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往往都把五七年那場反右浩劫算在毛澤東一個人的帳上，卻不知反右浩劫的兩個幫凶鄧小平和彭真。他們分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總書記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政法書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北京市市長的身份，擔任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正副組長。說是幫凶便宜了他們。鄧彭兩人參與策劃並具體領導了這場浩劫。鄧彭兩人是僅次於毛澤東的第二和第三號劊子手。
毛鄧關係始於江西蘇區毛澤東受王明路線批判，鄧受牽連。中共建國初期，鄧小平主政西南。一九五二年八月毛將鄧及其全家自成都用專機調來北京，出任政務院常務副總理和財經委副主任，一九五四年四月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和組織部長。五四年九月任中央軍委委員（毛鄧無軍銜）。五五年四月任中央政治局委員。
鄧在反劉、周、薄的新稅制風波、「高饒反黨集團」事件等中共黨內鬥爭中，緊跟毛澤東，成為毛的重要親信。接著在一九五六年九月的中共八大，鄧被選為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總書記。主持書記處工作。在毛的策劃下，書記處控制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是一元化的權力中心。
主持書記處全權指揮反右
鄧小平在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於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所作的〈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中說，反右運動可分為「大鳴大放」（即引蛇出洞）階段，反擊右派（即定罪）階段，著重整改（即反右補課）和研究文件、批評反省、提高自己階段。
「引蛇出洞」階段從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關於整風的指示〉開始，至六月八日毛鄧決定在全國「反擊」右派份子進攻為止。五月二日經鄧授意和批准，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宣部副部長胡喬木撰寫人民日報社論〈為什麼要整風？〉五月四日書記處發出〈關於重組黨外人士對黨政所犯錯誤缺點展開批評〉的指示。書記處成為反右運動的指揮部，鄧小平就是總指揮。
在北京，自五月八日至六月三日，在毛、鄧、彭部署下舉行了四十多次座談會，二百多人發言，整理見報。鄧小平主持書記處晝夜研究，用簡報方式向毛澤東匯報。五月中旬，根據各地大鳴大放的情況，毛澤東覺得應當收網了，親自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起初題目叫作「走向反面」，擬在《人民日報》用「本報評論員」名義發表，排出清樣後，鄧看了覺得過於露骨，建議毛在右上角批上「內部文件，注意保存」字樣。文章題目改為〈事情正在起變化〉，署名改為「中央政治局研究室」僅發給黨內領導幹部閱讀，毛欣然接受。充分證明鄧的忠誠護主，並得到毛的賞識。
其實在寫〈事情正在起變化〉之前，鄧主持的書記處已下發了〈關於報導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以「引蛇出洞」的精神，清楚表明「秋後算帳」的決心。毛在一份「情況匯報」上批示：「一放，各階級就會表現出來，原形也畢露。共產黨執政還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萬條意見、錯誤、罪狀。那共產黨是不是該下臺？那我姓毛的是不是還要再上井崗山？」
六月六日，書記處以中央名義發出〈關於抓緊時間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六月十七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鄧小平作〈如何領導當前整風運動反右鬥爭〉的報告；六月十七日鄧小平在青島舉行中共省市委書記會議上，以總書記身份作了主題報告，對全國的反右運動做了說明和部署；九月二十日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整風運動報告〉。在反右運動的全過程，鄧小平幾乎每天定期向毛澤東匯報運動進展情況，全面指揮和部署各階段具體政策的核實和發布。反右的各項政策均由鄧小平統籌安排下達。
反右擴大化鄧有直接責任
六月十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會後中央書記處發出〈關於准許學生回鄉工作〉和〈在反擊右派份子的鬥爭中對人物應有具體分析〉的指示。六月二十六日再發出〈關於打擊孤立資產階級右派份子的指示〉。七月七日書記處批轉〈吉林省委關於高等學校反右鬥爭的情況〉的報告，八月一日書記處發出〈關於繼續深入反對右派份子〉的指示，九月二日書記處又發出〈關於嚴肅對待黨內右派份子〉問題的指示。
