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前的六月四日，北京血雨腥風，大兵壓境。一場持續數週的民主運動遭到當局暴力鎮壓。作者長平認為，六四事件的意義更在於，她開啟了八九十年代那場深刻的世界政治格局變革。
烏利克·普珀（Ulrike Poppe）將我們領到掛在牆上的一幅照片前，照片上一位女士舉著橫幅，橫幅上寫著「克倫茨小平？ --不，謝謝（KRENZ Xiaoping? -NEIN danke!）」，意思是說，埃貢•克倫茨（當時的東德領導人）休想當鄧小平，對抗議活動進行血腥鎮壓。
普珀女士是德國勃蘭登堡州處理專制遺留問題專員，她告訴我們，北京「六四」民運對東德抗議活動影響很大。在我隨後走訪的當年反東德專制政府的參與者中，無一不提到「六四」民運。
我知道這不是因為我的中國人身份。在安東尼·托馬斯（Antony Thomas）攝製的記錄片《坦克人》（The Tank Man）中，美國佩珀代因大學政治學教授布魯斯·賀森松（Bruce Herschensohn）說：「他（'六四'鎮壓中在長安街隻身攔截坦克的年輕人）想改變中國，結果卻改變了蘇聯。在柏林牆倒下之前，我去過東歐好幾個國家。我稱讚他們的勇氣，他們卻對我說，既然那個中國孩子能站在坦克前，我們也能做這些事情。這位年輕人的行動，事實上改變了世界。」
我想這也是整個「六四」運動應得的評價。它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那場深刻的世界政治格局變革的開端，是整體變革中的一部分。在那場變革中，社會主義陣營土崩瓦解，籠罩人類天空半個世紀之久的冷戰陰雲隨之散去，全球政治經濟進入一個新紀元。
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集會的學生
放在這樣一個歷史視野中看待「六四」，我們就會對一些看似蓋棺定論的問題重新思考--
第一，「六四」民運成功還是失敗？對於中國來說，它無疑是一場大悲劇與大屠殺。坦克和槍炮開進北京，手無寸鐵的和平抗議者喋血街頭，死者至今數目不明，冤屈未伸，不能得到公開的悼念和祭奠。另一方面，它讓世界人民看到了專制政權可能出現的瘋狂暴虐，毫無底線，激勵人們和它作堅決鬥爭。那一輪抗議浪潮，作為一個整體，無疑又是風捲殘雲般的巨大勝利。第二，政府用軍隊鎮壓民眾是迫於無奈嗎？一直有一種批評，說參加抗議的大學生過於激進，逼得政府沒有退路，不得已開槍恢復秩序。把「六四」放到蘇聯東歐劇變的整個運動中看，就會發現這種批評何其荒謬。就非暴力運動而言，還有比要求政府下臺，也真的迫使政府下臺，甚至國家解體、消亡的抗議更激進的嗎？天安門廣場的大學生，只是要求政府反腐敗、搞民主而已，如果北京政府可以開槍，東歐國家人口還剩幾何？何謂政府迫於無奈，民主改革難道不是理所當然的退路嗎？
第三，政府選擇了社會穩定嗎？民主改革會導致社會動亂，如此荒謬的說法竟然被成功宣傳。二十三年之後，社會渙散，人倫禁毀， 群體事件此起彼伏，維穩體制拆東補西，商人、官僚、藝人和普通百姓紛紛移民，這是日趨穩定的社會嗎？看看東歐及俄羅斯諸國的社會秩序，你就會明白維穩經費有多麼浪費。另一個成功的宣傳是，中國很大很複雜，不搞專制就會亂。事實上，八十年代的中國，是中共統治六十餘年來，最充滿希望、最不易動盪的年代，人們團結一致，積極樂觀，視改革開放為新的真理。民主改革毫無疑問會得到全社會的熱烈支持，動亂從何談起？
第四，「六四」鎮壓的受害者只有中國人嗎？從道義上說，很多西方人都知道，只要有一人受壓迫，全人類都不自由。但這遠遠不夠。從實踐上說，八九民運促進了蘇聯東歐劇變的發生，同時也使中國成為後冷戰時代的棄兒。很多當年義憤填膺的港臺人、西方人，如今都被中國的市場誘惑，樂於與中國政府合作。他們在拋棄中國人的同時，也背離了自己的政治和道德倫理。「六四」鎮壓讓中共覺得什麼風浪都能挺過，後來更相信任何東西都可以用金錢換取。「與魔鬼交易」正在困擾全世界。
當年中共高層領導人趙紫陽、李鵬、陳希同等人的「六四」回憶錄，近年先後出版或泄漏。我從他們相互印證的回憶中，沒有讀到大權在握的鄧小平任何協商退讓的選項。也就是說，在他那裡，並不存在「學生再隱忍一些，中國就搞民主改革」的假設。自從當年4月25日李鵬等人向他匯報局勢之後，「旗幟鮮明」、「堅決反對」、「措施得力」、「措施不堅決不行，不迅速不行」就是反覆出現的用語。鎮壓早已注定，只有殺人的多少（假如能減少犧牲當然非常重要），而沒有談判的空間。鎮壓之後的秋後算賬，或者說持續的鎮壓，無論運動如何發展，也都無可逃避，而且至今未了。
作者長平（左）在德國
今天 的「中國模式」，正是鄧小平定下的經濟上的不公平改革加政治上的「四項基本原則」的開花結果。這個「模式」橫衝直撞，讓全世界的經濟和政治倫理都陷入難堪。從這個意思上說，當年的東德人拒絕了的「克倫茨小平」，喬裝打扮之後，正面帶微笑向我們走來。
原題目：「克倫茨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