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德國的中國獨立作家廖亦武獲得本年度的德國書業和平獎。德國之聲專訪了廖亦武先生，他在訪談中提及自己為記憶六四事件所出版的新書《子彈鴉片》，以及自己流亡海外的經歷。
德國之聲：「德國書業和平獎」是一個聲望極高的德國文化獎項。對您個人以及其他中國地下作家而言，獲得這個獎項最重要的意義為何？
廖亦武：只能說這是一個機會，因為據說通過這個獎，書可以發行很多。我今年剛好出版了一本《子彈鴉片》，它是經歷了這麼多年，在西方正式出版的一本關於記憶的書。我想信通過這個獎的宣傳，這個書會有很多很多人看到，對於我最重要的意義就在於此，這段歷史會重新被人提起。
德國之聲：為什麼對1989年六四大屠殺的記憶在今日依舊如此重要？
廖亦武：今年發生了很多很怪異的事情。那些六四難屬中，有一位今年因為絕望而上吊自殺，另外有一個在六四坐過很多年牢的人，叫李旺陽，他也就是"被上吊"。還有另外一些人的言論，比如德國的前總理施密特，他出來為六四這個大屠殺進行一種辯護。我覺得到了今天這麼一個絕望的境地，這本書能出版是一種天意。
德國之聲：「子彈鴉片」是個很奇特的名字。據我的理解，子彈意指共產黨的獨裁統治，而鴉片則代表著透過經濟繁榮等方式所達成的麻醉效應。這樣的執政方式還能維持多久？
廖亦武：如果我寫的是毛澤東時代的事情，那麼這本書名就應該改叫「子彈和耳光」。毛澤東就是用一種子彈槍殺了很多人，另外一部分就是用耳光來對付你。到了鄧小平的時候，他就一方面用一種鎮壓，另一方面用一種麻醉品。這種麻醉品很有效，共產黨政府還在繼續的應用；這種麻醉品的效果已經在德國前總理的言論中顯現出來了。一個90多歲的老人可能更加需要這種麻醉品，這種麻醉品使他可以在中國當作家了。中國這些作家們2009年到過法蘭克福，那些人都是沒有記憶的；施密特就是更進一步，他真的可以在中國當作家。
德國之聲：德國哲學家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200年前曾說過：「故鄉是你無需解釋自己的地方」。對您而言，故鄉是什麼呢？
廖亦武：我爸爸是一個中國的古文教師。他從小教我讀了很多古書，這種古書給我很多參照，比如說中國的《周易》，我用它佔了一卦就走了出來。讀中國的《史記》，我會和那些寫歷史的人有一個比較，覺得自己比較幸運。哪裡有中國古代的書籍和傳統，哪裡就有我的故鄉。而且在柏林有很多納粹時期和前東德時期的遺蹟，這些遺蹟時時提醒這種歷史的存在，特別是1989年的歷史。那年，德國和中國都發生了非常大的巨變。
德國之聲：您自稱是中國的編年史作家，您的書籍記錄了中國人民的聲音。但現在您流亡海外，被迫切斷了與中國民眾的聯繫。您如何繼續從事編年史的工作？
廖亦武：我在中國已經生活了53年，我的腦袋裡積累了足夠多的中國的故事。我還有大量的錄音，還有大量的故事在我腦子裡面。如果這樣看的話，一直到我死都寫不完中國。因為我已經在中國生活了大半輩子，我不是像六四跑出來的流亡者，那是一種青春期的流亡。比如說這本《子彈鴉片》，有一大半都是在這種途中寫的。
德國之聲專訪廖亦武
德國之聲：您在《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中文版名《證詞》)的前言中曾描寫中國警方不斷搜查您的住家，並且沒收您的著作和書稿，您只能像一隻老鼠般不停挖洞，將剩餘的書稿小心翼翼的藏在隱秘的地點。您在德國發表的新書《子彈鴉片》也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所寫的嗎？
廖亦武：幾乎是這樣，不過情況有所改變。我在90年代寫《一百首歌》的時候，因為離1989年的屠殺還不遠，監控也比較嚴密，那個時候手法比較原始，我也沒有電腦。現在有網際網路和電腦，我採訪的這些人也逐漸被人們所遺忘，完全處在一個社會的邊緣地位。相對來說，從這個方面只要做得比較秘密一點，做他們的訪談的部分還是比1990年代容易一些。
德國之聲：您經常與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塔·穆勒(Herta Müller)一同參加活動。兩位都對獨裁者如何摧毀一個人有深刻的認知，是否因此更有親切感？
廖亦武：我在國內就讀赫塔·穆勒的作品。她最近的一篇就叫「安全局在行動」，正在網路上流傳。我當時覺得那是很荒謬的經歷，她在書裡也寫了安全局是怎樣監控她，怎樣收買她最親密的女友，最後讓她徹底崩潰。這樣的經驗在中國應該算是很普通的經歷，但是赫塔·穆勒的確是寫得非常的好。我的經歷和她的經歷的確是可以做一個比較。
德國之聲：您在9月初的柏林國際文學節做了開幕致詞。您原本有意邀請第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參加開幕式。在文學節這樣的場合，這是一個很不尋常的想法。背後有什麼特殊理由嗎？
廖亦武：因為西藏在不斷的自焚。而且自焚的頻率非常之高，到現在已經有50多位。從來就沒有一個民族以這麼一個頻率在自焚。後來我們就想到了達賴喇嘛的繼承人噶瑪巴，他是個音樂家，他的音樂敘述了藏傳佛教的傳統-轉世和輪迴。如果他出現在國際的舞台上，自焚會越來越減少。因為他們看到了這麼一個帥氣、美好的形象，而且那麼年輕，這個人將來會帶領600多萬人的西藏走出目前的困境。
德國之聲：大部分我認識的中國作家都是一頭長發或蓄須，但您正好相反。這其中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嗎？
廖亦武：因為我坐過牢，大多數作家沒有坐過牢。坐過牢的囚犯的標誌就是光頭。我剃了那麼多年的光頭就已經習慣了，再加上年齡的增大頭髮也保不住，這樣也是一個很好的衛生習慣，洗臉的時候連頭髮也一起洗了。
德國之聲：在監獄中，囚犯不止會被剃光頭髮，甚至遭到折磨虐待。您曾經多次試圖自殺。您在新書中引述了一句教您吹洞簫的老師所說的話：「內心有監獄，就永遠得不到自由」。現在您覺得自己自由了嗎？
廖亦武：現在我只能說，這個事情是要慢慢來。你只有寫出了這一切，記錄下了這一切，然後在為他人爭取自由的時候，你自己才會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