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大陸歷史教科書讓人喪失了理性，喪失了基本的推理能力。
先從網路上關於「假如沒有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就不會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問題說起。這樣的說法，不僅出自老百姓，也出自學者和知識界，更有官員們。這個說法來源大陸歷史教科書長期潛移默化的影響，來源於大陸歷史教科書對人們推理能力的摧殘。
推理能力的摧殘結果，就是人們把時間的先後關係和邏輯上的因果關係混在一起。因果關係是一種多元關係、是多因多果的。看看邏輯學的東西就知道，因果關係很多時候是一種相當複雜的多因多果關係。要建立一種直接的因果決定論在邏輯層面看似簡單，但在事實層面，尤其是在人文——社會科學層面卻是十分複雜的。即使是在自然科學界，也一般只提統計學上的相關，一種概率性的正相關關係，而不談所謂的因果關係。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更沒有絕對的一一對應的因果關係存在。所以，所謂的因果關係往往是指某種概率性的歸納與假說，統計學上的相關性，這種假說需要證明，需要證偽。
具體來說，「改革開放」的「原因」人們可以找出上百種、上千種來，而「文化大革命」只是其中一種；同樣作為文化大革命之結果，人們同樣可以提出數十、數百甚至無窮數，而改革開放只是其中一種，且其關係遠非那麼直接。「改革開放」與「文化大革命」其間沒有必然關係；時間上的先後並不就是邏輯上的因果；糾錯過程並非某種錯誤的結果，乃是其補救，是回到1949年起點等等，也就是所謂很多「老革命」所謂的「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但人們偏偏會說出「沒有文化大革命就沒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這樣的的話。這跟人們的大陸歷史教科書的單線歷史敘事方式有關。因為大陸歷史教科書就是這麼單線編下來的，於是人們就把時間的先後順序和因果關係完全混為一體了。所謂的「歷史必然性」其實就是這樣來的。這種謬誤在歷史學上叫做「逆推」謬誤——從結果推導過程，以結果證明原因。本來正常的推理能力是一種開放的思考方式，是對各種原因的探索過程，也就是說對於各種可能條件的探索過程，「因果關係」的追尋只是其中的一種類型。
就算是基於上述命題「沒有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就沒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無誤，也必須論證，前件與後件之間的關係：是必要條件、充分條件還是充要條件？顯然，其沒有任何構成條件關係的因素在。但某些人卻以這種獨斷的方式，要建立一種封閉的單線的決定性的關係，以證明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似乎文革才導致了中國的改革。這種企圖本來經不起邏輯推論的，但卻有市場，說明人們的基本推理能力已經喪失了。
這種邏輯推理能力的喪失正是大陸歷史教科書想要的結果。由於大陸歷史教科書的封閉的單線歷史敘事模式，讓人們喪失了多元判斷的能力；大陸歷史教科書的單線敘事使得人們形成一種單線思考的思維方式，這種單線思維方式如同獨木橋一樣逼使人們按照它所設計的思路思考，得出它要建立的結論，最後落入它所設計的圈套之中而不能自拔。由此讓人們完全喪失了正常的推理能力，喪失了建立正常的多元而開放式的思考方式。
其次，大陸歷史教科書讓人喪失了歷史感，喪失了對人類自身的理解能力。
有些東西，大陸歷史教科書並不要說什麼，而是通過它的歷史敘事方式與歷史認識方式深深影響到人們的思維，讓人們喪失了基本的歷史感，喪失了認識人類自身的能力。這方面我要強調的是兩個層面：以事實證明事實與以事實證明理論的謬誤。這是大陸歷史教科書的最可怕的禍害，但人們並沒有很好地清理。比如延安整風運動是從毛澤東揪住王實味這個「典型」開始的。整風運動中的恐怖已有很多論證，王實味最後是被安全部門（社會部）用石頭砸死的，這就是延安「肅反」的殘酷性。但有人說毛澤東在王實味被殺掉之後曾經寫了一個批語：「還我王實味。」他就用這個例子來證明毛澤東很人性化、不殘忍。這就是以事實來證明事實，很多人就是這麼思考問題的。
