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22日，加拿大首都渥太華作家兼自由撰稿人馬克布裡（Mark Bourrie）告訴加拿大通訊社，4月份新華社駐渥太華記者站主任張大成要他監視到訪的達賴喇嘛，他立即辭去了這份工作。馬克布裡成為自北京2009年啟動大外宣戰略以來，從西方國家招募的記者中首位以公開的方式與新華社決裂的人。在8月22日的《國家郵報》和23日出版的九月號《渥太華》雜誌上，馬克布裡講述了他在新華社工作的離奇故事
馬克布裡（Mark Bourrie）
故事開始於2009年國會山的聖誕晚會，當時我、妻子和孩子們與一家友善的中國人坐在一起，再過幾個星期，他們就會結束在加拿大的四年任期回北京。楊士龍當時是新華社駐渥太華記者站主任，他告訴我為了進入西方主流社會，新華社正準備聘請加拿大本地記者撰寫政治及經濟新聞，以滿足快速增長的中國、西方和第三世界讀者的閱讀需求。
那時我剛結束在蒙特利爾協和大學兩年的教學工作，重新做回自由撰稿人，但經濟衰退使之前景黯淡，新華社工作的穩定前景對我頗有吸引力。幾個月後，他們招聘全職的渥太華記者站英語負責人。但當我和朋友們提及此事，他們的第一反應總是你不會是去做間諜吧？
我當時想這種態度是否過時？加拿大的企業正加強與中國的聯繫，加拿大政府也在這樣做。我為什麼不能把加拿大的新聞告訴中國人呢？那裡有著巨大的讀者群，新華社的讀者比全加拿大人口總數還要多。不過我當時還是心存疑慮，他們真是間諜嗎？我是否會成為東方專制政體裡的西方幫凶？在應聘前，我對新華社和它的報導做了調查，甚至還給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寫信，但沒有得到答覆。我發現北京只負擔新華社40%的費用，其餘得靠向西方國家的華文媒體和第三世界的報紙出賣新聞，尤其是經濟新聞來賺錢。當時它正雄心勃勃地要把其海外記者站數量翻倍到200家，還要僱請6000名海外記者。
新華社在加拿大規模不大，只有四、五人，兩人在渥太華，一到兩人在多倫多，一人在溫哥華。我90%的工作屬於正常與合法。第一次感到意外是在2010年6月，胡錦濤來多倫多參加20國峰會，張大成不僅要我確認抗議者的身份，還要瞭解他們呆在哪裡。我抗議說「加拿大記者不會幹這些」。派給我的任務很快被取消，我回去撰寫加拿大銀行和移民法的新聞。
2012年4月28日，達賴喇嘛在渥太華舉行新聞發布會。我和妻子及孩子們剛剛聽完達賴喇嘛在渥太華的公開演講，就接到了張大成的電話，他要我記錄達賴喇嘛在新聞發布會上的講話內容，並弄清他與哈珀私人會晤的情況。我詢問文章是否會被公開發表，張的回答是新華社通常不會發布達賴喇嘛的消息，因為他試圖把西藏從中國分離出去。
當天我給張大成寫了一封電子郵件，宣布中斷與新華社的一切關係，並通知了國會新聞辦公室。
新華社迅速用另一位渥太華的自由撰稿人取代了馬克布裡，目前加拿大國會新聞辦公室還在等待雙方前來陳述各自觀點。
馬克布裡從滑鐵盧大學歷史系畢業，獲卡爾頓大學新聞碩士和渥太華大學媒體歷史博士及桂爾夫大學的研究加拿大安全情報機構的公共政策及管理學位。他在2001年獲加拿大國家雜誌獎，2011年出版論述二次大戰時期的加拿大新聞管制的暢銷書《戰爭之霧》。曾為《環球郵報》，《多倫多星報》，《赫芬頓郵報》加拿大版以及《國家郵報》自由撰稿，1994年成為加拿大國會記者團成員。回憶在新華社工作的兩年，馬克布裡強調「我給新華社寫的東西，不會比寫給加拿大媒體的多一個字」。
(有刪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