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以來，香港媒體開始浮現「港獨」的字眼，這是回歸北京十五年後冒出的一個新名詞。對於這個名詞，北京當權者極為憤怒，香港的民主運動者則感到百般委屈。
中國內地與香港地區的生活方式確實迥然不同，在英國殖民地時期，香港居民縱然沒有建立民主制度，但他們至少享有穩定的經濟生活與民主環境。從一九五○到八○年代，在兩岸三地中，香港享有的言論自由可以說是最高也最寬。在九七年回歸之後，言論自由開始受到干涉。大量的內地居民湧入這小小城市，造成生活品質的急遽下降。
香港意識其實是殖民地生活的歷史產物，香港人從未有參政權，卻已經習慣文化自由的方式。由香港意識延伸出來的學術與文學，在一九九○年代便已蔚為風氣。小說家黃碧雲所寫的《後殖民志》，便是強烈表達香港居民的危機意識。前行詩人梁秉鈞（也斯）在他的作品中，早已形塑香港特殊的城市意識。年輕一輩的作家，包括董啟章、韓麗珠也高度表現濃厚的在地意識。必須承認，意識從來就是決定存在。香港文學的蓬勃發展，正好反映了九七前後香港居民的心理結構。
一國兩制的實施，顯然沒有爭取到人心的回歸。北京固然擁有香港的領土，卻難以得到香港人的認同。其中最大關鍵，就在於生活安全感的永恆喪失。黨國幽靈籠罩在小小的城市，使一國兩制的精神蕩然無存。今年年初，香港特首的選舉，等於給當地居民上了一場刻骨銘心的政治課。雖然有三個候選人參加選舉，但每個人都是由北京提名。無論選舉結果如何，最大贏家不是香港人，而是北京的當權者。
二○○三年，北京企圖通過香港基本法廿三條，結果激起五十萬人的示威遊行。基本法廿三條其實是內地的叛亂法，結果在群眾的抗議下，終於暫時擱置。今年八月，北京又要推動國民教育，再次引發十二萬人走上街頭。對香港人來說，所謂國民教育，無異於變相的思想箝制。這些事實顯示，北京不斷要動搖一國兩制的精神，反而加深了香港人的危機意識。生活在動盪不安的環境裡，特區的市民可能會從一個被動的位置，逐步發展出主動的自治運動，而這種具有民主色彩的運動，就被國務院港澳辦前副主任陳佐洱定調為「港獨」。
追求言論自由與民主生活，是香港市民懷抱已久的願望。每年八九天安門事件的紀念活動，總是吸引大量群眾參加。他們在維多利亞公園點燃的燭光，已經成為難以忘懷的歷史記憶。有一部電影命名為《二○四六》，正是嘲諷北京「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回歸只有十五年的香港，在政治體制上就遭到不斷的改造與轉化。北京想盡辦法要干涉收編，根本不必等到五十年後。由於權力的支配日益增強，迫使香港居民不能不展開更蓬勃的民主運動。
在香港居民中，認同中國的人口每年都在降低。其中最大原因是，他們見證中國境內的人權條件逐年惡化。包括劉曉波被逮捕，陳光誠的被放逐，曹海波的被判刑，李旺陽的「被自殺」，都給香港帶來極為鮮明的反面教材。如果追求民主，就必須被戴上「港獨」的罪名，那麼可以預期這樣的罪名將成為政治勛章。港獨如果升格成為沛然莫之能御的運動，北京當權者正好扮演了推手的角色。
（作者為政大臺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