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順利閉幕，標誌著中國開始進入由習、李主政的新的十年。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在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之後，「中等收入陷阱＂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必須直面的一個挑戰。過去支持高速增長的一些有利條件，包括勞動力的無限供給、低成本的優勢以及出口的快速擴張，已經開始消失，GDP增長潛力已經從過去的10%下降到8%左右。中國經濟能否繼續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並最終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其發展方式能否成功轉型。因此，未來十年的政治、經濟改革至關重要。而伴隨著領導層的換屆，國內外各界對於改革的期待也進一步增強。
過去三十年的經濟政策框架包括三個重要支柱：產品市場放開、要素成本壓低及政府有選擇的干預。這個框架曾經極大地促進了經濟增長，但也逐步引發了一些嚴重的結構性風險。轉變發展方式的關鍵在於重新界定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係，核心是實現三個方面的轉變：一是消除要素市場的扭曲，最終完成從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二是建立一套與新興市場經濟相匹配的宏觀政策體系，包括相對獨立、專業的貨幣政策決策機制和責、權結合的財政預算制度；三是改變過去政府強力動員資源直接支持生產、出口與投資的做法，轉向鼓勵與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
要實現這些轉變，適當的政治改革必不可少。一方面，中國的政治體制從大方向上決定了今後政策的連續性，因此改革能夠推進到什麼程度，還需觀察。另一方面，社會經濟的現實已經使得改革無法繼續迴避，比如影子銀行業務的快速膨脹迫使當局不得不加快了利率市場化的進程。如果改革能夠順利推進，那麼中國經濟完全有可能在未來十年實現8%的增長潛力。但是在從「經濟奇蹟」走向「常規發展」的過程中，中國也很可能面臨改革以來第一次經濟衰退甚至第一次金融危機。對此，政府與企業都應該有充分的準備，應對得當，衰退與危機就有可能成為進一步改革的契機，而未來的增長之路也有可能由此變得更健康、更可持續。
改革三十年的發展方式
要分析未來經濟發展的各種可能性，首先需要理解當前經濟模式的成績、風險及其原因。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幾年的經濟成就有目共睹，年均GDP增速達到10%，人均國民收入從1980年的220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5000多美元，同期貧困人口的比例從84%下降到了13%。早在1994年，林毅夫、蔡昉和李周教授就將這一經濟成就命名為「中國的奇蹟」。不過與此同時，經濟風險也開始逐步加大，尤其是進入本世紀以來，收入分配、經濟結構、資源效率和生態環境等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正如胡錦濤總書記在十八大政治報告中所指出的，當前的增長是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
經濟學家們對中國經濟改革的策略曾有不同的解讀。林毅夫、蔡昉和李周教授認為核心改革是從計畫經濟年代的逆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轉變為順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樊綱教授則強調「雙軌制」的重要作用，即一方面保持國有部門及計畫經濟，另一方面創造條件讓非國有、非計畫經濟活動快速成長。薩克斯和胡永泰教授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實質就是向東亞特色的市場經濟制度靠攏；而周其仁教授則提出改革解決了一個主要問題就是降低交易費用，從而中國早就擁有的低成本優勢才轉化成了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力。
上述這些解讀揭示了經濟改革的一條主線，即市場化。但以市場化概括改革期間的經濟政策，卻並不完整。過去三十年的經濟政策框架起碼包括三大政策支柱：產品市場放開、要素成本壓低以及政府有選擇的干預。也就是說，市場化的策略其實是不對稱的、不徹底的。簡單地說，產品市場幾乎全部放開，價格完全由市場供求關係決定。而要素市場的扭曲卻依然十分嚴重而且普遍，包括對勞動力流動的妨礙、對利率、匯率的管制和對能源價格的限定等等。同時政府以強大的資源動員能力或直接、或間接地支持生產、出口與投資，追求GDP高速增長的政策目標。
這一套顯然不同於華盛頓共識的政策框架，是促成「中國經濟奇蹟」的一個重要因素。產品市場放開有效地引導了資源配置與生產決策，要素成本扭曲相當於變相補貼企業，雖極大地促進經濟活動的繁榮，卻以變相剝削居民為代價，由此造成居民收入增長長期落後於國民收入增長的局面，令消費佔GDP之比不斷下降。在經濟發展初期，政府有選擇、有節制地干預經濟雖有利於克服市場失靈等問題，但任何扭曲與干預，都會帶來效率損失，隨著經濟與市場的發展這些負面效應會日益明顯。
