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我是駐紮×省×部隊坦克師二團的一個搞宣傳的幹部。一九七三年接到上級命令去到魯西南地區一個縣「支左」。這期間社會上的「文革」已經相對平穩，呼殺喊打聲稀稀落落，清隊的狂潮也過去了。我們的任務大多是解決前五年動亂時期遺留的各種問題。
這個縣地處當年水泊梁山的舊址，縣招待所傳說是宋江的烏龍院，還有一個殘破的塔，也是那時遺物。我們「支左」人員總共一百零八員，和梁山好漢一百零八將正好巧合。我們笑了，說一百零八將回梁山來了。誰不想看看《水滸傳》裡的水泊梁山?出發時的心情相當愉快。
可沒想到，這八百年前草莽英豪奔突出沒之地，至今依然十分荒僻。地處黃河邊，一片鹽鹼地。頭年大水氾濫留下的淤泥，春天又旱得滿地大碎泥片子，柳樹芽子沒躥出葉兒就干死在枝上了。真荒涼呀！地貌也不對，完全不是《水滸傳》裡所描寫的崇山峻嶺，不過一個個小山包兒。可這裡的人還是那股子勁兒，大襟在前頭一挽，腰帶一扎，懷裡揣著狗肉和酒，隨便坐在哪兒就吃狗肉，豪飲，性子也很極蠻。有一家子打架，兒子拿銑一下削掉他老爹半個腦袋——我就處理過這事。「文革」初期兩派武鬥便往死處干了。我們住在縣城裡，為了工作便利，我作為軍代表進了縣革委領導班子，臨時當一名常委。沒過幾天，大批含冤告狀的就找上門來。有的冤案叫你想都想不出來，過去不是有本《今古奇觀》嗎?我看有的事完全可以續進去。
一天，我在宿舍裡，一個挺瘦的人，戴一副圓眼鏡，進門趴在地上就給我叩頭。我問他幹什麼？他說：「你要想給俺解決問題，俺就說；你要也想應付俺，就明說在先，俺扭頭就走，這個頭就算白給你叩了。」
好一個有性格的人!我說：「每一件事我都會認真對待，怎麼能應付你。」
他說：「我這事難辦。」
我說：「我不怕難辦，只要你說真話。」
他拿一雙灰眼珠緊盯著瞅了瞅我，坐在凳上給我講了一樁曠古罕聞的奇冤。我聽罷就知真冤。我必須先講過這件事才能說為什麼真冤——
這人姓李，在離縣城三四十里路、緊挨著潘金蓮老家的一個公社小學，當語文教師。此人善講故事；無論聽來的還是從書上看來的故事，全能記住，裝滿一肚子。張口就來，很少重樣兒。他屬於那種在課堂上隨意發揮的老師，課講得活，趣味橫生，學生們都喜歡聽他的課。聽他講課時生怕聽到下課鈴。你知道，小孩子們上學都是最愛聽到下課鈴的。你想想這人的故事多有魅力！
六五年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也是「文革」的前身了，人們爭著要表達對「毛主席」的忠誠，便回過頭來，翻箱倒櫃，查找有哪些對「毛主席」不忠的人和事。反右派時各單位抓右派，都是從上邊下比例數的，按人員比例定右派。從那以後，一搞運動，不揪出人算沒成績，慚漸發展得揪出的人愈多成績愈大，於是學校裡就一轟而起找起來，上上下下一同回憶。這位李老師性情急躁，得罪過一些同事。有位教師提出，一次他聽李老師講過，毛主席當年在瀏陽被白軍追得趴在水溝裡藏身，這是赤裸裸誣蔑毛主席。偉大領袖怎麼會被敵人追得趴在田間水溝裡藏身，故意歪曲「毛主席」的偉大形象!馬上翻遍學生們的書本，查看聽課記錄，終於在一個學生的語文課本裡找到當時聽這故事時記下的一行字：「毛主席藏身水溝，擺脫敵人尾追的機警故事」。證據確鑿，這就以「特大現行反革命案」上報縣委。馬上縣公安局來人把他捕走。他不服呀！他說：「我講這個故事是為了說明毛主席膽略過人，機警智謀，我是真心歌頌毛主席呀！再說這故事又不是我瞎編的，是從書上看來的。」公安局叫他說出是哪本書，他卻怎麼也想不起來了。沒有根據，就是他編的，這是抵賴和頑抗!很快，很簡單，判他八年刑，打入監獄。
