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老幹部、各地軍頭，中央更是網開一面。鄧小平就公開指出：「老幹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說了違心的話，做了違心的事，不能叫‘三種人’」。（《鄧小平同志關於如何劃分和清理「三種人」的談話》，1983年11月16日）。換句話說：即使中共的老幹部，各地軍頭在文革中緊跟毛澤東，迫害無辜，屠殺民眾，操縱武鬥，打人致傷致殘都沒關係，只屬「說了違心的話，做了違心的事」便一點事都沒有——用這樣截然不同的兩套標準來清查「三種人」，會有公正的結果嗎？
以廣西為例，廣西區黨委第一書記、廣州軍區第一政委韋國清，便是典型的例子。韋在文革中直接指揮軍隊和他操縱的保守派組織「聯指」屠殺了近二十萬群眾，既有反對他的造反派組織「四.二二」又有從不捲入兩派鬥爭的「黑五類」及其子女。文革後數十萬群眾和受迫害者家屬上書中央，要求清查這一廣西最大的「三種人」，但是韋國清和鄧小平私交甚篤，非但被包庇下來，甚至文革後仕途冒升，官拜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韋國清——這個雙手沾滿廣西廿多萬人民鮮血的劊子手，炮製「反共救國團」冤案的真正元凶，卻逃脫了正義的懲罰，逍遙法外，1989年得以享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待遇，壽終正寢，厚葬八寶山，按生前職位排座次，備極哀榮。
另一個鮮活的例子是賓陽縣大屠殺的「殺人狂魔」王建勛。據官方的內部機密檔案記載：從1968年7月26日至8月6日的十一天裡，賓陽縣打死和迫害致死3951人，成為南寧地區殺人最多的縣。全縣172個公社，每個公社都成批殺人，且殺人手段十分殘忍，有槍殺、刀刺、繩勒、叉戳、棍打、水溺、石砸、活埋、挖眼、剖腹、碎屍、和用牛拖死等等。
而時任賓陽縣革委會主任、駐軍6949部隊副師長的王建勛，是賓陽大屠殺的指揮者、策劃者和組織者。一些當年殺人的劊子手在八十年代初的整黨運動中受到黨紀國法的懲處，而「殺人狂魔」王建勛卻在軍隊的保護下，皮毛無損，反而榮升廣州警備區副司令員，並以此銜光榮離休，在廣州軍區干休所的深宅大院裡悠閑養老。殺人元凶心安理得，死難者家屬則痛不欲生，生不如死。就連當年的殺人凶手也不服，紛紛拿出王建勛部署、指揮殺人的電話記錄，一致要求繩之以法王建勛。
文革中參與策劃、部署、指揮屠殺廣西「四.二二」的軍方人物，在八十年代的整黨和「清查三種人」運動中，都逃脫了法律的制裁、正義的懲罰。
現將這些軍方人員的名單羅列如下，讓他們的名字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韋國清（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廣西革委會主任）
歐致富（廣西軍區司令員、廣西革委會副主任）
魏佑鑄（廣西軍區政委、廣西革委會副主任）
焦紅光（空七軍政委、廣西革委會副主任）
霍成忠（五十五軍副軍長、廣西革委會副主任）
徐其海（廣西軍區副司令員、廣西革委會副主任）
焦玉山（廣西軍區副司令員）
韓世福（廣西軍區副政委、廣西革委會常委、南寧市革委會主任）
吳華（廣西軍區副司令員）
孫磊（廣西軍區政治部主任）
王斌（廣西軍區派任桂林市革委會主任）
景伯承（桂林軍分區司令員、桂林地區革委會第一副主任）
張鶴青（桂林軍分區政委、桂林地區革委會主任）
張束之（桂林軍分區副司令員、桂林地區革委會副主任）
梁連和（桂林軍分區副司令員、桂林地區革委副主任）
康凝（二0分部副政委、桂林地區革委會副主任）
宋治平（南寧警備區司令員）
張正安（獨立二師政委、南寧市革委會副主任）