比如我和王勛博士所做的一個研究發現，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金融抑制政策如國家對利率水平的管制、信貸分配的干預和金融機構的控股等對經濟增長有正面的貢獻，然而到本世紀這些政策已經變成阻礙經濟增長的負面因素。
過去幾年我們已經開始預期這種不對稱的市場化改革即將走向終點。形成這種預期的起因是勞動力供給從過剩轉為短缺，工資快速上升。緊接著資本市場也開始發生變化，影子銀行的發展迫使當局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進程。最後，政府開始主動調整包括能源在內的資源價格，盡量讓價格反映市場供求關係。這些變化很有可能推動中國經濟從「經濟奇蹟」向「常規發展」轉型，伴隨轉型的是如下六個方面的經濟特徵：相對較低的增長速度、相對較高的通脹壓力、較為公平的收入分配、更為均衡的經濟結構、持續加速的產業升級以及更為激烈的經濟週期。
現在再看中國經濟的現狀，我們認為這個轉型已經是現在進行時，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經濟結構的再平衡已經開始。根據官方數據，2009年，消費對GDP增長貢獻了4個百分點，而投資貢獻了8個百分點。2012年前三個季度，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佔到55%，相當於4.2個百分點。今年年初我們所做的一個研究發現，自2008年以來，消費佔GDP的比重開始緩步回升。李稻葵教授與其合作者隨後所做的一個研究，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也得到了基本一致的結論。更進一步，上述兩個研究都認為，工資快速上升導致居民收入增長快於國民收入增長，可能是最近幾年消費反彈、經濟再平衡的主要原因。
經濟增長開始進入「新常態」
2012年第三季度GDP增速下滑到7.4%，比2011年第一季度的增速降低了兩個百分點以上。今年年初以來許多市場參與者一直焦慮不安，呼籲政府強力刺激經濟增長；儘管當局從3月開始採取了一系列穩增長的措施，不少決策者仍一再申明當前容忍較低增速對實現可持續增長至關重要。這一態度與過去不惜代價地追求GDP增長的行為大相逕庭，其中的一個原因可能是基於對2008年實施的「四萬億」刺激政策的反思。當時規模空前的政策措施成功地刺激了增長，也保住了就業。但同時卻產生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地方債務負擔過度膨脹、通脹壓力與資產泡沫上升和銀行不良貸款比例抬頭等等。
政府要不要大力刺激增長爭論的背後，是關於這一輪增長減速究竟是週期性還是結構性的看法的分歧。如果主要是週期性變化，那就應該採取果斷措施讓增長反彈。但如果主要是結構性變化，再大力刺激就可能得不償失。其實判斷當前的經濟增速是否嚴重偏離增長潛力，一個簡單的方法就是看就業率與通脹指標。1997-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經濟在增速快速下跌的同時，一是出現了大規模失業，二是發生了通貨緊縮。這兩個指標均表明當初的經濟出現了嚴重的閑置能力，增速已大大低於潛力，那個時候政府採取措施刺激經濟增長是必要的。
但這一次的情形卻很不一樣。一方面就業市場狀況仍然偏緊。今年頭七個月全國創造了820萬個就業機會，相當於全年目標的80%。最近部分沿海地區的勞動力市場出現了疲軟的傾向，但總體看來還比較穩定。就業狀況穩定，政府強力刺激經濟增長的衝動就小。 事實上，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最近幾年新增勞動年齡人口已經趨向於零，大幅降低了創造新就業機會的壓力。另一方面，通脹雖然下行了一段時間，但從7月開始已經逐步穩定甚至緩步上揚。這兩者表明起碼在當前情況下經濟運行速度沒有嚴重偏離增長潛力，因此無必要大力刺激經濟增長。
經濟學家們更喜歡直接估計增長潛力。亞洲開發銀行經濟研究局與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聯合研究估計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為8%。 蔡昉教授測算的增長潛力為7.2%，而世界銀行的分析則得出前五年為8.6%、後五年為7%。這些結果起碼告訴我們三件事情：第一，導致這一輪增長減速的有週期性的因素，但更多的恐怕是結構性因素；第二，長期保持10%增長速度的時期大概已經一去不復返了，7-8%可能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常態」；第三，基於此，部分經濟學家關於經濟增長U-形反彈的預期很可能要落空。
但問題的關鍵還不在於我們是否能夠接受這個經濟增長的新常態，而在於新的8%的增長潛力究竟能否實現？經過三十幾年的高速發展，中國的人均GDP已經達到5,500美元。這通常是發展中國家面對「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臨界點，二戰以來的國際經驗表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率並不高。比如在1987年，全球137個經濟中有28個正處於中等收入水平。這其中有18個經濟在1962年已經達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也就是說，二十五年之後，它們依然沒有能夠邁入高收入經濟的行列。這18個經濟大多數來自拉美，但其中也包括三個亞洲經濟，即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