「事實不能證明事實，事實也不能否定事實。」一個歷史事實，或者說任何歷史事實都是獨一無二的。所謂獨一無二就是它有自己特殊的時間、空間和情景。任何一個歷史事實，不管它有多麼小，它都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存在，一種獨特的、具體的，它是獨立存在的，具有自己獨立的價值。它的獨立存在本身就是它的價值，它並不要依附別的事實而存在。一個事實不能化約為別的事實，不能歸結為別的事實之原因或結果，也就是說不能被別的事實除盡。所以強調歷史事實的具體性也好，獨特性也好，它本身不是用來證明或者需要證明的，而是需要人們的解釋。凡是歷史事實，在歷史學裡不是用來證明，也不是被證明，而是歷史事實存在需要得到後人的全方面解釋，你必須把它當做一個很具體的存在，一個你必須全面理解的事實和存在。這是歷史學的一個基本功夫，就是去解釋歷史事實，這個事實到底是怎麼回事，這個事實本身的因果，各種環境各種聯繫怎麼來的，它的發展過程是什麼，這是需要解釋的，而不是用事實來證明什麼。
歷史學主要是個理解的工作，而不是證明的工作。歷史學的理解工作，就是要把歷史事實作為一個充滿了矛盾、具有模糊性的存在。但在如今的教科書裡面任何一個歷史事實的表述都是很清晰的，讓人看了感覺條理很清楚，原因結果很清楚，過程也很清楚，整個都干乾淨淨的，好像沒有漏洞、沒有邏輯的斷裂，也沒有別的事實需要填補。這樣的大陸歷史教科書就給人們以「幻覺」。但一個真正的歷史學人進入歷史之後就會發現歷史事實本身的邊界判斷就很模糊，到底什麼時候開始什麼時候結束是很模糊的。它需要人們進行判斷，需要對它做帶有主觀價值的界定。比如在歷史時間的界定方面，人們知道歷史事實是一個連續的時間體，它是沒法隔斷的，也就是歷史時間的邊界是模糊的，強行劃分所謂的古代、近代、現代只是出於某種史學工作的需要，出於某種價值訴求。地理空間的模糊性也是如此。而關於歷事件內部的各種衝突與矛盾，也是處處存在的。以「五四運動」為例，「五四運動」有很多力量存在，不僅有支持者，也有反對力量；在支持者中也有很多不同的團體，裡面有不同的聲音；甚至「五四運動」的口號都不是中共早期的領導人提出的，而是一個叫做「國家主義」團體提出的，他們與早期的中共是敵對力量，而組織者也是他們為主體。（就算是中共早期兩位創始人陳獨秀與李大釗，在五四運動之前的1914-1915年間還發生過著名的論爭，李大釗主張，就算是在最專制的國家中受苦，也比淪為亡國奴好，而陳獨秀卻是一個非國家主義著，甚至是將一切罪惡都算到國家之上的無政府主義者。）但這些，在大陸歷史教科書裡就沒有展現，沒有矛盾的存在。在話語方面，大陸教科書把「五四運動」當做現代史的起點，似乎很重要；而臺灣基本上就沒有敘述，為什麼「五四運動」的組織、領導者對與五四是這樣的諱莫如深，而大陸卻是這般的張揚？這些問題其實都值得深思。
只有回到「原生態」，才能真正理解歷史。一個具體的歷史事實，必須把它放到具體的歷史情境中進行解釋，而解釋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把這種矛盾性、模糊性揭示出來，這就是「歷史的原生態」。
任何歷史事實首先都是人的事實，歷史一定是人的活動。而歷史人物在歷史之中是所謂「旁觀者清，當局者迷」的，他處在各種力量的衝突、矛盾之中，但他不一定能夠意識到這種處境。歷史學就是要把人物的這種狀態、他所身處的情境解讀出來。一般歷史當事人對自己的處境不都是那麼清楚的，所以歷史當事人往往會有一種很強烈的命運感。因為對當事人來說他不知道自己的處境是什麼，他不知道這個環境將怎麼變化，他的對立的力量會怎麼運作，他也不知道自己的運作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這些他其實都是不知道的。所以他也是一個矛盾的存在體。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不同的情境這三方面，歷史當事人一旦他所處的情境發生變化，時間、地點發生變化之後，他的判斷、他的心理狀態、他的行為方式也會發生變化，而這個變化跟人的內在一致性並不矛盾。
