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年輕人，無論如何也是體會不到計畫經濟供給制下的生活有多麼的捉襟見肘，那是所有經歷過那個時代人們揮之不去的夢魘。在物資匱乏的年代裡，從吃的米、油、蛋、肉、菜，到穿的衣褲、鞋襪，以至於鍋碗瓢盆都定量供應，憑票購買。
那些年，家裡很少吃過飽飯，在那段特殊的歷史時期，糧票是一個家庭的命根子。我記得，我家加上父母、外祖母，共有6口人，每月20日是到糧站憑糧本子買糧的日子，但實際情況是，我家的面袋子18日、19日就已經空了。
那真是個不堪回首的歲月。為吃上一點青菜，許多人不惜犧牲自己的人格，拼了命擁擠在人群裡。那些膀大腰圓的男人奮不顧身，英勇地衝在最前面，婦女和兒童只好站在邊上眼巴巴地幹著急。這時，能夠與那些野蠻男人一比高下的只有「烈屬證」和「軍屬證」了。無論在什麼時候，只要你亮出兩證中的一個，就立刻被奉為上賓，購買優先。我那時非常羨慕那些人。
爸爸有次在路上撿了一個白菜頭，回到家用水泡上。後來竟發了芽，長出葉子，枝葉茂盛。錫盟的朋友來了，爸爸掐幾個葉子給他做湯喝。有鄰居看見了，端到爸爸機關去展覽說：「看韓先生家多會動腦筋想辦法，增加生產。」
那時荳油按每人每月半市斤供應。那時沒有塑料桶，人們習慣用裝醬油的藍色玻璃瓶子打荳油。買糧的人排起長長的隊伍，糧店的角落有個立式的大號注射器一樣的玻璃管子，打荳油的人們將瓶子口放在龍頭下面。服務員先要擰開注油的開關，只見金燦燦的荳油緩慢地在玻璃管子裡上升，直到升到頂頭。服務員再擰開另一個開關，荳油就安靜地流出來，玻璃管子裡金燦燦的荳油就隨之緩慢地下降。俗語說得好：「緊打酒，慢打油」，因為油走得慢，所以打油一定要慢慢來。於是，在龍頭下面耐心等待最後一滴油的人絕對不佔少數。
勤儉的母親為了省油，將胡麻油倒入一個小碗裡，每次做飯前，用紗布蘸一點油，在鍋底一擦，就當菜裡有油了。至今母親省油的那個小碗仍留在我的記憶深處。
1961年我最小的妹妹剛剛出生，我也只有12歲，母親讓我拿著供應產婦的肉票去買肉。當售貨員按照肉票數量稱好以後，我手裡的錢差一毛多，他說你先回家取錢，我把肉放在這裡。我就回到家裡取錢再到賣肉的地方，交夠了錢，卻找不到肉票了。記得售貨員把那塊肉放回到原來位置，說沒有肉票不能賣給你。我找遍了所有的地方，沒有找到。我哭著向家裡走，看路上每個人都像檢了我的肉票的人。在路上來回走了三趟，也沒有找到那張肉票。回到家裡，母親沒有罵我，只是偷偷的流淚。因為丟了肉票，母親產後沒有得到補養，成為我心靈上永遠的愧疚。
那時呼和浩特對豬肉實行定量供應，每個居民每個月半斤。當時人的肚子裡哪有什麼油水啊，買肉時都願意買點兒肥的，白花花的肥膘，既可「化」油，用來炒菜改善生活，剩下來的「油梭子」還可以包餡吃，可謂是那時的「饕餮盛宴」了。
記得1975年底，我去洛陽拖拉機廠實習，路過北京住了1天，上街買過豬肉，那天排隊約五六個人，我聽到前面有人說「現在外地人又到北京使勁買豬肉了，把北京的豬肉都買走了」。這時候我感到非常憤怒，便對她說：「那，我們內蒙古的牛羊哪裡去了？我們怎麼守著草原吃不上肉！
由異想天開的瞎胡鬧帶來的物資極度匱乏，逼迫人們為了活命而卑微猥瑣。一天爸爸經過一家大商場，從裡到外，人們排著一條長龍，問是賣什麼？排隊的人也都不知道。輪到爸爸了，原來是賣一包發酵粉！真是啼笑皆非。
那時大多數人的衣服是破破爛爛的，在街上看不到穿完全沒有補丁衣服的行人，我在呼和浩特第五中學讀書時，有一次上課，我在坐在我前面同學的背心上數了數，有一百多個洞，佈滿了脊背。
據有關資料顯示，那時的布票最小面額是1厘米，這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發行的，開始人們把「1厘米布票」作為「找零布票」使用，後來人們將它派上特殊用途——給小女孩扯一根扎頭髮的紅頭繩。與這段「故事」相彷的是，上海市為照顧華僑而發行的「上海市華僑特種供應票」中竟有3錢的肉票，就是說，憑此票可以買到相當於炒菜中的一片肉。
更值得感嘆的是，南京市還發行過面值一錢（5克）的糧票。
這些事如果不是親眼見到，誰會相信如此的「黑色幽默」呢？
難以忘懷的偉大、光榮、正確的時代！
(本文略有刪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