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誕生以來的數十萬年間，或者人類社會自一萬餘年前形成以來，專制現象其實只是一個短期現象。不論是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一書中描述「以原始形態流行而在許多文明國家中受到壓抑的民主政治」，還是馬克思筆下的「原始共產主義」，都共同認為專制只是最近3000多年才出現的社會現象。
在人類3000年專制史中，出現了數不清的暴君。通常人們把暴君視作專制政治的高級代表，但如果觀察古今中外的暴君現象，可以發現，幾乎每一個暴君，都是以天下為敵的，包括與其滋生於其中的那個專制體制，也相互仇視著。與其說暴君是專制制度的代表，不如說是所有制度的仇人。
人類歷史上最著名的暴君之一，可算公元初年羅馬帝國的皇帝尼祿。本來羅馬進入專制時代以後，整個社會和政治還算均衡，但尼祿的老媽為了權力弒君，尼祿又為了權力殺了老媽和兄長，再後來他殺掉了大批元老院議員、軍方將領和近臣，於是身為體制最高代表的尼祿，最終與整個體制為敵。據說他曾為了擴建宮殿，教唆手下縱火焚燬了整個羅馬城。
尼祿身後200年間，羅馬帝國出了一系列的暴君，都是屠戮統治集團的高手。康茂德讓元老院血流成河，卡拉卡拉把家族親友殺得精光，馬克西穆斯則以名流顯貴為敵，擅長搜刮地方和富人的財富。
所以，如果說專制制度是人民公敵的話，獨裁暴君可謂天下公敵。本來不論是民主制度，還是專制制度，作為一種制度，在權力結構與利益分享上有它自身的規則和均衡結構。而暴君的出現，則將規則和均衡破壞掉，這就不奇怪為何清算獨裁暴君的力量，多數源於統治集團內部。比如尼祿被逼自殺，康茂德被摁死在浴池裡，卡拉卡拉和馬克西穆斯被禁衛軍殺死。
暴君除了被推翻或被殺掉以外，還有一種結局則是「暴亡」。暴君哪怕是正常死亡，但由於其政治操作特點，往往在瀕死前秘而不宣，死亡後秘不發喪，一旦公布，形成事實上的「暴亡」後果。被其摧殘得支離破碎的原有體制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開始倉促復甦和矯正，往往給全社會造成慘重的損失。
上述的幾個羅馬暴君在死亡後，整個羅馬帝國就經歷了嚴重的動盪。尼祿死後，羅馬帝國一年內換了四個皇帝；康茂德死後，一年多換了三個皇帝；卡拉卡拉之後，一年換過兩個皇帝；馬克西穆斯死後更誇張，幾個月就相繼死了六個皇帝。這前後兩百年，成為羅馬帝國衰敗的重要轉折點。
進入近代以後，暴君依舊層出不窮。與他們的先師相比，近代暴君有幸地得以藉助科技進步，其中最好使的工具大概可算傳播宣傳技術。於是一個很分裂的現象產生了，一方面暴君們藉助科技介質，遠較他們那刀馬時代的祖宗們為禍更烈；另一方面他們又有能力把自己打扮得無比光鮮，其光鮮程度甚至蓋過太陽的光芒。
利用近現代的大規模宣傳工具，暴君們在歷史上第一次實現了一邊荼毒生靈，一邊作為某種圖騰———而不是理性利益的代理人，得到廣泛的底層人民的支持。1945年當希特勒瀕臨滅亡的時候，大量的德國市民和士兵選擇自殺的方式再送元首一程；同樣的現象出現於1970年埃及強人納賽爾去世之時；而1956年赫魯曉夫揭穿斯大林暴虐真相的報告，只能以「秘密」的方式發布，以避免觸動統治集團外的反彈。
從上述這種對比可知，從古到今最心知肚明、最不待見暴君的，其實是暴君周邊的統治集團內部人士，他們和人民一樣受到暴君的殘害，卻又因為享有獨到的「僕人眼裡無英雄」的視角，而免於被各種宣傳忽悠。但古今中外的統治集團又總是好了傷疤忘了疼，難以根除自身那滋生暴君的土壤。統治集團中的那些精英分子，最習慣的選擇總是提著腦袋博上位，而罔顧其前任的教訓。如果數一數羅馬帝國從尼祿到君士坦丁大帝不到300年間的皇帝們的歸宿的話，會發現總共有超過20位皇帝被內爭所殺，得善終者為極少數———應了中國那句感嘆王朝興衰的名句：「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當然，地球大了什麼鳥都有，英格蘭人就與別國不同。雖然歷史上也出過幾個成色不高的暴君，但英格蘭人從中汲取教訓後摧毀的卻是王權———1215年，英格蘭人制訂了《大憲章》。
大英帝國從此崛起了，而羅馬帝國滅亡於145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