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來迅速被免職，網路與非網路媒體冰火兩重天，官方媒體冷處理，而網路上一片喧囂。一些反對或質疑重慶模式的人，為薄熙來被撤職而叫好，而挺薄的陣營，主要網站被關閉，一些人通過其它網站為薄的遭遇鳴不平，甚至有人將「撤薄」看成反革命事件。
一、唱紅打黑不過是為了自己的政治形象造勢
在挺薄的群體中，引人關注的除了司馬南、孔慶東，還有《環球時報》的編輯王文與人民日報社甘肅分社社長林治波，王文強調的是重慶人對薄的高滿意率、高支持率「不可抹殺」，並公開呼籲「6個月後的九個位子應該容下他」，而林治波這位宣傳系統局級幹部公開表示：「在這個時刻，本人公開地說一句心裏話：薄熙來是個好幹部！」這部分人認為，重慶模式「在本質上是社會主義公平與市場經濟效率的結合，這應該是中國未來三十年的方向」。
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也為此糾結，他在微博裡說：因為所謂的重慶模式中包含著兩個東西，一個是人們所擔心的政治因素，一個是重慶老百姓從中受益的民生因素。這個問題處理不好，很容易導致否定前一個因素的人們與擁護後一個因素人們的對立。而到今天，可以看出這種擔心不是多餘的。
筆者去年五月份去到重慶，接觸到的人從大學生到出租司機，從洗腳女到市政府官員，通過自己的觀察，如果讓我回答，重慶人民喜歡薄書記嗎？我該如何回答？
出租司機說，每天的份子錢還得交二百多，與過去並沒有多大改變，所以，許多地段只能拒載，堵車時間過長，拉不回份子錢，重慶的洗腳女說，現在比過去好多了，出門上街不怕了，黑社會沒有了，而一家集資入股創辦民營企業的小股民們，卻在重慶大禮堂前面廣場穿冤衣，發傳單，呼籲有關方面尊重民營集資企業發展，不能通過沒收處罰斬盡殺絕。政府官員對我說，百姓對薄書記是發自內心的喜歡，薄書記到百姓中間，那些老人們牽著書記的手，捨不得放開。我問重慶官員 ，如果薄書記離開重慶，還會有這樣強力的人物，能造成這樣的政治效果嗎？對方無言以對。大學生說，唱紅歌，學校裡面組織一些學生唱，大多數學生不用參加。
即便是唱紅，也不能做到大學生們或民間社會都唱紅，說明薄的動員能力有限，畢竟唱紅需要一定的物力支持，包括組織紅歌到北京香港等地演出，還說明，唱紅是利用紅歌在挾持民意，證明自己的紅色正統地位，以挑戰中央政府可能的政治改革。紅歌因此也是一種基於個人政治需要的政治性宣傳造勢，它無所不包的內容，也說明它機會主義的方式，不求紅色的革命純粹性，但求紅色的政治宣傳效果。
為了使重慶的「唱紅」受到學界認同，重慶日報這樣的媒體也不得不通過造假新聞，來滿足薄書記的臉面。筆者發現重慶日報前年三次假借我個人名義，讚美唱紅歌可以提升精神，《重慶日報》2月3日刊登《2010年知名專家「熱評重慶」：很現代很親民》一文。文中「引述」筆者的話，「紅歌是精神食糧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重慶市委、市政府就是在發掘和調動這種精神力量。」在我通過微博的強力抗議下，重慶日報第二天就刊登了道歉信，認為是自己報社管理不嚴造成的，向我本人及廣大讀者致歉。
為了切身感受重慶民間紅歌會，去年五月我在重慶花了兩個晚上體驗重慶大禮堂廣場上的夜夜紅歌會，發現市政府廣播裡，播的有三分之一是歌唱祖國歌唱黨甚至歌頌毛澤東的紅歌，而其它歌曲，則是流行歌曲，一部分老人是自帶歌曲到廣場上，主要是通過音樂健身。
無論是唱紅還是打黑，無論是廣種銀杏樹還是打擊民間集資辦企業，無論是給農民土地票還是建立廉租房，這一切，都由一隻權力之手在操控著，他想提出五個重慶，那不得有人提出六個重慶或四個重慶，他要種植銀杏樹，那就不能種植法國梧桐或本地槐楊，而他要打黑，即便是律師向被告眨了眼睛，也是一種犯罪。這樣無可制約的公權力，是給重慶百姓帶來了一些實惠，但這樣的實惠是可持續的嗎？是正常的嗎？
表面的民生工程，使民粹與專制有了某種合法性或合理性，一時的穩定與繁榮，更使百姓感恩戴德，收穫一片讚美之聲。會操控經濟的黃奇帆（民生）、會操控警力的王立軍（打黑），加上會操控政治宣傳的薄自己（唱紅），重慶的三駕馬車，奔馳在通往文革的路上，與舊文革不同的是，它在保障民生方面，也不惜代價，以謀取一時的經濟繁榮或GDP數據。
薄書記比文革進步的地方是什麼？就是多了一層關注民生的利益，文革時代非法打擊地富反右，並沒有給百姓帶來物質利益，與文革相同的是用自己擁有的一已權力，來擺平一切他認為應該擺平的對象或事態。權力意志自上而下，目空一切，我代表真理來為人民服務，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平民百姓得到了一時的利益與穩定，與社會治安得不到保證之時相較，肯定有某種幸福感或滿意度，但由於人們看不見任何公開的批評，特別是文革沒有真正受到清理與反思，人們對唱紅歌、對極權控制下的穩定、對權力意志下的經濟發展沒有任何反思，造成民意的扭曲與偏差。沒有新聞的自由度與社會的開放度，執政者得到的民意滿意度，十有八九是虛假的，因為執政者掌握了強大的社會輿論工具，通過洗腦與單面宣傳，造成繁榮與公正的假象，這是人們認可薄熙來的根本原因。
