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照片》出版到十幾輯的時候，有朋友曾經問我，編《老照片》這些年，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照片是哪一張？
他這一問，還真把我難住了。當時光是經手刊出的老照片便已不下幾千張，真要張口說出一幅印象最深的，並不是件容易事。
不過，我還是很快想起了一張。那是1935年攝於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一幅照片（圖1），刊登在《老照片》第6輯裡，照片定格了一位幼兒園女教師帶著一群孩子在草坪上做遊戲的瞬間。冬日的陽光，暖暖地，灑在年輕女教師娟秀的面龐和孩子們歡快的笑臉上，溫馨而祥和。從攝影的角度來說，這張照片無論其勻稱的構圖、妙曼的動感還是對人物神情恰到好處的捕捉，都堪為經典之作。但是僅憑這些，這張照片還不足以從幾千張照片裡脫穎而出，給我留下那麼深刻的印象。這幅照片如此地觸動我，還因為照片以其獨有的語言向我們講述了一個特定的時代——抗戰前的民國社會的日常生活。
通常，提起民國社會，大陸的一般民眾耳熟能詳的是紅軍的偉大長征，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鬥爭，是國統區的腐敗以及埋葬蔣家王朝的戰爭。而對於民國社會的各項事業、戰爭以外各階層民眾的庸常生活，則所知甚少，與此相關的照片更是鳳毛麟角，難得一見。
圖1 1935年，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即景。（選自《老照片》第6輯，秦風提供）
這幅照片，是臺灣的老照片收藏與研究者秦風先生提供的。毋庸諱言，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1949年以後大陸這邊官方對民國社會的記述是有所選擇的。秦風先生以其獨有的地緣優勢，為《老照片》提供了大量的民國影像，在很大程度上豐富、彌補了大陸民眾對民國社會的認識，尤其是通過許多記錄民眾日常生活的老照片，向人們呈現了民國社會作為近代中國文明階段性進程的另一面。
這張照片定格的雖只是日常生活的一個瞬間，但所折射的時代意涵也是顯而易見的。北伐結束，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到了1935年，社會尚稱安定，各項建設逐次展開，如果沒有兩年後日本人的大舉入侵，和平發展的局面得以延續，中國的社會進程完全會是另外一種樣子。而這張記錄民國首都民眾尋常生活的照片以及畫面本身所透露出的安寧與祥和，正是那個時代的某種寫照。與通常印象裡的「萬惡舊社會」，至少是大相逕庭。
圖2 1936年，攝於江蘇鎮江民眾教育館宣傳櫥窗前。（選自《老照片》第12輯，吳寅伯攝影）還
有這張攝於1936年的江蘇鎮江民眾教育館的宣傳櫥窗前的一幕（圖2），一位身著碎花旗袍的年輕女子，帶著兩個女孩，在鎮江民眾教育館的宣傳櫥窗前駐足觀望，一邊在向孩子講解著什麼。而寫在櫥窗玻璃上那條宣傳口號「養護兒童是父母與教師的責任」，則表達了社會對於兒童教養的共同認知。照片的提供者黃詠梅在隨文中回憶道：