「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是習、李新政在未來十年需要面對的一個重大經濟挑戰。不僅經濟增速已經下降，更重要的是過去的增長模式已經難以為繼。過去長期支持高速增長的一些條件已經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一是勞動力市場出現短缺，過去無限供應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已經不復存在。二是資金、能源與環境的成本在迅速提高。三是出口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以每年20-30%的速度擴張，因為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各國貿易制裁的最重要的目標國。換言之，過去依賴低成本、高出口的增長格局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要保持相對較快的經濟增長，必須要轉變增長模式。
重新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關係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目前要求加快改革步伐的呼聲十分強烈。當然，公眾要求改革，並不完全是為了實現可持續增長，更多的是要改變不公平的現象，比如國企壟斷、收入不公等。事實上，有一些改革措施如充實養老金和改善醫療保險，並不能提高經濟增長的潛力，本來可以用於投資的資源用到社會福利上去，在短期內也許會壓低經濟增長速度。但這些改革對改善增長的可持續性十分重要。但另外還有一些改革，則既能降低不公，又能提高增長潛力。比如蔡昉教授認為戶口制度改革能夠穩定勞動力供應、提高人力資本，也許能提高增長潛力1-2個百分點。北京大學陶坤玉的研究也發現，如果減少對民營經濟的信貸歧視，拉齊國企、私企的資本邊際回報，GDP增長也可能提高1-2個百分點。
中國經濟為了在未來十年保持相對較快的增長速度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除了進一步推進改革，別無他法。當然需要改革的領域十分廣泛，包括金融體系、國有企業、財政稅收、資源價格和收入分配等等。但是統領這些改革的核心應該是重新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如何適當地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是改革期間一個永恆的話題。在過去三十幾年間，政府大幅減少了對經濟的直接干預，但在很多領域還保留了較大的影響力。現在重新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並不意味著簡單的退出，而是起碼在以下幾個方面讓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係更加適應新時期的經濟增長。
第一，迅速、穩妥地消除要素市場的扭曲，真正完成從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建立市場經濟，是經濟改革的終極目標。過去三十幾年，產品價格基本完成市場化，要素價格卻仍然受到各種政策的干預。在過去，這一不對稱的市場化策略成功地促成了經濟的高速增長，現在它卻已經成為一些重要風險因素的根源，比如收入不平等，實際上就反映了上述改革策略導致的企業利潤上升快、居民收入增加慢的結果。更重要的是，低工資、低利率的環境無法再延續。如果說中國在改革之前實施了一個無市場經濟制度，過去三十年走過了一條半市場經濟的道路，那麼未來就應該進入全市場經濟的狀態。
走向全市場經濟，就需要取消戶口制度，實現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做到同工同酬。這可以幫助穩定城市經濟的勞動力供應，也能夠增強消費對增長的帶動作用。金融改革要加快利率市場化、增加匯率的靈活性並最終實現資本項目的可兌換。作為上述改革的一個先決條件，國有金融機構應該加快改善其治理結構與風險控制，隨著金融改革與開放，國有商業銀行將面對金融脫媒、競爭加劇、利差縮小和商業模式轉變的多重壓力。建立全市場經濟，也應該包括國有企業的改革。改革的關鍵有兩條，第一是減少在資源、要素投入方面的優惠。第二是消除壟斷，允許非國有部門進入。
第二，建立一整套與新興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宏觀經濟調控體系，主要包括專業的貨幣政策決策，以及責、權結合的各級政府的財政預算體系。比如，現在回過頭來看，四萬億刺激政策在穩定增長與就業方面非常成功，但也導致了諸如投資回報、銀行壞賬、財政風險、通脹壓力以及結構失衡等等問題。究其原因，除了中央政府規劃了一萬三千億財政支出，又全面裹挾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和商業銀行無節制地擴張。我們過去強調要解決國有企業軟預算約束的問題，但實際上地方政府軟預算約束的問題更加嚴重。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各級地方政府獨立的資產負債表。
