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毛澤東在組織起草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即《農業十七條》時，決定將麻雀與老鼠、蒼蠅、蚊子一起列為必除的「四害」。在這個草案的醞釀過程中，鳥類學家鄭作新等科學家提出麻雀實際吃谷有限，而吃害蟲很多，因此是益鳥，不應消滅。
但是，這些生物學家的反對意見毫無作用。1958年，在「大躍進」的高潮中消滅麻雀的「群眾運動」也在全國進入高潮。據不完全統計，從3月到11月上旬8個月的時間中，全國捕殺麻雀19.6億只！為此，《人民日報》還專門發文熱情謳歌。不過，「懲罰」自然之後，必然要受自然的「報復」。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樹木發生嚴重蟲災，有些地方人行道樹枝的樹葉幾乎全被害蟲吃光。在這種情況下，生物學家更強烈要求為麻雀「平反」。
然而，1959年7月10日下午，在廬山會議的一次講話上，毛澤東再次提到麻雀問題，他不無情緒地說：「有人提除四害不行了，放鬆了。麻雀現在成了大問題，還是要除。」面對廬山會議後強大的「反右傾」浪潮，朱洗、鄭作新、馮德培、張香桐等幾位科學家仍無所畏懼，繼續為麻雀鳴冤翻案。中國科學院生物化學研究所的理論生物物理學家徐京華研究員十分天真地說，為麻雀翻案，比為曹操翻案重要得多。這些生物學家以自己的良知頂著極大壓力、冒著巨大風險，不事聲張但卻堅定地為麻雀「翻案」。
經過一番周折，他們的強烈反對意見此時實際得到中科院的支持，院方十分策略地決定以反映科學家不同意見的方式寫了《關於麻雀益害問題向主席的報告》，經胡喬木轉報毛澤東，並成立了「麻雀研究工作協調小組」。這份附有大量科學依據和分析的報告終於觸動了毛澤東，他在1960年3月18日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衛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蟲，口號是‘除掉老鼠、臭蟲、蒼蠅、蚊子’。」
當然，並不能說打麻雀打錯了。4月6日，譚震林在二屆人大二次會議所作關於農業問題的報告對此十分委婉地說道：「麻雀已經打得差不多了，糧食逐年增產了，麻雀對糧食生產的危害已經大大減輕；同時林木果樹的面積大大發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樹害蟲的‘天敵’。因此，以後不要再打麻雀了……」
麻雀的劫難終於結束。但是，在幾年後開始的「文革」之中，卻開始了人的劫難。這些科學家被扣上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大躍進」，反對最高指示等種種罪名，受到殘酷迫害。朱洗先生雖在1962年已經病逝，但此時仍被扣上把偉大領袖毛主席同普魯士腓烈特大帝相提並論、公開反對毛主席的罪狀，因此，竟令人髮指地受到紅衛兵砸碑掘墳、曝其屍骨的「嚴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