他老婆是個鄉下女人，跟他結婚一年多，有六個月的身孕，帶著大肚子探監時，他跟這鄉下女人說：「八年的日子可不算短了，你要受不住，跟俺離了，俺也決不怨你。可是得實話對你說，俺決沒坑害你，那故事確確實實是俺從書本上看來的呀……」這女人轉身就跑到縣裡喊冤叫屈。縣領導說：「你去找，只要你找到這根據，我們就放人！」
鄉下女人心實，把這話揣在肚子裡，就四處找開了。這時，「文革」已經開始了，縣城的小書店裡除去毛主席著作，別的書全沒有；圖書館也封閉了。她找到圖書館員，求他。圖書館員哪有膽量去揭封條，散佈封資修呀。他是縣城看書最多的人，可他也沒讀過這麼一個故事。這女人就到處去找書，找不到書就拾印字的紙，從紙上找。她不識字，拾到紙便請親友或小學生給她念，聽聽有沒有那故事。有時拾一塊當時印的「文革」小報，也拿去請人看。她一個生活在窮鄉僻壤的婦女，沒文化，哪知世界上究竟有多少書，文字裡究竟都是些什麼。當人念到什麼科技的、政治的、文化的那些古怪難懂的話，她一動不動站在一邊傻聽，傻等，等那故事的出現。有人看煩了，草草掃一眼，就說：「沒有了。」她也信，再去找。有人勸她：「你靠揀紙，哪能揀到那故事，你又不認字，天底下那麼多帶字的紙，你哪能都拾來？」可誰也說不動這女人，她依然天天提個破籃子在街上拾。只要發現一塊帶宇的紙，就如獲至寶。別人手裡有張帶字的紙，求不到手，也要請人念給她紙上寫著的是什麼，人家要是不肯，她就跪下來求人念給她。甚至連在茅房發現一張有字的紙也揀出來，涮乾淨叫人看。天天拾，天天求人念，天天找不著。天天早上的希望在晚間破滅，但她從不灰心。她堅信那故事不是她爺們兒編的，堅信早晚一天能找到這個故事。這麼久了，自然有點瘋瘋癲癲。
孩子小時，她背著孩子拾；孩子大了，她領著孩子拾。拾到的紙，不是，就賣掉餬口。那時，水泊梁山方圓百裡的人都見過這麼一個帶著孩子拾廢紙的半瘋的女人，都見過她那雙總是東張西望卻空茫茫的眼睛，都見過她始終提著的那裝滿爛紙的破草籃，但未必都知道她決非拾紙度日，而是為了一個輝煌的願望——救夫。
一年到頭，春夏秋冬，雨雪風寒，從沒有停過一天。她整整拾了七八年紙，可是在她爺們兒刑滿前半年的一天夜裡，灶膛裡的火，引著了她堆滿屋角的廢紙，著了大火。這女人和孩子活活被燒死了。
李老師在獄裡聽到消息，自己也不想活了，幾次自殺都沒成。那種縣城的監獄一無所有，一是因為窮，二是怕犯人拿什麼東西自殺。連吃飯用的碗，使完跟著就要走，怕犯人摔碎後使碗片割脖子。有一次，他去上廁所，看見茅房地上有根麻繩，就拴在房樑上，再兩手抓住房樑把身體拉上去，套住脖子，一鬆手想吊死。可是麻繩糟了，「啪」地斷了，一個馬趴摔在地上，摔得他眼冒金星，但當他定住神再瞧，出現了奇蹟，有張油印的紙片就在眼前地上，上邊正印著要他命的那個故事，簡直不可思議!真比小說編的還巧，還絕，這才叫「天無絕人之路」呢。你不信嗎？這是真事呀！這紙片破爛不堪，故事斷斷續續，是：「……追他的人大喊起來：‘跑了，跑了!’……毛澤東同志急忙走下嶺，躺在一個水溝裡……。」雖然不全，但是可以拿它證明那故事並非是他編造的了。他拿著這紙片衝出茅房，又喊又叫：「找著文了！我的冤平了！」興奮地一蹦一蹦，躥得老高。看守以為他瘋了，把他鎖進牢房，他捧著那紙片大笑，然後又大哭，肯定想起他白白拾了七八年紙卻沒等到這一天的那個可憐的鄉下女人，還有那糊里糊塗被燒死的兒子。