第三，政府要從過去直接支持生產並從事投資，轉向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現在有一種傾向，認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甚至不管最好。這當然是對眼下政府管得過多的一種反動，但事實上過去政府依靠強大的資源動員能力支持經濟增長，成績還是有目共睹的，只不過現在產生了不少新的問題。而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應是簡單地取消政府的作用。過去發展經濟主要靠製造業，以後要靠創新。生產可以集中地安排，創新必須分散地做，很難事先計畫，而且要允許犯錯誤。政府的重點可以放在支持基礎設施建設、教育與科研、金融服務和知識產權保護等等方面，其中也應該包括對上億低技能民工的培訓。關於政府如何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幫助產業升級，林毅夫教授在其《新結構經濟學》中提出了許多值得參考的政策建議。
上述三個方面的改革所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但其核心就是重新定義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所有這些改革都非常重要，但它們不可能齊頭併進，因此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應該考慮輕重緩急和前後次序。如果要提出一個最為重要的改革項目，我覺得起碼在下一個階段要素市場改革可以起到提攜綱領的作用。 如果生產要素真正實現市場化，一些結構、分配與效率方面的問題會自然消失。更重要的是，政府干預要素配置的可能性會大幅降低，對民企的歧視也會顯著減輕，甚至官員腐敗的現象也會明顯地減少。在國際上，中國也可以更理直氣壯地要求其他國家承認其市場經濟地位。
密切關注轉型階段的風險
如果上述改革能夠順利推進，那麼中國經濟完全有可能在未來十年保持年均8%的增長速度。即便如此，隨著中國經濟逐步轉型成為一個常規的快速發展的新興市場經濟，經濟與金融波動的風險也可能大幅上漲。在未來十年，中國經濟有可能將不得不面對三十幾年來第一次經濟衰退以及第一次金融危機的風險。但這樣的風險不應該成為反對改革的理由，事實上，如果再不改革，後果可能更嚴重。當局需要做的是在改革過程中竭盡全力避免衰退與危機的發生。一旦發生，也應集中力量控制其破壞性。
未來的經濟、金融與財政風險，其實與轉型本身密切相關。首先，長期而普遍的要素價格扭曲，意味著經濟中資源配置不當的問題可能已經相當嚴重。比如本世紀以來，重化工業特別是鋼鐵和氧化鋁等產業飛速膨脹，而這些產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低廉的資金、能源與環境成本。未來隨著要素市場扭曲的消除，這些領域可能出現程度較大的去產能化現象。重化工業去產能化本身就可能引發重大的金融風險，因為這些都是高負債的行業。另外，過去經濟增長的波動區間一直控制在8%以上，促成了一批經濟增長達到8%才能微利的企業，如果增長持續下滑到8%以下，這些企業將難以生存。如果這些變化集中在一起，很可能引發1978年以來第一次真正的經濟衰退。
其次， 金融市場化與開放也可能在短期內增加金融風險。比如，利率市場化要求債券市場的長足發展、銀行間拆解市場的進一步增強、當局放棄最低利差干預等。這不僅會因為許多大客戶的離去而加速銀行脫媒的現象，也可能因為存款競爭導致利差縮小，嚴重擠壓銀行的盈利空間。更重要的是，銀行的主要客戶群將從當前的大型國企變成中小企業與個人客戶，因此銀行需要迅速轉變它們的經營模式以適應新的環境。所有這些壓力多管齊下，說不定會壓垮部分金融機構。
最後一個風險是債務危機。目前中央銀行正式債務佔到GDP的17%，地方政府隱形赤字與融資平臺加起來佔到30%左右，養老金、醫療保險和金融體系的資金缺口或隱形債務可能又佔到50%。這樣總體的債務負擔可能已經達到GDP的100%，與英美不相上下。但更嚴峻的問題在於地方政府舉債的行為並沒有真正得到遏制。2010年以後，地方政府的直接借款大幅減少，但2012年以來影子銀行與信託產品快速增加，且多數貸給了基礎設施項目。這些項目的背後是地方政府的信用，但地方政府其實並沒有獨立的信用，所以它們實際上用的還是中央政府的信用。這個問題若不盡快解決，發生債務危機只是時間問題。
總的來說，我對中國經濟的前景並不悲觀，但政府需要居安思危，儘可能早地防範發生重大危機的風險。而且作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一旦發生衰退，很可能會引發其他經濟體衰退。但換一個角度看，新興市場經濟發生衰退與危機，並不罕見，也很難徹底避免。因此，如何控制衰退與危機的深度、廣度和時間跨度，才是十分關鍵的。更重要的是，如果能夠將危機作為推進新的改革的重要契機，增強治理結構、控制經濟風險並改善資源配置，那麼之後的經濟增長也許會更健康、更可持續。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作者近期出版《超越奇蹟：變革世界的中國改革》、《告別「中國奇蹟」》等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