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三年三月七日，德國《時代週刊》在顯著版面上大篇幅揭露有關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賣給西方患者牟利的事實。這篇文章馬上引起讀者的關注，其影響在德國社會持續蔓延。
《時代週刊》是一份在德國社會文化精英中很有影響力的綜合性文化週報。這篇題為《下單訂購心臟》（Herz auf Bestellung）的文章用一死刑犯的遭遇，引出法輪功學員被活摘器官的事實，並措辭犀利地對歐洲部分與此事有染的醫院和醫藥公司提出道德指問。文中不惜筆墨地介紹加拿大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和前加拿大檢察官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收集到大量信息，有力證明中國大陸醫院和勞教所、監獄系統運作，專門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事實。
北京一被刪微博引出向西方醫界的質問
北京一律師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六日的微博上透露，一死刑犯被迅速處決，儘管高院已經發出重新覆核審查案件的通知。然而此犯人的器官有人等著用，為了牟利，醫院迫不及待地「在器官最好的狀況下」把它掏出來了。「良心泯滅的法官和醫生把醫院轉型為執刑場，轉型為器官買賣場。」此律師在微博中這樣控訴。這條消息一天之內就被轉發一萬八千次，半數人作出評論。然後就在網際網路被迅速消失了。
「一個人必須死得及時，才能延長另一個人的生命。這只有在中國移植手術系統下才能以進步、金錢的名義發生」，《時代週刊》的文章中這樣寫到。文中同時透露中共活體摘取犯人的器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在出售殺人獲得的器官賺取西方病人錢的同時，中共也把西方藥廠拖下了水：「西藥廠商把免疫抑制劑投入中國市場，並且為移植手術作出研究。做試驗研究所用的器官極有可能來自死刑犯。西方醫院和醫生對中國器官移植中心提供技術支持，卻從來不提出問題。中國政府的西方顧問假借推動移植手術變革之名，在中國密切觀察市場走向。西方進口的運輸工具被改裝成移動執刑場。一名中國汽車經銷商在網際網路上打出歐洲品牌配有醫藥監控視頻以及注射儀器等的車輛廣告——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劊子手與醫生聯袂上場的標誌。」
文中也提到王立軍的「研究成果」：「中國積極研究如何以藥物注射置人於死地，而不至於影響到器官品質。去年因一系列政治醜聞而被判多年入獄的王立軍是前錦州公安局局長，曾多年主持一所心理和法醫研究所。他因研究出多種處決方法的成果而榮獲著名的‘光華創新特別貢獻獎’。在獲獎致辭中他透露說，他發明瞭一個嶄新的器官保鮮液足以讓一位被注射死亡犯人的器官無損保鮮。致辭中同時表示他的‘處決試驗’乃是使用了數千人的身體。這個實驗成果令人‘揪心’。世界的其它地區對這個消息感到異常恐怖。」
文章質問西方醫界：「醫生反其行業道德而行，在合作與共謀之間那條細薄之界限上，其間千絲萬縷之糾結竟讓許多當事人寧可以緘默對之。問題是：道德到底有多少份量？醫藥研究者的野心有多大？金錢的份量有多沈重？西方如果不願手染血腥，那麼（他們的）底線究竟在哪裡？」
文中還提到不少中國醫生在德國醫院和移植醫療中心得到一流的培訓，「中國醫師得到德國醫療技術，允許他們在中國移植死刑犯的器官，實施踐踏人權的醫療技術」。
以色列醫生的包容與堅決
