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推動下一步改革",中國新一屆領導層的這番表態,令外界對中國未來的政治和經濟體制改革充滿了期待.只是,在大部制,城鎮化,財稅體制等這些被熱議的話題中,究竟哪一個才是推動改革的突破口?
從新任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上任之初頒布的改革工作作風八條新規,到其重踏當年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南巡之路,其中傳遞出的改革信號不言而喻.但對於改革方案如何頂層設計,改革是多管齊下抑或火力集中,研究宏觀政策的專家們卻有如霧裡看花.
"包括新一代領導人,上下都想要改革,不改革,中國沒出路."國務院參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名譽所長夏斌稱,"現在的問題是怎麼改?怎麼佈置?怎麼要求政府各個部門一步步往前推."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也指出,中國絕不能把已經取得的成果看成是目標模式.如果不繼續改革,接下來的問題會越來越多,越來越難改,領導人必須懂得這一點,"拖延改革是替改革增加困難,現在還是改革的時候."
儘管11月的多項經濟指標均確認中國經濟已企穩回升,但深層次的結構性,體制性問題帶來的收入差距,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不公等,使得中國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為新一屆政府的最大考驗.
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明年經濟工作的六項主要任務,其中就包括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堅定不移擴大開放.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明確提出改革總體方案、路線圖、時間表,"要堅持有效的改革路徑,...允許摸著石頭過河.
中國知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此前曾表示,期待中國能在2013年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制定出新一輪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踏上全面推進改革的征途.
**大力推進城鎮化**
事實上,中國的改革從來都無路可循,任何一項改革都是摸著石頭過河.
"但現在水深了,水深了以後摸不著石頭怎麼辦?或者是在河床裡的石頭分布不均勻,摸著摸著又回來了怎麼辦?"厲以寧稱,"這種情況一定要頂層設計,要統籌安排,要通盤考慮,要有戰略家的眼光."
他認為,中國頂層設計改革最成功的例子就是集體林權制度的改革.2008年6月國務院頒布決定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三大突破包括明確承包期70年不變,林地可以抵押,以及林權承包到戶,極大激活了農民的積極性.
至於中國新一屆政府力推的城鎮化,厲以寧則建議,中國要走適合中國國情的城鎮化,應分三部分組成:老城區+新城區+新社區.
他解釋稱,老城區是歷史形成的要改造,要把老城區改變為商業區、服務區和適合人居住的居民區;新城區則是工業化,新興產業的聚集地,同時老城區的工廠也要搬過來;至於新社區,就是新農村,但要在公共服務和城鄉居民的平等權利,社會保障方面實現一體化,這就是中國城鎮化的一部分.
夏斌則提到,城鎮化的問題是一系列政策制度調整改革的結果,而不是一開始的"抓手".是一個戰略任務目標,而不是現在對部門的具體工作要求,它沒法一下子實現,是一個逐步的過程.
他認為,城鎮化不是僅讓農民進城的戶籍問題,是要享受市場待遇,涉及醫療,養老,教育等問題,"這些問題說穿了是錢的問題,是財政拿錢的問題.地方財政能不能拿?怎麼拿?"
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首次突破50%關口,達51.3%,城鎮常住人口首次超過了農村常住人口.目前中國的城鎮化率只是達到世界平均水平,與發達國家通常城鎮化率達到80%的水平相比依然滯後,未來還有20%-30%的提升空間,2億到3億人口還要湧入城市.
據有關測算,中國城鎮化率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將能帶來7萬億元的投資和消費需求.到2020年,中國城鎮化率將達60%左右.未來7-8年,中國城鎮化所產生的資金需求(包括市政公共設施建設和社會保障)將超過40萬億元.其中,社會保障支出大約需要支付15-20萬億,若要不斷提高較低的社會保障水平,支出總額可能會不斷膨脹.
**國企改革,打破壟斷**
而對國企壟斷,應降低其市場份額的批評聲亦不絕於耳,尤其是圍繞中國此前出臺的鼓勵民間投資的新36條落實不盡人意,呼籲國企退出競爭性領域,並建議將出售的股權收入用於補充中國社保資金和應對老齡化社會.
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張維迎就尖銳地批評,"國有企業其實很多部門,如果我們真正廢除了壟斷,就看出它是無法生存的."並以出版業為例,中國大量的出版社是靠壟斷的特權帶來的書號生存.如果這些書號都廢除了,任何人都可以註冊之後就辦出版社的話,現在大量的國有出版社就會倒閉.
他認為,國企改革最重要的取決於領導層的決心,同時還應盡快限定國有企業的投資領域,並將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產值在GDP(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降到10%以下,實現十八大提出的居民收入倍增計畫就有希望.
粗略統計,截至2011年底,由國資委監管的中央企業和由財政部、匯金公司投資的金融企業,淨資產共約15萬億元,其中在上市公司中,國家控股超過51%以上的股份達到2萬億元.
建議國企退出競爭領域的觀點也得到耶魯大學金融學終身教授陳志武的認同.他認為,要達到民企和國企機會平等目標,國家必須從擁有企業,經營企業的活動中退出來,否則經濟平等,實現法制的願望不太可能實現.
至於出售或減持部分國企股權的收入,專家們則建議用於充實社會保障資金,以及應對人口老齡化高峰養老金收支缺口.
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戴相龍此前就建議,加大國有資產劃撥力度,劃撥國有資產可採取三種方式:一是完善現有國有企業上市將其股份或募集資金10%劃撥給全國社保基金的制度,並把國務院有關部門制定的這項管理辦法上升為國務院的專項條例.
同時將國務院國資委監管的國有企業上繳利潤,按不低於20%的比例劃撥全國社保基金;如有需要,將國家控股比例過高的中央企業(包括金融企業)部分股份劃撥全國社保基金.
有趣的是,在中國一波接一波的批評國企壟斷的討伐聲中,國企是中國的納稅大戶,以及其在就業等方面作出的貢獻等不時出現在中國官媒的顯眼位置.
"實際上對於壟斷的含義和概念沒有弄清楚.市場經濟要平等競爭,必須要理直氣壯地打破壟斷,不然沒有市場很好的環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高尚全稱.
**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建立大部制**
如何將強勢型政府轉型為服務型政府,也是專家們熱議的改革話題之一.而政治體制的改革必然涉及到對現行財政體制中權責利界限不清,公共服務缺乏且不均等以及部門權力過於集中的抨擊.
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稱,中國財稅體制中最大的問題是要改變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非稅收入過高,以及財政資源分配過程中的歧視性和特權分配.
"財政轉移支付是一種很正常的做法,尤其財政資金的使用又是無償的,因此轉移給哪個部門或哪個地區就有很大的可操作空間."中國財政科學研究所教授孫鋼進一步解釋.
或許這也道出在中國的政府機關中,素有"小國務院"之稱的發改委以及緊握財權的財政部總處於強勢的重要原因.而期待收縮政府部門權力的大部制改革無疑也被寄予厚望.
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中就提到,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穩步推進大部門制改革,健全部門職責體系,嚴控機構編製,減少領導職數,降低行政成本.
一位不願具名的財稅部門人士坦承,中國吃財政飯的人太多,縣鄉鎮市省各級政府公務員,還有人大政協等,龐大的行政開支,臃腫的機構設置怎麼可能有高效率?
"在我看來眼下中國最重要要減人,如果我們官僚還是這麼大的體制,還是這麼強勢的政府、全能政府,稅是不可能減下來的...,所以首先要拆廟減和尚,這是最重要也最需要去改的."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民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邱曉華一語中的.(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