那是1936年秋，七歲的我是二年級小學生。父親在我四歲時因急病死於執教的外地，母親守著我和妹妹們在鎮江東門老家深宅裡相依為命。我六歲入民眾教育館辦的小學，校舍設在孔廟裡，離我老家不出一百米。年輕新潮的王校長是出國留學生的留守夫人，她在講台上給我們示範刷牙，給我們講述日本軍國主義者向日本小學生灌輸侵華思想的故事。還有好幾位關愛我如同父母的老師，孜孜不倦地傳授知識。孔廟正殿陳列著「頭懸樑」、「錐刺股」、「孟母三遷」等故事的小泥人塑像，還有衛生常識方面的模型、圖片，教師設在正殿後西院落的平房裡。更使我感興趣的是，遇到週末，民眾教育館為附近居民放映電影，我們小學生是必去的觀眾。那年代，能看到卓別林誇張的滑稽表演，雖然無聲，也是莫大的享受。大舅父一人在外地工作，那年回鎮江探家時，星期天和大舅母唐思萱帶著表妹吳碧霞來看望我們，我高興地陪他們去我心愛的學校參觀。走近櫥窗前，那張宣傳畫吸引了我和表妹。我們駐足細看，大舅母邊看邊給我們講解，我入神聆聽，表妹目不轉睛地看著畫上的小朋友。大舅父見此情此景，即興抓拍下來，當時我們一點不知道。
作者結合這張照片的回憶，為我們留下了許多有價值的信息。一位幼年喪父、與母親和妹妹們相依為命的女孩，並沒有因生活困頓而失去接受教育的機會；民眾教育館及其創辦的小學奉行的是「中西合璧」的施教方針，既承繼傳統倫理文化，又傳播現代衛生科學常識，還放映西方電影……從上面的敘述裡，足以看出民眾教育館所承載的一般社會功能，和為普及教育、傳播文明所做的種種努力。
尤其可貴的，這不是一張為了宣傳而刻意擺拍的照片，而是一位民間攝影愛好者對身邊生活的不經意的記錄，其真實性是不容置疑的。
上面兩幅照片，一張拍自當時的首都，一張拍自當時的江蘇省會，或為首善之區，或為經濟文化發達之域。而其他地方的情況是怎樣的呢？這裡有一張1937年1月在山西文水縣拍攝的照片（圖3），是文水縣裡村一所女子初級小學的師生合影。
圖31937年1月，山西文水縣裡村女子初級小學的師生合影。（選自《老照片》第15輯，高建中提供）
文水縣是毛澤東親筆題詞「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劉胡蘭的家鄉，1947年十七歲的劉胡蘭被國民黨軍以鍘刀殘忍地殺害，成為中國革命史上家喻戶曉的著名烈士。而這張照片中所透露的寧靜與祥和，與十年後劉胡蘭殉難時腥風血雨的社會氛圍，卻迥然有別。端坐中間的那位女子應是這所小學的校長，從穿著、氣質上看，當是一位受過現代教育的女子，神情中透著自信與幹練。照片上的女學生也都穿戴整齊，相貌端正，讓人感覺很舒服。還有，背景中雕樑畫棟的校舍也著實讓人羨慕，可見那時的人們已經實踐了後人雖信誓旦旦卻行有未逮的承諾——「把最好的房子讓給學校用」，如果我們對這一承諾不是「行有未逮」的話，可能也就不會發生汶川地震期間校舍大面積倒塌那樣的悲劇了。
這張照片裡，最吸引人們眼球的，是端坐在中間的那位年輕女子。大家知道，中國既有論資排輩的傳統，更不乏男尊女卑的陋習，而那位女子，年紀輕輕，列坐於幾個大老爺們之中，卻未遑多讓。
大概是受了法國年鑑派的影響，胡適先生曾經慨嘆過：「《史記》裡偶然記著一句‘奴婢與牛馬同闌’，或者一句女子‘躡利屐’，這種事實在我們眼裡比楚、漢戰爭重要的多了。」在他看來，「朝代的興亡，君主的廢立，經年的戰事，這些‘大事’在我們眼裡」反而「漸漸變成‘小事’了」。從這張尋常的鄉村小學的師生合影裡，則不難看出民國年間婦女解放的種種端倪和時代前行的迥然步伐。在許多時候，時代的變遷與進步，並不體現在轟轟烈烈的運動裡，往往是一些瑣屑的生活細節，更能反映社會的深刻變化。歷史已經一次又一次地證明了，那些轟轟烈烈的「運動」不過是表面的熱鬧而已，並且換來的不僅不是社會的進步，反而可能是空前的倒退。
1949年以後，民國的一切都成了「前朝舊事」。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對民國年代的日常生活細節的誤讀也在所難免，對同樣一張照片，往往會有截然不同的觀感。
圖41940年代，天津東亞公司公教信友協進會的唱詩班在排練。（選自《老照片》第16輯）
這張拍攝於1940年代的照片（圖4），是天津東亞公司公教信友協進會的唱詩班在排練的情形。在用葦席臨時搭成的草台上，唱詩班的信眾們個個闊袖重袍，手捧展開的樂譜，伴隨著台下鋼琴的伴奏，唱得專注而投入。整個畫面於黑白相間中，瀰漫著幾分肅穆與莊嚴。
