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金庸小說的人一定對「全真七子」不陌生，其實「全真七子」在歷史上確實存在。與金庸小說裡不同的是，歷史上的「全真七子」並不是武學大家，他們出身豪門。
王重陽歷史上確有其人，他是道教重要派別全真教的創始人，生於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據說因為他喜歡陶淵明，便改名知明。又因與陶淵明一樣喜愛菊花，而菊花在重陽節開放，便給自己起了個號叫「重陽子」。
王重陽出身於一個「家業豐厚」的富裕家庭。他的一生正值北宋淪亡，金人入侵，民族災難深重的時代。青年時代，他「痛祖國之淪亡，憫民族之不振」，曾於天春年間應過文、武試，得中文、武雙舉人，有志於拯救民族危難。但由於南宋政權孱弱，舍棄廣大北方人民不顧，苟且偏安，王重陽的抱負沒有能夠施展。
抗金失敗後，王重陽掘地穴居，稱之「活死人墓」，以方牌挂其上。書云：王害瘋(王自稱瘋子)靈位。七年後，王重陽走出活死人墓，開始以另一種方式實現自己的理想。
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年)，王重陽東至今山東東部傳教。在寧海(今山東牟平)講道時，他對被宋徽宗寵信的道士林靈素弄得喪失人心的傳統道教進行了改造，創立了全真教。在國難當頭的大背景下，王重陽舉起全真教的旗幟，為的是留住中國傳統文化，把傳統文化保存於宗教社會、民間社會。這實屬無奈之舉。
王重陽在山東傳教過程中收納了許多弟子，其中又以馬鈺(丹陽子)、丘處機(長春子)、譚處端(長真子)、王處一(玉陽子)，郝大通(廣寧子)、劉處玄(長生子)和馬鈺之妻孫不二(清靜散人)七人為翹楚，人稱「北七真」，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全真七子」。
王重陽死後，全真七子在北方廣泛傳播全真教，並且各立支派。即：馬鈺遇仙派、丘處機龍門派、譚處端南無派、劉處玄隨山派、郝大通華山派、王處一崳山派、孫不二清靜派，這其中，又以丘處機及其龍門派影響最大。
丘處機曾覲見成吉思汗
丘處機(公元1148—1227)，字通密，道號長春子，是道教龍門派的創立者。在《射鵰》中，丘處機武功平平，但在歷史上，丘處機的名聲頗大，這不是因為武功，而是因為他通過自己對蒙元統治者的影響，拯救了無數的中原百姓。
在金、宋、元交替時期，以詩、醫、道三術而名滿天下的丘處機，是各方拉攏的對象。在先後拒絕了金、宋皇帝的徵召後，他於1220年，不遠萬里，遠赴西域昆都斯(在今阿富汗)，覲見一代天驕成吉思汗。丘真人之行的目的何在?且看看他出發前贈給朋友的一首詩——「十年兵火萬民愁，萬千中無一二留。去歲幸逢慈詔下，今春須合冒寒游。不辭嶺北三千里，仍念山東二百州……」顯然，丘道長不遠萬里，為的述是中原百姓免受屠戮。
當年事已高的成吉思汗向丘處機詢問長生之術時，丘處機不像通常道士那樣慫恿成吉思汗煉丹求仙。而是坦言，「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
一代天驕畢竟是一代天驕，雖然心中無限失望，但成吉思汗沒有責怪丘處機，反而對他的坦誠極為敬重。在丘處機逗留期間，成吉思汗給他提供了非常優裕的生活條件。在軍務閑暇的時候，成吉思汗還經常向丘處機求教養生之道。
憑虎符璽書挽救黎民蒼生
一年之後，丘處機自北印度回歸中原。雖然當時戰事頻仍，成吉思汗還是派出五千騎兵護送。為了表達對丘處機的尊崇，成吉思汗賜丘處機虎符璽書(在帝王的習慣上，這等於封王封侯)，號神仙，封大宗師，讓他「掌管天下所有的出家人」。
憑著虎符璽書，丘處機師徒挽救了大批中原人。到忽必烈統一中國的時候，繼丘處機執掌全真教的弟子尹志平，還憑藉丘處機留下的虎符璽書，庇護了很多人的生命財產。
在國難當頭之時，一個新興的道教宗派挺身而出，承擔了存續文脈的工作，並盡己所能保護百姓，這種貢獻，只能用功德無量來形容。此外，有人認為，丘處機的弟子李志常寫的《長春真人西遊記》一書，為後來吳承恩的《西遊記》提供了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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