不能用一個事實來證明一個事實，也不能用一個事實來否定一個事實，從人物的主體性角度講，就是：要承認人是一個矛盾體，他是一個對自己不瞭解的矛盾體。所以要進入歷史人物的內心世界，要像他一樣去思考、去感覺，這個時候才會真正感覺到原來每個人物的那些看起來互相矛盾、讓人不能理解的地方，其實是和他所處的情境變化有直接關係。這就是人們歷史研究者要做的工作。不能把他簡化為一個臉譜，簡化為一個抽象的符號，人類歷史上沒有這樣的人存在，也沒有這樣的階級還是政黨存在，永遠是一個充滿變化，充滿矛盾，充滿模糊性，一種隨機應變的情境。
「事實不能證明事實，事實不能否定事實」強調的也是歷史人物這種獨一無二性。
但是這個問題並不是很重要，因為人們腦袋清醒的話能夠自己判斷。
第三，歷史教科書在大陸，唯一能證明的就是權力對歷史的強姦。
有個問題更需要警醒，那就是「用歷史事實來證明一個理論」。大陸大陸歷史教科書做的工作就「用事實來證明理論」。用中國近代150年的歷史來證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來證明「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客觀必然性」——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之類。大陸歷史教科書之所以變成「思想政治理論」，就是因為它想用歷史事實來證明這個理論的存在。但事實不能證明事實，但同樣也不能證明理論。
有人會問，不是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嗎？一個真理假如不用實踐——這個實踐指的是歷史實踐——來檢驗的話，怎麼證明真理？問題很簡單：理論和事實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層面，即實踐層面屬於經驗層面，而理論屬於邏輯的層面，或者說屬於抽象思辨層面，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層面，這兩個層面它是分開的。「實踐」，實際上只存在一個經驗的層面，並不存在一個邏輯層面。邏輯層面是人們思考推理的結果。就是說，所謂的邏輯也好、理論也好，意識形態也好，真理也好，都是人們思辨所建構的，而不是一種事實存在。存在的只有經驗。
經驗層面的事實，通過邏輯的歸納可以得出某種規律性的認識，但是這種「規律」只是一種假說，並非「真理」，它是無法「證實」的。比如從一千個個案中得出某種「規律」，但是如在第一千零一或者第一千零二個個案時出現反例，那這個規律就不成立了。儘管你可能很厲害，能把一千年或者一萬年的歷史全部掌握了，或者一個很具體的歷史事件，你把所有能夠掌握的資料全部掌握到了，你可以歸納出一個結論來，但問題是：「所有的歷史事實」是一個什麼概念？因為歷史事實邊界是模糊的，邊界是模糊性的就意味著無法「確定」「所有的歷史事實」，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窮盡所有的歷史事實。既然不能窮盡，就意味著「歸納」永遠是一種不完全的歸納，不完全「歸納」自然不能證明規律。所以說，所謂「規律」、所謂理論或「真理」是不能用歷史事實來證明的，它的證明有自己的途徑。
依據邏輯推論建構起來的理論（真理）與「規律」是有差別的，人們把前者稱作「真理」，它不是從經驗裡面推出來的，而是演繹的結果。真理的證明與經驗事實無關，而只跟邏輯推理有關。凡是宗教、道德、意識形態之類的東西屬於真理，因為它表述的不是事實，乃是道德命令，是一種「應然」而非「實然」。
比如盧梭的「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這個句子人們認為是一個真理，一個「不證自明」的真理，它就不是對事實的描述，而是人類應該如何活著的道德訴求，一種道德律令。其實像馬克思主義也好，自由主義也好，各種主義也好，其實都是從這個層面，人們認為它是真理還是不是真理，人們只能從邏輯上判斷它是對還是錯，成立還是不成立。看了哈耶克的東西就知道，他根本不是從經驗層面去否定社會主義理論的，而是從邏輯角度，就是從邏輯上得不出這個結論，那麼它就不成立。
而任何邏輯都有一個邏輯起點，一個「不證自明」的理論基礎。這個邏輯起點就是某種價值建構，某種最基本的價值訴求。這種價值不需要證明——人類的基本價值，也就是說，人有某種人類的道德底線，缺少這個底線人類就很難被認作「人」。
