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中國有正確紀年的歷史是從公元前841年開始的。也就是說，從這一年開始，中國按照年份記載的歷史才正式開篇。這一年被稱作「共和元年」。
為什麼叫「共和元年」呢？這開篇之年的歷史都講了什麼呢？
當時是姬氏周朝的天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是周厲王。周厲王是周朝的第十個國王，已經在位37年了。
一個專制王朝延續到第十代了，內憂外患很多，周厲王想穩固姬氏家族的統治地位，採取了強化統治的措施。
首先，他採取了組織措施，任用了佞臣榮夷公為高級幹部（以榮夷公為卿士）。
其次，他採取了經濟措施，實行「專利」政策。這裡的「專利」不是我們現代人所理解的科學技術的專利，而是指把一些專項收益歸於國家，壟斷社會財富。這樣就必然損害了百姓的利益。
第三，也是最關鍵的，他加強了輿論控制。任用了叫衛巫的人（衛國的巫師），負責監視老百姓，誰敢批評他就殺掉誰。老百姓都不敢言語了，在路上相見也只能以目光交流。（「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許多統治者的愚昧和悲哀就在於迷信暴政，以為強暴就可以使民心畏服，堵住人民的嘴，江山就穩定了。哪裡知道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是世間的不可違抗的規律。暴政必然引發暴動，暴君必然喚起暴民。
周厲王的倒行逆施使得社會矛盾愈來愈尖銳。公元前841年，也就是中國紀年歷史的開篇之年，國人終於忍無可忍，發起了暴動，周厲王倉皇而逃，跑到邊境地帶躲起來了，14年後死在那裡。
周厲王出逃後，國家的權力由周公和召公兩位大臣共同執掌，故年號定為「共和」。
在周厲王被推翻之前，他看到通過嚴厲的治理整頓，舉國輿論一致，非常興奮，對召公說：「我能止住謗言了，大家總算不敢說話了。」（「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
召公說：「你這不過是堵住了言路而已。要知道，堵百姓的口要比堵河水更危險。河水因堵塞會衝垮堤壩，必定會傷害許多人，不讓百姓說話，道理也是一樣的。所以，治理河水的人，要疏導它使之暢通；治理百姓的人要宣示他們，讓他們大膽講話。治理國家，要讓各級人員都關心時事，議論朝政，連音樂家都要創作反映民情的樂曲，史官要寫可資借鑒的史書。幹部可以直接進言，平民也有渠道把意見上達，領導身邊的工作人員要進行規諫，宗室親屬要補察過失，學者和搞歷史的要負責教誨，做師傅的和年長者要經常告誡，然後由天子斟酌而行，如此執政才會順當，才會不犯錯誤。」「民眾有口，就如同大地有山川和田野，財富和衣食都是從這裡生產出來的。老百姓把意見說出來了，政策好壞也就清楚了，好的就實行，人民不滿意的事情就防止，這是增加財富的好辦法呀。人民之所言系人民之所想，是自然而然地流露，如果堵住人民的口，那政權能維持多久呢！」（原文「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是高中課文，在此不附錄了）厲王不聽召公的勸阻。結果失去了執政地位。
必須佩服召公，兩千八百多年前的一個專制體制下的幹部說的話，一個僅僅是為了維護專制統治而並不是為人民的權益而進行的思考，在今天聽來還是那麼有道理，那麼深刻和富於遠見。
在人類歷史上，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再強大的權勢者，凡是不把人民放在眼裡的，凡是試圖以封堵人民的口來遏制人民的不滿的，沒有一個成功的，無一不是加速了毀滅的下場，無一不是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秦始皇、隋煬帝、拿破崙、希特勒、斯大林，這些人把不讓人民講話剝奪言論自由都做到登峰造極了，有用嗎？
中國歷史的開篇講了周厲王被推翻的史實，也昭示了言論必須自由的真理。
我國憲法有著保障公民言論自由的條款，執政黨17大也做出了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和表達權的承諾，但實際的落實差距太大。許多人總是習慣周厲王的思維方式。總是以為老百姓不知情或者不讓老百姓發聲天下就太平社會就穩定了。還是認真回顧一下歷史，仔細想想中國歷史開篇所記載的教訓吧，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和表達權再也不能遲疑和拖延了。
不讓人民知情必然失去人民的信任。
堵住人民的言路必然堵死執政者的生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