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中國製造」的兔毛大衣，貼著外國商標，在上海的中信泰富廣場裡賣2000多元，而在國外買，換算下來只要大約500元。紐約耐克鞋售價最高為832元，北京為2000元。於是，消費者不得不「用腳投票」，今後買品牌衣服，都會盡量去國外採購。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尹翔碩教授認為，直到今天，國內市場還不是一個統一的大市場。雖然中國國內市場規模巨大，但其實不同區域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又由於分稅制等原因導致的地方保護主義，省與省之間實際存在著貿易壁壘。這種分割的市場直接導致了市場進入成本較高。此外，還有隱性成本支出，所謂事前的交易費用和事後的交易費用，在關係橫行的中國市場上，一家企業要拿到訂單，要花多少錢請客送禮？又要花多少錢去討回貨款？種種「公關費用」都要算進貿易成本，結果消費者面對的零售價格就高。
網友「黃海富」乾脆說：一是貴在流通環節，產品從生產廠家出來後，要經過好幾個經銷商才到消費者手中，本來一百元的出廠價，到消費者手中已經翻了好幾倍了，這些經銷商為了獲得利潤，每個環節都在提價；二是經銷商運行成本高，一要交這稅那稅，二要交門面租金、員工工資、運輸費用、日常的辦公費用，為了獲得利潤不得不提價。這種開拓國內市場的「代價」只能證明：成本高、風險大，國內市場的不透明、不規範、不合理，大大抬高了交易費用，侵蝕了它們產品的利潤空間。
說得一點不錯，「中國製造」國外便宜國內奇貴跟關稅沒多大關係，而跟國內市場沒有高度市場化有關。手頭舉三個例子說明：一是菜農的遭遇，菜在地頭很廉價，可到餐桌上要翻許多倍，菜農並沒有賺到錢；二是街頭菸酒店也好，商場裡的品牌「中國製造」也罷，雖然乍一看生意冷清，但都是一天賣出一瓶酒或者一件衣服，就有可能顧住房租等費用，再賣，就是純賺，暴利第一；三是最近的「吳英案」，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認為吳英案說明中國距離市場經濟還有至少200年，因為中國經濟是建立在特權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權利的基礎上。不能不面對，咱們所處的市場經濟需要打問號的地方太多太多，這也是「中國製造」在國內不能不貴的關鍵之所在。
當天《中國青年報》有則「當上海的生活成本高過紐約」的評論，作者呼籲在工資福利收入與房價、讀書、看病等生活成本「倒掛」的背景下，政府要「還富於民」，把更多的財政收入投入到民生領域，讓百姓的生活負擔得以顯著減輕，實現「國富民強」。其實，這還遠遠不夠，更應該透過「中國製造」在國內不降反貴為老百姓「增負」這種現象，審視「WTO」多年以後，為何距離「市場經濟」還有200年呢？這才是一件令人揪心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