那些以事實來證明理論的行為，其實是對真理的誤解。如果真理可以以事實證明，自然也可以以事實否定。真理的絕對性就成了空談。
假如說中國近代150年的歷史證明了社會主義的必然勝利，這個社會必然由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那馬上可以找到一個反例：蘇聯的歷史就否定了這一點。所以說，人們的事實既不能證明、也不能否定它。理論和人的具體實踐之間雖然有關係，但不是證明和被證明的關係。但大陸歷史教科書就在做這個證明工作，就在用歷史事實來證明某個理論，其實它是證明不了的，只能暴露某種權力對歷史的閹割。
歷史教科書在大陸成了「思想政治理論」，唯一能證明的就是權力對歷史的強姦。
「近代史綱要」也不是中國人的發明，而是蘇聯人。蘇聯在斯大林時期就開始撰寫《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是斯大林用來建立自己絕對權力、獨裁統治的工具。而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別的書讀得不多，但這本《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卻來來回回讀了二十多遍，幾乎能夠背了。說到底，他從中悟出了的就是「權力鬥爭」的把戲，悟出了通過篡改歷史來打擊對手、控制他人、建立自己絕對權力的把戲。延安整風運動樹立了毛澤東的絕對權力，而其主要工具就是毛澤東親自主編的「黨書」。整風期間毛澤東曾經說過一句話，「黨書一出，他們就一個個投降了。」「黨書」是什麼？黨書就是《「六大」以前：黨的歷史材料》。這本「書」當時是作為秘密文件發給黨內高層的，而其基本思路就是按照斯大林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大陸的「歷史教科書」，就是這樣被用來當做權力鬥爭的工具，被當做「思想政治工作」，而真正的歷史於是便消失了。這就是大陸歷史教科書做的事。
第四，大陸歷史教科書讓人喪失了道德感，喪失了道德判斷能力。
馬爾庫塞說，「歷史是一種必然王國中的偶然王國。」大陸歷史教科書只是一個「必然王國」，但我要強調的是「必然王國中的偶然王國」，這一點是人們理解歷史、是歷史感的核心概念。歷史是一個偶然王國，這意味著一切都有可能，一切的發生都有可能出人意料。在自然領域中可能存在著一種「必然」狀態，但是在人類社會、在人為的社會裡面，「偶然性」卻無時無處不在。歷史學就是要面對這種偶然性，理解這種偶然性、認識這種偶然性。這就意味著人們必須首先在人們的歷史觀中重建那種原生態的「歷史複雜性」。
歷史乃是人類主體性選擇的結果，是人類意志的產物；並非所謂的自然進程。歷史是人的歷史，並非指生物意義上的人，乃是指具有自由意志與行動能力的哲學意義上的「主體」。而所謂的自由意志，就是說他具有突破自然界或環境這種侷限性制約、所謂「必然王國」約束的衝動與能力，具有超越性的追求；否則，所謂「人創造自己的歷史」這個命題便沒有著落。歷史是多種可能性並存的狀態，大陸歷史教科書式的單線敘事展現的只有一種歷史進程，所以造成一種必然性的幻覺。但歷史過程本身是多種可能性展開的過程，復線的多歧的歷史。也就是說，在一個具體的情景中，人類其實都面臨可供選擇的空間。不同的力量、不同的價值取向與不同的文化背景，其選擇方式與造成的結果是不同的，而每種選擇其實都是為人類自身開拓了一種新的可能性。發覺這種可能性的存在，本身就是對人類智慧的總結與反思，也是為人類的未來提供某種潛在的選擇路徑。
人不是生活在獨木橋上，而是在一個立體的空間中存在，人始終在超越自身，也正是這種超越，構成人類自身的歷史。如果歷史只是重複自身，那才真的只能叫做「唯物」史了。
也許作為每個個體的行為選擇都是有目的的、理性的，但作為整體的歷史，卻是無目的與超理性的。因此，要認識這種整體的歷史，就存在著某種困境——把歷史擬人化，彷彿歷史具有獨立意志與行為能力一樣。流行語「歷史選擇」之類的讕言，其實就是這種擬人化的謬誤。
