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釵》是一部平庸且缺乏誠意的作品。(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和身邊不少朋友一樣，我在看金陵十三釵的時候流淚了。但這並不能作為電影評價的標準。因為作為一個淚點很低的人，這樣的情形同樣發生在《唐山大地震》等等其他國產商業悲情電影裡面，甚至，作為情感被成功規訓的國民，甚至在看央視晚會時候，我一聽倪萍阿姨動情描述好人好事都會有淚腺感應，所以，流淚也不能阻止我的理性判斷：這是張藝謀近年難得的好作品，同時也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平庸之作，甚至如果嚴苛的說，是平庸且缺乏誠意的作品。
有眾多事實在證偽這個判斷：首先，電影醞釀時間很長，雖然可能比不上斯皮爾伯格十年醞釀《辛德勒名單》的精彫細琢，但在寸秒寸金的「印象」系列遍地開花的中國，身為頭牌導演，三年的時間對張藝謀來說，已經可以算很有誠意了。其次，對細節之追求也讓人嘖舌：一首插曲據說花了張藝謀御用作曲家數年心血，為把新丁大學生培訓成風華絕代的秦淮名妓，一群人足足訓練的兩個月，甚至要通過「自摸」感受身體之美，更不用說用據說很貴很貴的各種高科技團隊打造戰爭特效，冒政治不正確的風險使用洋人影帝了。更能有力反駁我這個觀點的是張藝謀本身：在經歷過《活著》被禁而投身商業爛片創作之後，張導演居然能夠重拾人道主義話語，把國軍教堂洋人乃至妓女等等都打上聖潔的光......要知道，這是在中國，想想第五代導演出道時候拍的《一個和八個》時候發生的波折，想想那些審劇本時候編輯導演們遭受的痛苦，這部電影難道不是中國電影的偉大歷史大進步？
可是，當這些用盡渾身力氣的所謂「誠意」放置於「南京大屠殺」這場民族苦難的時候，上述種種「誠意」，就顯得格外荒誕。這種荒誕性，在於整個社會，包括張藝謀自己，甚至原作者，改編者，以及我們這些流淚的看客：沒有真正理性反思苦難，卻開始用消費的方式對待苦難，用所謂「誠意」助推苦難題材去套現商業價值。當人們津津樂道於風情美艷、場面精緻，當媒體不斷渲染一天破億的商業奇蹟的時候，關於苦難，關於苦難中的人性，就被一種極其膚淺的方式消費掉、打發掉了。
南京大屠殺和奧斯維辛集中營一樣，都是上個世紀世界最慘痛的人類劫難。但是如果對比奧斯維辛，對比由奧斯維辛引發的對大屠殺、種族滅絕這種絕對之惡的哲學反思和由此形成的社會共識，南京大屠殺這一至今還在我們民族身上流血的眾多傷口之一，實際上並沒有得到過真正的正視和反思。我們對於苦難的記憶模糊，理解輕浮且閃爍其詞——包括大屠殺，也包括綿延百年來發生的種種天災人禍，無論是曾經的南京還是曾經的長春，不管是戰爭，還是屠殺，或者飢荒，我們的記憶常常是含混的，價值評判甚至會隨著某種需要而隨時作出調整。這一切都消解著苦難的苦澀與嚴肅，都有意無意迴避了對苦難真正的思考的評判，實際上也拒絕了向死而生、立足苦難建設當下的可能。
這樣一個普遍對曾經的苦難輕飄不定、輕描淡寫的社會，冒出一些消費苦難、直奔票房的導演，也就不那麼奇怪了。片子引起國際輿論界普遍批評和片商的不買賬，卻在國內輕鬆過億，同樣也不足為奇。
這樣一部電影，絕不僅僅是張藝謀一個人的問題，而是共謀的結果。之所以說「共謀」，是因為從嚴歌苓的原著到產生原著的社會土壤，從觀眾到媒體，從歷史教科書到大中華區域網，實際上都在為《金陵十三釵》完成這副柔美的玩世現實主義拼圖提供了碎片。
而作為拼圖完成者，張藝謀悲劇性地陷入一種悖論之中，他越是技術嫻熟地完成一個個橋段、一幅幅美景，完成最棒的戰爭場面，情色挑逗，人性轉折，他距離苦難的距離就越遠，對待苦難的態度就越缺乏真誠。而那些所謂突破，實際上在彰顯我們身處的社會與一個正常社會的距離：同樣是人倫底線，一個清晰，一個模糊；同樣是苦難和至惡，一個用來反思，一個用來消費……
我想，與張藝謀，與當下的中國導演和藝術家，如果不能正視苦難，或者沒有正視苦難的機會，起碼要學會一點必要的克制，不去消費苦難。而對於中國社會而言，不完成對苦難的反思，不正視自己那些尚在流血的傷口，不直面絕對黑色的痛苦——無論是何人施與，也難有真正良善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