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坪墮胎案塵埃落地,撰寫此文《不再跪著求恩賜,要站起來行公義》。(此文一併感謝女友對我的持久支持及忍耐,並對此文提出了寶貴的修改意見。只感到在愛裡有虧欠。)
挂掉鄧吉元的電話,我知道鎮坪墮胎案塵埃落定了。儘管有太多無法言說的雖然,但是,這個案件早已超越其本身的內涵,創造出無限的外延,如同棒喝一樣,讓我們這個似乎沉睡了很久的民族猛然驚醒。我們終於知道應該回頭望天,尋找我們出發的地方,這時,方才覺察到,我們已經走得太遠,忘掉了回家的路。
接手鎮坪案,起於憤怒,過程中卻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不斷地經歷感動。本以為這個民族已經墮落的無可救藥,因為每一天都有太多的悲慘故事出現在微博上,有時,我恍惚感受如同身處人間煉獄,內心煎熬,不忍卒讀。在我的內心幾乎要被絕望啃噬的時候,有幸與鎮坪案同行,獲得驚喜與感動,使我看到了人性的復甦,在人身上神聖性的回歸。
鄧吉元,一個被公權力壓迫到最底層的農民工。經歷了各種壓力痛苦和常人無法想像的內心糾葛,終於決定:要和政府打一場官司。
我被他的眼光的深深觸動:初次見他,眼光迷離,透露著無奈的絕望。他話不多,而這種沉默的常態比振臂疾呼更讓人感受心涼。起初,他不願意接受律師代理,而寄希望政府的認錯,後來,他一言不發,一個人主動逃離政府的監控,千里求助到北京尋找律師。這是權利覺醒的轉變,如同一個沉睡了很久的嬰兒逐漸開始甦醒一般,這種甦醒是尊嚴的被喚起、人格的復甦。這是一種從求青天老爺施恩到清楚地意識到政府應該要承擔責任的心靈的覺醒。短短20天時間,鄧吉元不再跪求恩賜,而是站起來行公義!
鄧吉元來到了北京,坦然地回答各路記者的所有問題,他看上去甚至很平靜,他參加了家庭教會的週日禮拜,在歡迎新人的讚美詩中,微笑著收下了教會送來的紅色康乃馨,那一刻,他的眼睛開始有了新生的光澤。那是一種久違的尊嚴的復甦。而這種轉變恰恰是中國社會的希望,一種由奴役狀態向公民社會轉變的希望。
除了鄧吉元,我看到的希望還來自官員。鎮坪案,收到若干官員的電話、信件。雖然他們不願我公開他們的名字,但是我分明能感受到他們在這個龐大體制內的痛楚,如同身處堅冰,仍希望尋找春天的溫度。他們感覺到了:權力,不是他們的救贖,公義才是出路。官員,必須關在籠子裡。政府是個張牙舞爪的利維坦,必須關在籠子裡接受訓練。除了制度上要對其約束以外,同時要鼓勵官員的人格獨立更加重要,官員不應該是在龐大體系內的一個符號,而是有血有肉的存在。
越來越多覺醒的民眾,更是在鎮坪案中一直鼓勵我前行的動能。他們要站起來說話,各種壓力四面八方襲來,無論是清晨還是深夜,關於鎮坪案的微博,一經發出,轉發、評論瞬間淹沒我的手機屏幕,我是如此清晰的感受到了無數人在陪著我,陪著鄧吉元,我並不孤單,我們在一起走一條出埃及的路。我收到了不計其數的簡訊和電話,他們來自全國各地,目的只有一個:希望給於幫助。這一次,大多數人不再是冷漠無情的看客,而是明白這個道理:今天是鄧吉元,明天就可能是自己,維護同胞的權利就是維護自己的權利,鄧吉元不是一個在山溝裡的陌生農民,他是我們的兄弟姊妹,肢體受苦,我們感同身受。為一個陌生人的權利鬥爭自發地主動捐款,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尚屬少有之事。大家目睹這般泯滅人性的做法後,在這件事情上達成共識,那就是——權利不再是你的、我的,而是我們的,大家開始認同,權利可以成為我們連接的紐帶。愛弟兄姊妹,也是愛我們自己。
在經歷無數感動和期待後,鎮坪墮胎案最終以鄧吉元與政府私下和解落幕。結果,我已無從知曉,但是,在這場鬥爭中,我願意姑且稱為戰鬥的事件中,我看到了希望,我聽到了在母腹中胎動的聲音,它沒有結束,它只是一個開始。生命是不會被暴力打掉的,他會頑強的站在那裡,並且接受滋養,我們等待,等待他長大成人。
於2012年7月10日凌晨
(原標題為《鎮坪墮胎案:不再跪求恩賜,站起來行公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