理解歷史的問題，還是一個認識論問題。對歷史的理解，本身是歷史進程的組成部分。也就是說，人們的歷史認識活動本身是介入歷史的。認識者與認識對象之間構成一種互動關係。人們的認識過程，必將改變歷史面貌。這樣，歷史理解就成了一個主體間的問題，而不是人類認識客體的那種純知識過程。認識歷史因此就與自我認識無法分離。而這種主體性的介入狀態，使得歷史認識具有強烈的主觀色彩，而非客觀進程。依據認識論的基本觀點，歷史，作為整體的歷史，因此就是不可知的。不僅無法為單個個體所掌握，且無法為人類整體所把握。從認識論角度看，正如雅斯貝斯所說「全體是不可理喻的」。而大陸教科書，卻提供了某種整體的歷史，一種人類全部的歷史，甚至是連遙遠的未來都被納入敘述之中，這樣的「人類整體」史，除了上帝，又有誰能夠寫出？也許確實有某個「上帝」存在，馬克思就是一個。
雅斯貝斯說「整體無法理喻」，而另一個德國人歌德卻說過「個體是無法理喻」。這兩個命題其實都成立。就具體的歷史事實而言，要「完全理喻」同樣不可能。因為任何一個歷史事實都是無法化約、不可除盡的，其中不僅有偶然性的無窮存在，也有人類精力的有限與認識層面的無窮。人類的認識手段總是有限的，當一種新的認識手段出現時，就會有新的認識角度，有新的發現，有新的領域等待著發掘；再加上人類認識的目的各不相同，所關注的層面同樣是一個無法窮盡的因素，這些也就注定了歷史總是需要重新寫過，總是與當下的、與主體的需求發生牽連的歷史。這也注定，每個時代都會有自己的歷史寫作，歷史的開放性，歷史向未來的開放性，本身就必然拒絕任何意義的封閉，拒絕官定的歷史與教科書式的歷史。
人的歷史認識的複雜性與人在歷史當中自我認識的複雜性是一致的。因為這種複雜性，身處歷史情境中的歷史人物往往有很強的命運感，使命感與宿命感。歷史人物，儘管他知道自己的侷限所在，但如果他覺到自己的使命，他不會放棄，而是選擇突破，選擇對命運的抗爭。也正是在這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狀態中，體現了人的主體性，體現了人的價值。
雅斯貝斯說：「真正有勇氣的人是這樣的人，他由一種關於可能性的焦慮感所激勵，努力到達這樣的認識：只有盡力去為不可為之事，才能達到可能性。惟有經驗過充分實現之不可能的人，才是有能力承擔屬於自己的任務的人」。
主體性的創造與追求，就是對這種存在侷限性的認識與突破，既能認識到自身的侷限、認識到人類處境的無奈與悲劇，而有所不為；但又不放棄自身的努力，憑意志之衝動拒絕等待、拒絕屈服，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就是歷史創造性人物生命的意義，改變人類歷史的力量所在。比如民國時期的一批人物，一批悲劇性人物，像陳公博、蔣介石、周作人、周佛海、汪精衛等等這些人，他們都是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很深的人，對自己該幹什麼，能做什麼、最終結局如何，其實都具有一種很強的命運感的；如汪精衛，「精衛」這個名字其實就已經包含著他對自己歷史使命的認識——「精衛填海」，「精衛銜微木，將以天滄海」，這種精神，這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劇性格，也正是他對歷史感的體悟。不否認他做漢奸這種罪惡與恥辱，且站在民族國家立場上，對這種漢奸行徑必須嚴厲批判；但歷史學要做的首先是解釋與理解，為什麼會這樣？——作為一個飽受傳統文化熏陶的人，詩才兼人才，俠義復英俊的人物，難道他就不知道在中國文化裡面做漢奸的下場？不知道那遺臭萬年的身後罵名嗎？但是他還是選擇了「投敵賣國」，為什麼？這是歷史學要解釋的。
所以說，歷史認識需要進入某種歷史心理學層面，只有進入歷史人物的內心世界，才能理解歷史。而歷史感其實就是對這種歷史心理的體認。
其實這已經涉及到歷史敘事中的道德感問題。因為大陸歷史教科書給人們提供不是人的歷史，而是物的歷史，所以人們無法在歷史的閱讀中體會到道德的衝動。但歷史卻是道德感的主要來源。從這個角度看，大陸歷史教科書，卻讓人們喪失了道德感，喪失了道德判斷力。
大陸歷史教科書，讓人們喪失了什麼？不是事實、也不是理論，而是讓人們喪失了對歷史的理解能力，對人類自身狀況的理解，喪失了道德感，喪失了道德判斷力。這不僅僅涉及到知識狀態，它更涉及到人們的生命狀態，如果人們不能理解歷史，自然也就不能理解人類；不能理解人類，也就無法理解自己；而不能理解自己其實就是失去了自己存在的依據，人們就是這樣被大陸歷史教科書所控制，成為某種思想的奴隸。
那麼，人們應該怎麼理解歷史？擺脫掉大陸歷史教科書之後要到達一種什麼樣的狀態？也就成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