鄧小平領導下的反右指揮部隔三差五地頻密發出反右加溫和擴大的指示，唯獨沒有作出劃分右派份子的標準的政策，直到反右高潮過去，才放了一個右派處理的「馬後炮」，結果，劃右派的數量由起初的幾千人，擴大到五十五萬人，加上內控使用、開除黨籍的中右份子，達一百二十萬人。當時知識份子總共不過五百萬人。很明顯，反右擴大化的直接責任，鄧小平是忠實執行了毛的極左路線。
鄧小平對毛的「陽謀」心領神會，狼狽為奸，可謂發揮得淋漓盡致。反右運動是鄧毛的一次十分成功的合作。
鄧小平對中共黨內的老革命、老幹部一樣心狠手辣，無情無義。將沙文漢、潘復生、歐百川、王漢、楊思一、陳沂、丁玲、江豐、馮雪峰、艾青、秦兆陽這些省部級高幹定為右派份子，都是經過鄧小平批准，毛澤東點頭的。陳沂被打成右派後，陳毅聽聞，感到驚奇和激憤，給總政主任譚政大將打電話。譚回答：「你不瞭解情況」。啪一聲擱下電話。陳毅說「好傢伙，人家是那樣一位重要的領導，我是元帥也奈他何！」原來陳沂的右派也是鄧小平批准的，譚政才敢頂撞陳毅。
鄧小平在中共三中全會作的〈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大力批判所謂的「溫情主義」時說，「現在還有一些同志，在反對黨內右派份子鬥爭中，表現了較嚴重的溫情主義，特別是對一些應該劃為右派的老黨員更加惋惜、心軟、下不了手，這種情結必須加以克服」。到一九五八年的「反右補課」中，鄧還一再指出「姑息養姦，養癰遺患」的右傾保守的危害性。
腦袋僵化死不認錯又作賊心虛
二十年後，當胡耀邦提出給當年的右派平反時，鄧小平仍然頑固不化，說「不」！鄧小平女兒毛毛（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中也回憶道「父親始終認為，不能說整個運動是錯誤的。」鄧小平對反右的「保留態度」不能簡單地歸咎於他「剛愎自用，不敢承擔錯誤責任」。更深層次的原因是他在政治上同毛澤東是專制帝王的一丘之貉，將人民群眾的批評看作是對自己統治權力的挑戰和進攻。所以抵死不認錯。
鄧小平反右運動的錯誤立場是同他在以後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鎮壓六四學運及只搞經改不搞政改的「跛腳改革」一脈相承的。最近出版的宗鳳鳴記述的《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一書中，趙紫陽在談到鄧小平的兩個觀點時說「經我和鄧小平打了八年交道，摸清了他的性格，那就是他認定了問題不會改變，因此對六四他不可能改變，...」。六四如此，反右也如此。
可是鄧小平畢竟作賊心虛。他在鄧小平文選第一卷出版時，抽掉了他的傑作五七年反右指導性文獻〈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以及一系列的有關文章和文件。如果鄧小平真的認為反右運動是必要的正確的，又何必抽掉他在中共三中全會作的〈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
最後，說說彭真在反右時期的角色。彭真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北京第一書記、北京市長的身份擔任鄧小平的副手，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副組長一職。彭真不負眾望，把北京市搞成反右樣板，全國重災區。北京集中了黨政軍各級機關和群眾團體，民主黨派、工商聯、科研機構、高等學校。
在「引蛇出洞」階段，毛澤東早就定下了打蛇的指標。他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寫道：看來黨外知識份子中，右派約佔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可能是保守的，黨內知識份子中約佔百分之五至十。民主黨派中右派可能達百分之三十以上。高等學校中的右派不會少於百分之十。鄧小平和彭真把毛澤東數字指標落實到具體人頭。在五百萬知識份子中打出一百二十多萬右派骨幹，極右右派、中右和右派來，鄧彭不折不扣地超額完成了毛澤東定下的指標。
彭真把北京市的大學整得最慘，清華、北大整班整班學生被打成右派。筆者一位同學因高度近視看不清馬林科夫的胖臉而打成極右。一位團員在團支部大會討論怎麼湊足右派名額時因瀉肚子離席上廁所而被他人推舉為右派。那些思想清純天真無邪的熱血青年中了毛澤東、彭真「引蛇出洞」的「陽謀」圈套淪為政治賤民，誅連九族。苦苦掙紮了五十年。倖存者至少已是七十出頭的老人了。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彭真在中共中央黨校的一次講話，講到五七年反右，他還是堅持五七年反右是「必要的」、「正確的」這樣的謬論，甚至比鄧小平還多加一個形容詞「及時的」。
鄧、彭萬萬想不到事隔十年，文革開始，毛的接班人和親密戰友也成了毛澤東的鬥爭對象。可悲的是就是這樣，他們仍然牢牢抱住毛澤東這座瘟神至死不放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