他寫了一份申訴，連同這紙片遞上去，心想就等著平反雪冤，出獄了。可沒過幾夫，縣裡說這紙片是油印品，仍然沒來源和出處，不能作為依據，把他的申訴駁回了。但這次他非但沒絕望，反而更有信心。有這紙片，遲早會找到這故事。有一陣子，他在監獄裡忽然害怕是自己真的記錯了，怕這故事並不是看來的，而是誰瞎謅講繪他的，那就永遠無招無對。現在這個可怕的疑心病不再折磨他了。心裏有了光。
他來找我這天，是他刑滿八年剛被放出來不久，案並沒翻。小學校因為他是服過刑的反革命，拒絕他回校工作，沒有工資，自然也沒有路費去大地方找那本書，那故事。他無家無業，子然一身。窮得穿一件單褂，經不住春寒，直打哆嗦。
聽完他的經歷，我說：「你回去吧，這事我可以給你解決。」
他見我這樣乾脆的回答，不信。彷彿有打發他之嫌，可是他萬萬沒料到，他碰巧了——這故事我讀過，我知道在哪本書上。我熱乎乎覺得自己完全有力量，把壓在他背上八年而至今猶在的巨石推掉。
第二天，我到縣革委調他的案卷看了。他所說的完全真實，於是在縣革委會上把事情擺出來。有人說：「這人就是怎麼治也治不服他。」
我說：「法律不治人的性格。這故事絕對有，判刑，冤了，一定要平反!」
我是軍代表，有權威性，他們不好反駁我，可他們默不作聲，不表態。我挺有氣，當即要一輛車回部隊，把這本書拿來，放在縣革委會桌上給他們看——
一本紫紅色封皮的革命回憶錄，文革前解放軍文藝社出版，書名叫作《秋收起義和我軍初創時期》。打開書，其中一篇就是這故事《瀏陽遇險》，作者是謝覺哉。寫的是毛澤東在一次赴江西根據地途中，路經瀏陽，為了擺脫白軍追趕，機警地藏身水溝而安然脫險的一段往事。
當時縣革委的頭頭們看著這書都征住，沒話。只有一個自言自語說：「怎麼謝老會寫這篇東西?」
一個山村教師，就因為講了這篇歌頤「毛主席」的故事，被當作反對「毛主席」而坐牢八年，家破人亡，這難道不是一樁千古罕聞的奇冤？我緊盯住這案子不放鬆，很快給他平反了結。那天，李老師跑到我家來，趴在地上，又給我叩個頭，這個頭叩得卻是有板有眼呵，如謝救命思人。我當時倍感惶惑，我不過正巧也看過這故事罷了，我又何德何能接受這個大不幸者叩的這個頭呢?我沉默良久，不知講什麼，只說：「是呵，是呵……。」
隨後，他請求我把這本致使他妻死子喪、坐牢八年的書送繪他。我知道這本書在他生命中的重量，沉甸甸放在他一雙顫抖的手中。事後我聽說，他把這本書燒了，將紙灰灑在妻子的墳上。大概企望他那苦命的鄉下女人的亡魂從此獲得安寧吧!
李老師的冤案一翻，找我告狀，求我平反的人，天天堵滿我的門口。後來我復員回到老家安徽，省委調我到岳西地區去搞落實政策，真沒想到那個小小縣城裡，冤案也是堆積如山。含冤抱屈的人都是連夜排隊找我，從我來到我走，也沒間斷。而且再沒一個和李老師那案子一樣容易辦。各種稀奇古怪的冤案很難插進手，插進去就把你的手纏住。我才知道，憑我個人力量，無力解決這時代創造的無比巨大的悲劇。我每天只睡幾小時的覺，凡可能解決的就決不放過；難以解決的，我回去時一一向省委組織部門作了匯報。
以我的感受，大人物的經歷不管多悲慘，也不能和小百姓們相比。大人物的冤枉總容易解決，小百姓們如果沒碰對了人，碰巧了機會，也許很難得到命運的晴天，就像梁山的李老師正好碰上我讀過使他冤屈的故事那樣。我想，至今天下還有多少人含冤未平，無論是活著還是已經死去的？
人民的經歷，才是時代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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