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國藩到達北京。在翰林院「散館考試」考試中，他考中二等第十九名，授從七品的翰林院檢討。
曾國藩翰林生涯的經濟狀況始終可以用一個字來概括---「窘」。借貸一直是他在翰林院中經濟生活的主旋律。有兩個證據可以很好地說明他的窘迫情狀。
一個是在道光二十二年，身為翰林院檢討的曾國藩與僕人陳升發生了一場衝突。因為窮困拮据而脾氣又大，曾國藩早已被陳升看不起，在這場口角衝突後，陳升捲鋪蓋另尋高枝去了。這件事使曾國藩頗受刺激，還寫下了一道《傲奴》詩：「胸中無學手無錢，平生意氣自許頗，誰知傲奴乃過我！」
另一件證據更有說服力。
曾國藩為人重感情，對親戚關係十分重視，稍有餘力，必加賙濟。道光十九年十月曾國藩進京為官前，曾專門去看望幾位母舅。當時他的大舅已年過花甲，卻「陶穴而居，種菜而食」，過著半野人的生活。曾國藩不覺「為惻然者久之」。 他的二舅江永燕送他走時，向他預約工作說：「外甥做外官，則阿舅來作燒火夫也。」南五舅一直把他送到長沙，臨別握著曾國藩的手說：「明年我親自送外甥媳婦（曾國藩的妻子）去北京。」那意思是到北京跟曾國藩享兩天福。曾國藩說：「京城苦，舅勿來。」南五舅說：「好吧，但是我早晚得找到你當官的地方呆兩天。」說話間已然泣下。
曾國藩進京為官，使得所有親戚對他寄予厚望，認為天子腳下的翰林公只要稍一援手，就能使他們的生活天翻地覆。然而，曾國藩當官已好幾年，卻沒有餘力賙濟他們。五年後江永燕貧病而死，沒沾到外甥一點光。大舅依然沒有房住，南五舅也沒能到北京享福。
翰林為國家儲材之地，地位清要。翰林院檢討等職，其地位略似今天國務院政策研究室處級以上各級研究員，成天與皇帝和高級大臣打交道，出席各種重大典禮，面子上十分風光。然而與此相對照的是，經濟待遇卻特別低下。
在清代俸祿體系中，曾國藩這樣的七品京官年俸45兩。乾隆體恤京官不容易，規定從乾隆元年起，京員例支雙俸，也就是開雙份工資。45兩「雙俸」，不過為90兩。此外「每正俸銀一兩兼支米一斛」，還有45斛（22.5石）「祿米」 。這就是他的全部收入來源。以1石糧食值1兩5錢4分銀子計算，數項相加，曾國藩一年的收入不過124兩6錢5分。
那麼京官們一年要花多少錢呢？
張之洞在《請加翰林科道津貼片》給京官們算賬說：「計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須一金。歲有三百餘金，始能勉強自給。」也就是說，普通京官，一年財政赤字通常近二百兩之譜。所以做京官確實是一件極為賠錢的買賣。因此我們也更明白，為什麼曾國藩要那麼不辭辛苦地拜客，甚至連各地卦店都要拜到。
清代京官之窮，今人實難想像。有記載清代京官有人窮到「不能舉火」。清李慈銘記載他一個做京官的族弟「屋宇倚漏，人有菜色」。清人筆記中，有翰林曾作詩這樣描述自己的悲慘生活：「先裁車馬後裁人，裁到師門二兩銀（師門三節兩生日，例饋賀儀銀二兩）。惟有兩餐裁不得，一回典當一傷神。」
曾國藩進京為官前，他那富有遠見的老祖父就對家裡人說：「寬一雖點翰林，我家仍靠作田為業，不可靠他吃飯。」這句話一方面說明老人深明大義，不願以家累拖累曾國藩仕途上的發展；另一方面也說明翰林之窮是全社會都知道的事實。
因為生活實在太困窘了，曾國藩在京官生涯中不斷為「利心」所擾，並導致不斷的自我批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曾國藩在日記中說，「兩日應酬，分資較週到。蓋余將為祖父慶壽筵，已有中府外廄之意，污鄙一至於此！此賈豎器量也。不速變化，何以為人！」
立志成為聖人的曾國藩，卻心心唸唸想著借祖父的生日多收點份子錢。說明一個遵紀守法的官員要面臨何等巨大的經濟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