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十三陵有一個怪現象，這就是除思陵外，明十三陵中的其他十二陵雖然都是明朝時建造的，但是每座陵都有一座當時沒有鐫刻文字的石碑，人們稱之為「無字碑」。
這些石碑為什麼當時不刻文字呢？歷史文獻沒有詳細記載其原因。清朝乾隆皇帝覺得此事蹊蹺，在他御製的《哀明陵三十韻》中提出了疑問。他說：「明諸陵，唯長陵有聖德神功碑文，余具有碑無字。檢查諸書，唯徐干學《讀禮通考》載，唐乾陵有大碑，無一字，不知何謂？而明諸陵效之，竟以為例，實不可解也。」
其實，乾隆皇帝沒有注意到，不僅十三陵中，獻、景、裕、茂、泰、康、永、昭、定、慶、德十一陵有無字的神功聖德碑，長陵院內的一座聖績碑也是沒有字的。而且，各陵無字碑的形成原因也並非是不解之謎。
仔細分析，我們會發現，各陵無字碑的形成是有不同原因的。
獻、景、裕、茂、泰、康六陵陵前原來沒有神功聖德碑及碑亭，長陵第一進院落內也沒有聖績碑及碑亭。嘉靖十六年（1537年）七月，世宗召大學士夏言等面諭：「前在陵工曾諭卿，獨長陵有功德碑而六陵未有，無以彰顯功德，今宜增立，示所司行。」但是，只為六陵增建神功聖德碑，世宗覺得還沒有完全展示出他這位出身於興王世子、帝系旁支的帝王對祖先的尊崇和孝思心理，又下令在長陵陵宮內為成祖修建了聖績碑亭及石碑。
豎碑的目的自然是為了彰顯功德，彰顯功德自然要通過對功德的陳述文字來表達。所以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五月，六陵碑亭及長陵這座碑亭剛剛落成，禮部尚書嚴嵩就上奏說：「查得成祖文皇帝聖德神功碑文乃仁宗昭皇帝御撰，今長陵等陵碑文，伏請皇上親御宸翰制文，鐫石以記述列聖功德，垂示於萬萬世。」嚴嵩的請求是符合明代帝陵碑文撰寫原則的。因為，早在朱元璋撰寫皇陵碑碑文時就說過「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恐不足為後世子孫戒」，所以，他廢掉了洪武二年（1369年）翰林學士危素撰寫的皇陵碑文，於洪武十一年（1378年）四月「親制文，命江陰侯吳良督工刻之。」此後諸帝以此為定制，成祖朱棣撰寫了孝陵神功聖德碑文，仁宗朱高熾撰寫了長陵神功聖德碑文，帝陵功德碑文出自嗣帝之筆便成了明朝後世帝王遵守的定則。基於這個原因，世宗將興獻王墳升格為顯陵，在顯陵陵前建造睿功聖德碑亭，其睿功聖德碑的碑文就是世宗親自撰寫的。
世宗皇帝既然為父陵撰寫了睿功聖德碑文，則新建的長、獻、景、裕、茂、泰、康七陵碑文自然也應該由世宗撰寫。但奇怪的是，碑文一事卻始終不見下文，各碑竟都成了「無字碑」。
有人推測，這是因為世宗認為碑上無字，可以表示祖先功德無量。也有人認為，世宗迷通道教，莊老之學的「無為而治」導致了世宗認為無字之碑較之有字之碑在等級上更高一籌，是更高、更偉大的意境表現。
顯然，這些推理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世宗如果那樣以為，為什麼不在顯陵前面也立一通無字碑呢？又何必勞心費力撰寫碑文，而使父陵石碑降下一等呢？
那麼，會不會世宗原來就想在七陵分別立個無字陵，無字碑的豎立，只是取「彰顯功德」的象徵意義呢？其實，這種可能性也不存在。因為，如果是這樣，嚴嵩就不會奏請世宗撰寫七陵碑文了。而且，這種「彰顯功德」的方式，如果說對長陵以外其餘六陵尚可敷衍的話，那麼，對長陵來說便是毫無意義了。因為，長陵早已立有神功聖德碑，而且碑上是有文字的。
顯然，七陵碑沒有文字的結果並不符合世宗立碑的初衷。那麼，合理的解釋只能是世宗立碑本意是要刻字的，但後因碑文的撰寫存在著難以解決的問題，才不得不擱筆不寫。
那麼，對世宗來說撰寫七陵列聖碑文難在哪呢？
首先，是難在仁宗撰寫的長陵神功聖德碑文早已赫然鐫刻在長陵神道上的神功聖德碑上，且文長3000餘字，將明成祖一生的「功德」推崇到了極點。世宗要撰寫出在頌詞的水準上超出仁宗的碑文來實在是太難了。而且，新立一碑，文字、文意都要有新的創意，否則後世如何看待這一碑文呢？
其次，世宗要撰寫七陵碑文遇到的另一個難題，就是世宗對獻、景、裕、茂等陵的墓主情況缺少生動而有感受的資料。雖然，宮中有諸皇帝的《實錄》，也有奏章檔案材料，但是要在堆積如山的案卷中查閱，皇帝為一國之君，哪有這個時間？況且《實錄》系儒臣編纂，御製碑文反以儒臣之文為據，這是否也有「不足為後世子孫戒」之嫌呢？況且，各帝政績不一。仁、宣二宗政績明顯，為其撰文，可以大抒一番；而英宗則先是寵宦官，喪師土木堡，被瓦剌俘虜，丟盡顏面，後則兄弟反目成仇，發動政變。為這樣的皇帝撰文，不僅難以找出真正的「功德」去彰顯，而且還要在文字上做些手腳，「為尊者諱」。所有這一切，不能不說是困擾世宗撰寫碑文的又一難題。
故此，七陵碑文，世宗由想寫而未寫，確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既然七陵石碑都是無字的，後來的永、昭、定、慶、德五陵遂沿用以為制，均在陵前建造了無字的神功聖德碑和碑亭，也就造成了明朝十三陵中的十二陵均有一通「無字碑」的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