許長庚（南寧軍分區政委、南寧地區革委會主任）
熊光武（南寧軍分區副司令員、南寧地區革委會副主任）
李文軒（南寧軍分區副司令員、南寧地區革委會副主任）
賈煥雨（南寧軍分區副司令員、南寧地區革委會常委）
張智理（河池軍分區政委、河池專區革委會主任）
孫長鎖（河池軍分區司令員、河池專區革委會副主任）
曾俊德（欽州軍分區司令員、欽州專區革委會副主任）
甘照寰（玉林軍分區政委、玉林專區革委會主任）
孫景芳（玉林軍分區副政委、玉林專區革委會副主任）
張海波、鐘生棟（廣西軍區司令部副參謀長）
丘璽（南寧警備區副司令員）
慕石起（南寧警備區副政委）
陳德華（南寧警備區參謀長）
李寬永（6911部隊政委）
王建勛（6949部隊副師長、賓陽縣革委會主任）
罪魁禍首仍受膜拜
人的生命，難道可以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幌子下予取予奪？難道可以以「革命」的名義隨意踐踏？難道僅僅出於「階級仇恨」就可喪盡天良地剖腹挖肝吃人肉？是什麼怪異的土壤生發出這樣的「惡」？
所有問題的核心歸根結底地指向中共專制獨裁的制度，指向禍國殃民的毛澤東。
——毛澤東才是使我們民族生靈塗炭的罪魁禍首！
文革中全國發生的多起「階級大屠殺」，並非偶然事件，並非文革造成天下大亂局面失控的產物，僅以廣西文革大屠殺為例，其殘忍殺人、滿門抄斬、剖腹挖肝吃人肉等等野蠻事件，沒有制度的保證是決不可能實施的。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共的意識形態成了全民族的意識形態。其特徵之一就是提倡「階級鬥爭」就是漠視生命，踐踏人權——人的生命權、思想和言論的權利、個人尊嚴、個人財產權。這些權利在文革中被踐踏無遺。
毛澤東對於文革中的「階級大屠殺」不僅僅提供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如廣西當局製造「反共救國團」一案屠殺廣西「四.二二」），而且命令軍隊「武裝支援左派」。文革中廣西軍區夥同「聯指」武裝圍剿廣西「四.二二」,就是在「武裝支左」的指示和口號下進行的。
與此同時，毛澤東還命令軍隊發槍給一派組織，所謂「武裝左派」，使其得以放手武裝攻擊另一派，也迫使另一派從別的部隊或兵工廠搞到武器，以殺人對殺人，致使武鬥升級。對此，毛澤東輕鬆地，甚至興高采烈地稱之為「全面內戰」。
雖然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的《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早已徹底否定了文革，也否定了毛澤東在文革中的一些作法。但那只是在「否定毛澤東同志的晚期左傾錯誤路線」同時又要「堅持作為革命的集體智慧的毛澤東思想」的前提下的一種表態。文革和反右運動一樣，畢竟中共歷史上的一個瘡疤，影響了中共「偉大、光榮、正確」的形象，如何準確評價毛澤東，如何準確評價毛澤東思想，仍是中共難以自圓其說的棘手問題。
為此，中共最高層有人發話：「清算毛澤東，就是清算共產黨」。「不要清算文革，要淡化文革」。文革的真相和追究成了禁區，所有文革的資料都被當作「密件」，當作黨和國家的最高機密。對於文革大屠殺，史書中一字不提，唯一留下的是官方的宣傳和篡改得面目全非的歷史。
毛澤東不但未遭清算，當局反而紀念、謳歌不斷，毛的巨幅肖像仍高懸在天安門城樓，毛的木乃伊仍繼續躺在紀念堂的水晶棺材，接受膜拜。
一直被專制、獨裁、暴政裹脅著的中華民族的悲慘命運，今日仍被看不到盡頭地延續著。
但所有的血債都被人民的眼睛、經歷及帶血記憶所記錄。
任何政治人物都無法逃脫歷史的正義審判，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