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紀50年代初的中國，人們認為，社會主義政府是窮人的救星，而自由市場則會危害社會。然而，60年代末被下放到內蒙古農村接受再教育時，我認識到，這種意識形態狂熱掩蓋了我們計畫經濟的內在缺陷。這正是我要講述的中國故事的開端。
作為一名企業領導，我親身經歷了過去30年的改革，對中國必須應對的問題有了更多的瞭解。目前，中國正處於從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後期階段——我們關於政府和市場關係的討論，與那些具備成熟市場體制的國家大不相同。
即使中國經濟在過去30年裡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長，我們的辯論仍圍繞著以下問題：這樣的成功是政府控制的結果，還是自由市場的作用？對這個關鍵性問題的回答，將決定中國的未來。中國將繼續推進尚未完成的自由市場改革，還是就此結束歷時30年的轉型？中國的經濟問題和社會摩擦是源自於市場改革本身，還是改革進程中的瓶頸和倒退所致？中國的政府主導型經濟模式，究竟是一種已實現目的的轉型安排，還是一種應進一步深化的創新？
在解決經濟問題的過程中，民主政府由於受到選民偏好和黨派鬥爭的束縛，可能會犧牲效率、或是做出過度反應。現代民主體制和市場機制並不總是理想的搭檔。然而，世上沒有烏托邦，也不存在完美的體制。這些體制能否自我維繫、並為社會所接受，關鍵在於它們能否避免犯重大錯誤、具備糾錯機制，並做出相應的調整。
在歷史上，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們曾尋找過現代市場體制的替代模式。主要的兩項試驗是蘇聯時代的「列寧-斯大林模式」和「東亞模式」，前者是毛澤東時代中國計畫經濟的基礎，而後者則以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日本為代表，這種模式在日本和一些東亞國家創造了經濟奇蹟。
上世紀30年代，當西方經濟體陷入「大蕭條」之際，列寧-斯大林模式推動蘇聯經濟迅速增長，在經濟學家中間引發了熱議。三、四十年後，日本模式引起了另一場熱烈的辯論。然而，歷史已經宣判了這兩種模式的失敗。前者是一種僵化的模式，以犧牲個人權利為代價，竭力發展經濟和軍事實力。後者則導致價格扭曲、資源錯配和官商勾結。
現代民主和市場體制需要進一步改善，但它們仍然是可行的，而且人類迄今尚未找到更好的選擇。
那麼，這帶給中國什麼教訓呢？中國政府在上世紀70年代末啟動改革開放的進程，隨後放棄了計畫經濟，轉而採用了「社會主義」市場體制。這使中國經濟得以避免崩潰並迅速增長。在轉型的初期階段，由於市場尚不發達，政府有必要發揮主導作用，因此產生了與東亞或日本模式類似的政府主導型體制。如今，這種政府主導型模式的使命已經完成，接下來我們應該擺脫特殊利益團體的掣肘，轉變政府職能，進一步推進市場改革。
當前有兩項任務必須完成。第一，政府必須把重點從發展經濟，轉向完善法治和提供公共服務。第二，經濟體制必須從政府主導轉向市場主導，政府則發揮監管的職能。
要實現上述目標，政府必須廢除各類經濟和市場活動的審批程序（有必要實施監管的行業除外）。必須停止干預市場價格和交易，逐步廢除對土地、勞動力、能源、礦物以及資本價格（利率和匯率）的管制。政府必須改革壟斷企業；對國有資產實施公平有效的私有化；改革稅收制度，以全面落實改善社會福利的目標。此外，必須增加在社會保障、醫療、教育、住房和環境等公共服務領域的開支。
經濟危機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蔓延，使人們對自由市場的未來命運產生了懷疑。然而，中國的故事並不能成為反對自由市場制度的理由。相反，中國過去30年的成功，是由於實行市場改革的緣故。要繼續前進，中國現在必須轉變政府在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繼續朝著建設自由市場體制的方向推進改革。這是一項未競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