關於打黑，本是政府份內之事，我記得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到重慶開會，當時也是打黑後不久，負責會議的當地人士說，你們現在來重慶安全了，前不久上街被搶，是正常的事情，女孩子傍晚都不敢上街。這說明什麼呢，說明重慶當地極容易產生黑社會，還是政府管理失當造成黑社會管治困境？如何解決重慶十年二十年就必然通過重拳才能遏制黑社會坐大的勢頭？警匪勾結是制度因素還是地方人為的因素？薄熙來顯然沒有從制度層面找根本原因，而是通過打擊一些行政力量或個別官員，來達到警示效應與造成政治影響力。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政客」作為，把自己當成政界「過客」，撈取政治名利之後，一走了之。什麼是制度因素呢？就是司法不獨立，造成司法容易被某些政客控制，百姓不能通過獨立的人大或政協來發出聲音，也不能通過權力分立的監督來制約公權力，這樣，司法與警力必然腐敗，必然為黑社會利用或控制。薄書記不僅在司法獨立與權力制約方面無所作為，甚至強化一已權力，將公檢法與宣傳的權力集於一身，把自己做成了獨霸一方的領袖式政治英雄。
二、沒有民主法治前提的共同富裕是一個謊言
2012年2月2日，時任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在市委擴大會議上講話：「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來了，還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億多人仍處於貧困之中，也不會有穩定。中國搞資本主義行不通，只有搞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社會，才能穩定，才能發展。」
共同富裕是毛時代的謊言，毛時代通過共同富裕（共同進入共產主義），誘使農民將私有土地交給國家或集體，直到現在農民還沒有要回自己的土地，而到了鄧小平時代，倡導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後帶動另一部分人致富。鄧小平說，如果貧富差距拉大，那就證明改革開放是失敗的。這裡，我們看到，共同富裕的謊言一直在繼續，即便是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也不可能解決貧富差距問題，國家要解決的一是社會公平正義，二是基本保障，要保障每一個人的基本人權，以及醫療、養老、失業保險，現在的政府連農民土地確權、農民孩子免費午餐、異地高考都不能解決，卻想一步解決共同致富問題，這不是謊言又是什麼？
政客與政治家不同點在於，政治家致力於通過政治改革，來解決社會經濟問題，而政客則永遠避談政治改革，避談民主法制的方式，不通過政治改革來建立社會正常秩序，而只是通過唱紅歌、搞運動、發展經濟等等，來顯示政績，我們沒有看到薄熙來在民主法治建設上有任何真正的舉措，譬如獨立候選人競選人大代表，重慶沒有支持，出租司機與公司糾紛，他沒有幫助工人組建工會，農民土地被強征，他既沒有幫助農民土地確權，更沒有像「革命前輩」那樣，主張農民成立農會，讓農民通過自己的組織來維護權益。薄熙來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彰顯自己的權勢，無論是經濟領域還是法治領域，無論是文化傳播還是政治宣傳，權力的色彩塗於一身，自己渾然成為一個真正的符合革命法統的新領袖。
滿足百姓的安全需求與基本利益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能收穫百姓的好感，提升百姓對當政者的滿意度，老百姓多是只問收成，不問天氣，而重慶的政治天空一直是被控制的，連電視臺播放廣告都被不允許。不僅不能在重慶媒體批評政府，連網路上嘲笑薄書記，都可能被當成危害國家安全，予以拘捕。甚至剛剛的兩會期間，重慶人大代表張明渝因為通過微博揭露了重慶某些領域的黑暗面，立即在北京寓所被強行押解回重慶，直到薄熙來被免職，才重獲自由。信息封鎖與宣傳控制，是人們不能認識薄熙來真相的重要因素，更多的重慶人只能被動接受重慶的媒體宣傳與洗腦，所謂重慶人民喜歡薄熙來，原因也在此。
薄熙來事件本是一個國家或社會中的悲劇，但卻被人們當成喜劇旁觀。而政治改革沒有真正啟動的國家，悲劇總是以喜劇的面目出現。這些悲劇首先是那些受害者承受，爾後，由悲劇的表演者承擔。由於整個國家主流社會對文革沒有真正的反思與批判，沒有究責與懺悔，一些人總在期冀通過一廂情願的權力，來直接「為人民服務」，不通過制度，不通過社會力量，而是通過自己強大的政治權力，來改變社會或改造國家，他們留下的只會是一地雞毛，因為他們只會像一隻鬥雞那樣不過一世，太陽必然會從東方升起來，但與他們打鳴毫無關係。
中國執政黨要從薄熙來事件中吸取教訓，一是徹底告別文革思維與方式，通過揭開文革的蓋子，使廣大民眾看到文革真相與巨大的危害；二是開啟政治改革之門，通過民主法治，使社會開放，激發社會與民間政治活力，讓人民真正做自己的主人，而不是靠政客的一時強權，當年鄧小平說，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現在，需要政治英雄勇敢地說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自由民主憲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