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界東北發展計畫引起港人疑懼，港府否認計畫設立容許內地人免簽證入境的「邊境特區」，聲稱主要目的是為了滿足香港市民的住屋，並非「深港一體化」。然而，由於政府公信力低，政府的聲言並不能消除港人的疑慮。在大陸政治環境依然沒有一個根本上的改變之前，港人對與深圳的「同城化」只有恐懼。
香港深圳差距在制度
以「山寨」和「二奶」聞名的深圳，二千萬人口中多半是沒戶口的農民工，血汗工廠構成了深圳最典型的圖像。但它卻長期被吹噓成改革開放的前沿及成功的「中國模式」標準樣版。這裡權力與資本高度結盟主宰一切，表面的繁榮並不能掩蓋罪惡氾濫成災。與香港比，深圳最缺失的就是法治。二○一○年，香港政府盈餘七百一十三億港元，深圳政府赤字一百五十九億元。二○一○年香港GDP為一萬七千四百八十一億港元，徵稅二千零九十億港元；深圳GDP為九千五百一十一億元，徵稅三千零六十一億元。香港稅收佔GDP比例為百分之一十二，深圳為百分之三十二；香港教育預算五百四十億，醫療預算三百九十九億，兩項合佔稅收的百分之四十五；而廣深兩地教育、醫療預算累計才二百一十三億元，只佔稅收的百分之三。
一位網友沉痛糾結地寫道：「你在香港、我在深圳，你和我都是打工仔。你每月工資兩萬多港幣，我每月兩千多人民幣，而你的物價比我們還便宜。你們的警員保護民眾，我們警員欺壓民眾。你們可以遊行示威，我們要討拖欠工資都會被捕。你持香港護照，可去一百四十個國家免簽證，我拿著中國護照連香港也去不了...」
跟這樣的城市「同城化」、「一體化」，港人能不怕嗎？
香港政治化的禍首是中共
香港今天依然是英國人留給中國的一隻會生金蛋的金鵝。這一點，中共是深知的。本來，這樣一個對中國發展有重大意義的地方，中共應該十分珍惜愛護，在一國兩制之下，放手讓其繼續發展繁榮才對。然而，中共對香港施政、決策以及法制、選舉等內部事務的干預干擾，卻表現得十分過份。就拿國民教育來說，本來，兩制之下，港人應不接受中共那一套意識形態的洗腦。但，在中聯辦及有中共背景人物急於向上邀功而不斷的明推暗壓下，成為一個霸王硬上弓的政治運動，把內地政治搬到香港來，黨國不分，完全脫離了「愛國」教育的範疇。事實上，港人的愛國情感毫不遜於內地人，不僅舉國旗上釣魚島可證，陳佐洱有關「內地發生災禍時，香港同胞往往慷慨解囊賑災」的話亦足以說明；此外，《環球時報》在社評中也承認：「愛國主義在香港有雄厚根基」。既如此，「愛國」教育在港又有什麼緊迫非搞不可的需要，以致官逼民反，引起眾多家長師生聲勢浩大的抗爭示威呢？
港府及中聯辦在此事的強硬，無非證明這場鬧劇，完全是挂愛國羊頭，賣中共黨私狗肉的洗腦運動；是以大陸一制蠶食侵吞香港一制之明修棧道、暗渡陳倉陰謀。就算成功，香港實現徹底的「大陸化」，也就等於毀了香港經歷一百五十年才修煉到的成就！對中國有何好處?!
有網友說得好：「要想實現港人的國民認同，靠強制推行惡法是無法實現的，依靠軟性的國民教育也是徒勞的。只有順應歷史發展潮流，遵循世界大勢，走自由、民主、法治的道路，才能人心回歸，才會最終實現兩岸三地的統一。」
法制和經濟根基動搖
法制和司法獨立是香港的核心競爭力，是香港以往成功的基石和根本保障，但回歸後備受中共衝擊和動搖。中央釋法還嫌不夠，北京早有改組香港終審法院的意圖。近日傳媒報導，身兼政協委員的基本法研究中心主席胡漢清，表示終審法院法官應全數由中國公民出任；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梁愛詩更公開抨擊外籍法官不瞭解中國。這是罔顧基本法有關規定，違背一國兩制承諾的典型事例，以至前終審法院法官包致金不無憂慮地說：「前所未有的暴風雨已出現！」
經濟方面，中共不知節制的干預事例就更多了，不僅電力、煤氣、電視、貨櫃碼頭、航空，都是政府立法支持的壟斷經營，與民生息息相關的土地房屋更是被高度壟斷操控，使香港的樓價與鋪租攀升到全球最貴前列，使營商環境日益惡化，中小企業經營陷入從未有過的艱難境地，也使廣大基層市民漸無立錐之地。誠然，壟斷並非回歸後才有，但何以殖民地政府掌控下，能有利於香港經濟的發展而繁榮；回歸後卻繁榮凋敝，形成大富愈富，中產不保，貧者愈貧？
特區政府持續不當的政策和中共的干預，造成貧富懸殊日劇，成為香港十分突出尖銳的社會深層次矛盾。港人積聚的不滿和怨憤太多太深，有人發起「香港自治運動」，以此發泄對中共干政的不滿，甚至走上街頭，高舉當年的港英大旗，公開宣稱：「我們懷念九七前的一切，舉香港旗，是要說給政府知道，以前一切都好過現在！」
社會矛盾叢生，不公不平趨烈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共一直認為，香港的回歸，只要搞定有錢人，反對的聲音就會少些。自七十年代中共籌謀香港回歸開始，出於政治需要，歷屆外派香港的幹部都只週旋於本港大富商之中，對於那些無錢無勢的小市民長期忽略漠視。九七以來，不管是土地、勞工或社會福利政策亦只向他們傾斜，使香港的富商階層與中共權貴集團利益互送，相得益彰，形成嚴重的官商勾結局面。
黨人治港葬送繁榮
特區政府的不濟，有人說反映了港官才幹之不逮，但曾蔭權們是從港英時代直接過渡來的，為何前能而後庸？是否傀儡難當，從另一側面反映了香港第二權力中心對港政的干預程度？不管怎樣，港人經常質疑港府官員事事聽命於不瞭解港事的中聯辦官員，後者權力之顯赫與過多之介入，已是社會公認的事實。
這些外派幹部，不少人滿腦子只有中共的意識形態及處事方式和慣性思維，公開場合往往講著堂皇的假大空，對香港經濟及社會、對資本主義制度根本缺乏實質的瞭解與分寸的掌握，時時事事以大陸一制的標準來看待和處理港事，思想僵化，言行偏執，眼高手低，卻直接決定著港人和特區的命運。
香港的敗落已日益嚴重與彰顯，中共尤其是中聯辦官員們不僅不檢查政策的失誤，他們非但看不到（不承認）自己對港干預所造成的傷害，相反對民間不滿大張撻伐、打壓，動輒上綱上線，警誡威嚇。近日那兩位曾參與香港回歸事務的退休官員之惡語，便非常具代表性。這些都是香港不幸和敗落的一個主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