照片系筆者從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淘得，夾在一本1940年代印製的東亞公司的企業宣傳冊裡。宣傳冊用道林紙印製，圖文並茂地介紹了東亞公司的產品和經營管理的情況。天津東亞毛呢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是民國年間的著名企業家宋棐卿於1930年代所創辦，其生產的「抵羊牌」毛線的總銷量，一度佔據了國內市場87%的份額，並向東南亞十幾個國家出口。宋棐卿的企業經營理念，也不乏現代意識，在企業內部施行了許多保障和增進職工利益的做法，向職工發放年終獎金、生活津貼、傷病津貼、婚喪補貼和子弟獎學金等，還設立了職工宿舍、夜校、國劇社、合唱團、醫院……在1943年更以「贈股」的辦法，將公司股份配發到每位職工，使企業員工都成為公司的股東。因宋本人出身於篤信基督教的家庭，還在企業內部建立了公教信友協進會，將宗教教義融入企業管理，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企業文化。這張照片記錄的，便是信友協進會唱詩班的一次排練。
宋棐卿的上述舉措，說到底無非是為了化解企業經營管理中的人際矛盾，以增加企業內部的凝聚力，從而獲得最大化的效益。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宋棐卿堪為企業經營者的楷模和「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功臣了，當個「政協委員」、「人民代表」什麼的，應在情理中吧。
圖5 1948年，豎立在長春街頭的新片上映廣告畫。（選自《老照片》第32輯）
然而，就是這樣一些頗具超前性的現代企業管理舉措，在後來的歲月裡卻一度成了宋棐卿「調和階級矛盾」、「統治工人階級」的罪行。這張照片則在1960年代的「階級教育展覽會上」，被當做「用宗教麻痺工人階級」（當年用作「展覽」時，寫在照片背面的文字如是說）的罪證，被公開展示。真是此一時，彼一時也。
民國幾十年，除了抗戰前有過幾年的相對和平時期以外，大部分時間都處在動盪與戰亂之中，這無疑給民眾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很大影響。但戰亂與動盪並不就是民眾生活的全部，即使身處戰亂中，老百姓的日子照常得過。戰爭雖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變著百姓的生活，卻無法使它中斷。這兩幅照片（圖5、圖6）均拍攝於1948年的長春，圖5是豎立在長春街頭的大幅新片上映廣告畫，圖6是在長春一間酒吧登臺表演的鼓手。
圖6 1948年，長春市一位登臺表演的鼓手。（選自《老照片》第27輯）
此時國共內戰方酣，長春已處在解放軍幾十萬大軍的重重包圍之中，不僅十幾萬國民黨守軍與外界的聯繫逐漸中斷，一般百姓的出入，也受到嚴格的限制，一場空前的飢饉正一步步逼向這座城市。生活在長春城裡的人們，已不止一次地聽到遠處傳來的隆隆炮聲，但這並不妨礙最新的美國大片一部接一部地上映，架子鼓手一旦登臺演出，還是那麼西裝革履，頭髮依舊梳理得絲毫不亂，專注地沉浸在自己敲出的鼓點裡……從照片上看，架子鼓手的家什似乎過於簡陋了，只有一面大鼓、一面小鼓，外加一個立鑔，然而相對於遠處隱隱傳來的炮聲，這裡發出的卻是屬於市井的、民間的音符，傳遞著平民大眾對和平生活的嚮往與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