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在瑞典文學院發表文學獎得主的演講之後的第二天，旅居瑞典的中國異見作家茉莉接受自由亞洲電臺記者申鏵的專訪時表示，莫言的演講沒有發人深省的內容，他的作品中缺乏諾貝爾所提倡的人文主義精神，也沒有對中共體制進行反思和批判，因此瑞典文學院授予他文學獎是對諾貝爾遺囑的背叛。
申鏵：首先請您談談對莫言演講的看法。
茉莉：我認為莫言的演說水平很低。他的題目是《講故事的人》。但是他講的故事非常瑣碎，淺薄，沒有發人深省的地方。過去的獲獎者在演說中也講故事，但都是經過提煉的，有思想性的，莫言沒有。他講了一些我們都經歷過的農民的苦難，但是他不去思考這些苦難背後的原因。
申鏵：他在演說中表示，文學應該關心政治，但是要大於政治。您的看法？
茉莉：他的作品中有很多政治的東西。比如說《檀香刑》就宣揚了國家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以及義和團野蠻主義。他描寫的那種刑法助長了人性的殘暴。他的作品中很多都是政治壓倒一切的。在《天堂蒜薹之歌》中，他揭露很多基層官員的腐敗，但是最後他說，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腐敗只是基層官員所為。這和現在共產黨領導人說的是一樣的。
申鏵：在他的演講開始之前，您在現場給觀眾散發了很多您寫的批評文章。為什麼要這麼做？
茉莉：因為出席這次演講會的都是瑞典和中國的文化精英，包括中國大使館官員。他們應該知道另一種聲音，就是瑞典文學院頒獎給莫言，是他們歷史上最大的恥辱。
申鏵：您的那篇文章中說，瑞典文學院背叛了諾貝爾精神。請您介紹一下諾貝爾在遺囑中對文學獎是如何說的？
茉莉：諾貝爾對所有的獎項的要求是要頒給那些給人類帶來最大福祉的人。他對文學獎特別說道要頒給本年度具有「理想傾向」的最好的作品。一百多年來，很多文學理論家做的解讀一致認為理想傾向就是人文主義的理想傾向。人文主義的對立面就是野蠻主義。二十世紀幾千萬人死於專制統治，有什麼比反對專制能給人類帶來更大的福祉呢？所以諾貝爾的遺囑就是有反專制的精神。
申鏵：有人給「人文主義」下的定義是說，以人，尤其是個人的興趣、價值觀和尊嚴為出發點，人與人之間的容忍、無暴力和思想自由是與人相處的最重要的原則。您覺得莫言的作品中有這種精神的體現嗎？
茉莉：他是反人文主義的。首先他宣揚暴力。在《檀香刑》裡面，他變態地描寫那種刑法叫人讀不下去。他還在作品中叫人們不要反抗，要和諧，因為生死輪迴。他還宣傳共產黨儘管基層有腐敗，但是自己能解決。他就是為這個專制體制說話，他本人也是這個專制體制的成員。莫言說過，中國沒有什麼新聞審查的問題，但是中國有多少人在網際網路說幾句話就被抓。
申鏵：但是他在斯德哥爾摩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說道，只要沒有違背事實真相就不應該被審查。
茉莉：那由誰來決定事實真相？由這個專制體制來決定？高智晟、師濤、王炳章，還有劉曉波，他們被判這麼多年，（他們做的事情）是與事實相違背嗎？
申鏵：莫言在斯德哥爾摩的記者會以及演講中兩次提到，批評者眼中的莫言是另一個莫言。您覺得呢？
茉莉：莫言自己有多重性他自己是認識不到的。一方面他來自農村，他有農民樸實的一面，他寫了農民的苦難；但另一方面，他是專制制度的一分子。1989年他參與組織了天安門的抗議活動，但是一旦被鎮壓後，我們都去坐牢，很多人被殺死，他卻閉口不言，還當上了作協副主席。他應該看到自己的多面性。
申鏵：他在記者會上說，他和瑞典文學院院士馬悅然的關係是「三隻煙的關係」，是這樣的嗎？
茉莉：他在說謊。因為兩年前，馬悅然和他太太陳文芬合著的一本微型小說選集就是莫言給寫的序言，說他們是老朋友。
申鏵：有人說莫言是在體制內反體制的人。您同意嗎？
茉莉：他是對體制有批評。比如在《天堂蒜薹之歌》裡，他寫了農民的苦難，不滿，但是他認為體制本身是能改正這些的。
申鏵：他在《天堂蒜薹之歌》結尾時，用的是官方報紙的一篇報導，說省政府嚴肅查處了天堂縣官員的問題。
茉莉：書裡面還有一位軍官，他的父親參加鬧事被抓起來，他為父親在法庭做辯護時，歷數了基層官員的種種不是，但最後說，我們的黨是偉大光榮的。
申鏵：所以您是說他並沒有反對體制？
茉莉：他和共產黨說的是一樣的。他只是反對基層腐敗，並沒有反對體制本身。就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
申鏵：中國文學評論家陳思和在一篇文章中說，莫言的成功應歸功於他的「生存智慧」，就是他把對社會的揭露批判，用一種藝術的形式表現出來。您如何評論這一說法？
茉莉：陳思和是體制內的人。在他們看來，莫言這種人很聰明。體制的好處、利益他們要享受，同時又將人民的苦難寫成暢銷書來賣錢，又要得到西方的獎項。這是中國知識份子的犬儒主義。
申鏵：但是有人說你不能要求在中國生活的每一個人都像劉曉波、師濤、和您本人這樣大膽敢言。
茉莉：你說得太對了！我們不能要求他們那麼做，我只是說，他不能得這個諾貝爾獎。他可以得中國任何獎，但是不能得諾貝爾獎，因為這個獎就是要獎給有理想傾向的人，獎給給人類帶來福祉的人，莫言是這樣的人嗎？他就是不能得這個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