、國家保密局系統下發的緊急密電，已經傳達到各省重要經濟單位，以及省級經濟研究機構和社會輿論監控中心。密電要求被通知單位：「務必嚴防國內外敵對勢力利用經濟數據和重要經濟動向，擴散‘中國經濟崩潰論’的惡意行為。各有關單位要從對黨和國家生死存亡負責任的高度來看問題。」
私企業主憂國家政治前景
隨著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慢、中小企業融資困難加劇、高利貸已實質牽涉到銀行信貸資金安全之三大問題顯性化，國際上關於「中國經濟崩潰」的觀點大有復現一九九○年代中後期的趨勢。比如，被稱為「末日博士」的全球經濟諮詢專家魯比尼最近公開說：「中國致力於提振經濟成長，但在二○一三或二○一四年很可能發生硬著陸。」硬著陸雖然不等於直接的經濟崩潰，但會帶來許多社會問題。有些跡象已經出現，如上海樓市價格下行引發了此前一些付高價買樓業主的抗議。
中共越來越難以協調經濟增長與社會公平之間的平衡，到經濟高危時期，各種問題均會指向政治腐敗。上海業主抗議表面看是無理取鬧，但本質問題是業主在此前忍受了開發中的腐敗成本向他們分攤的部分，而現在樓市趨冷，他們的資產貶值，原來的忍耐就變成了現在的抗議。
「如果在經濟難點引發社會高度不滿的同時，又有人鼓吹‘中國經濟崩潰論’，很可能讓全社會的挫折感被極度放大。最後，群眾均產生‘過不下去了’與‘不願過了’的情緒，這兩種情緒匯合後必然導致毀滅性的社會崩潰。」這是中央綜管委一位副主任（正部級）內部講話所表露出的憂慮。這個內部講話與上述的緊急密電下發不到一週後，就傳到了密電接受單位。
整個社會對經濟前景的憂慮更本質地是對政治制度前景的憂慮。在經濟發達的珠三角與長三角地區，目前出現了「假破產，真移民」的浪潮──在那些業績不錯的中小企業主當中，有不少人突然中斷經營，將企業納入破產程序，而在正式申請破產前已將絕大部分資產轉移到歐美或東南亞。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變換說法
「中國經濟崩潰」進而是社會解體不是新的說法，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有之，就是今年早些時候也有。比如，著名國際環保組織「探索國際」的創始人勞倫斯‧所羅門，在今年初發表文章於加拿大《全國郵報》，指出：「像前蘇聯一樣，在很大程度上，中國的繁榮是虛幻的，隨時可能崩潰。」彼時，社科院的一份內部資料刊登了這篇文章的摘要譯文，但是，中宣部下令馬上收回該期資料，絕不允許該文在知識份子當中流傳，更不允許通俗經濟讀物轉刊。
中央財經大學的一位教授在接受採訪時，曾表示「中國地方政府超額負債與中央政府超發巨量貨幣，必然會導致重大經濟危機」。這種說法遭到了院方的批評，以至於這位教授火急給媒體打電話，要求將此段內容改為「中國地方負債纍纍，發生經濟危機不是不可能」。
「政府」字眼被有意刪去，「必然」也換成了「不是不可能」。可以預見，隨著經濟危機的到來，言論環境會進一步惡化，藉助國家機密之名限制對經濟運行實況的分析，也將成為政治控制手段。一個典型的現象是：關於地方債規模的說法越來越混亂，竟然有十點七萬億、十三萬億、十五萬億諸種說法。
經濟數據受政治過渡期影響
北京一位民間經濟學家在得知綜管委緊急密電的消息後，指出：政府想控制經濟崩潰論的擴散，但更大的問題是政府根本就不瞭解經濟和社會的實情，因此，其控制必然是盲目的。「末日博士」魯比尼已經預見到這點，儘管他沒很直白地指出。在發布中國經濟將硬著陸的研究報告時，他說：北京當局正在「確保微妙的政治過渡期不至於受累於經濟下滑」。
他說的「微妙的政治過渡期」，是指從現在到中共十八大召開這段一年左右的時間。正如珠三角與長三角的中小企業老闆「假破產，真移民」一樣，現任九位政治局常委中的七人要求獲得安全的政治退出路徑，因此，才緊急下令防止「中國經濟崩潰論」的擴散。
(原標題：高層禁談經濟崩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