六十三歲的史提克利茲（Mordechai Shtiglits）跟他太太住在離以色列第二大城特拉維夫（Tel Aviv）不遠的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他在社巴醫療中心（Sheba Medical Center）住院一年半等待心臟無果。二零零五年他在上海中山醫院住了一個星期，手術大夫就為他找到了一顆非常年輕的心臟。據說那位年僅二十二歲的小夥子死於車禍。對這個說法，《時代週刊》認為「這個說法太沒有說服力了。雖然中國每年死於交通事故人數高達六萬人，但是中國醫生不可能事先知道哪個傢伙即將死於車禍，而且這個國家至今沒有迅速分配輸送器官的一套中央物流系統。」
對於器官來源一般都會要求醫院寫明關於捐獻者或是捐獻出來的器官的詳細信息。而在中山醫院出具的出院證明上只乾巴巴的幾行字：入院診斷、化驗數值、給予服用的以及推薦服用的藥劑。
「全球人都鄙視從死刑犯身上掏取器官的行為。移植手術乃建立在自願捐獻的基礎上，唯獨囚犯沒有自由的意願，至少世界醫學協會和國際移植協會如此定義。但是這遠不是中國式的道德淪喪。假如一個經濟實力雄厚的病人需要在一個既定時間得到他要的器官，光憑等待碰巧有一名適合他的捐獻者及時被處決，是無法解決他的難題的。‘監獄當局必須有目的地挑選，檢驗囚犯健康狀態、血型、細胞組織形態，再加以處決，這些都必須在下訂單的遊客本人還在中國之際發生。’著名的紐約倫理學家卡普蘭（Arthur Caplan）2012年在《國家掠奪器官：移植在中國被濫用》（State Organs：Transplant Abuse in China）一書中寫道：‘這根本就是依照訂單置人於死地！’」
雅各布•拉維（Jakob Lavee）是史提克利茲的醫師，也是社巴醫療中心心臟移植中心部門的主席。他認為，作為醫生，當然希望他的病人得到最好的治療，但不是不惜任何代價，沒有任何底線的。據《時代週刊》報導，史提克利茲從中國回來以後，拉維繼續為他服務。這位心臟權威為史提克利茲的健康進展由衷地高興，同時也對一個人生命的延長換來另一個人的死亡感到憂慮。
史提克利茲飛往中國換取心臟的大部分費用是由醫療保險公司承擔的。在拉維的堅持和努力下，以色列在二零零八年通過移植手術法，說明若是在允許器官買賣國度進行的移植手術，該醫藥保險費用申報將得不到任何補償。自從這項法令生效，基本上沒有了以色列人為了移植手術而飛往中國。在網際網路裡，拉維被責罵成阻止病人前往中國的絆腳石。「面對這項指責，我相當自豪。」拉維這麼說。
真相
從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七年，中國器官移植市場飛速發展。在二零零三年，中國器官移植數量突然大幅度成倍增長。二零零三到二零零六年間，在國際上掀起了到中國的器官移植旅遊熱潮。二零零七年，中國官方弄出個禁止器官買賣的法令。在德國，社會各界一直非常關注有關中共活體摘取人體器官進行買賣的文章。對中共的一些煞有其事欲蓋彌彰的報導，《時代週刊》的文章提出自己的看法：「偶爾中國政府也會從事媒體鼓噪的殲滅行動：譬如中方警察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一次偵查行動中，逮捕了137位器官買賣嫌疑人物，其中18位是醫生。同時間，各大網站如chinahealthtoday.com，placidway.com和novasans.com等卻毫不隱諱地刊登廣告：醫院指南和名列中國各地醫療旅遊中心。而國家呢？基本上對這些廣告背後的機構不加干涉。」
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和前加拿大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幾年來獨立調查，收集到的大量翔實的關於法輪功學員在中國被活體摘取器官的證據。這些證據迫使西方媒體直面真相：在中國，「國家機器不杜絕器官買賣。」
《時代週刊》的文章指出，麥塔斯和喬高的報告直指法輪功學員的遭遇，他們並沒有被判死刑，但因為他們的器官適用於某一病人而必須被處決。「麥塔斯和喬高對法輪功學員的陳述，也是不遺餘力地力求立場客觀。他們不僅從法輪功學員那裡收集證據，比如他們在囚禁中被做過的各種醫療檢查，比如那些被消失的，或是屍體被發現少了某樣器官的；他們也訪問到中國做過腎臟或是肝臟移植手術的外國病人。他們甚至訪問到當年參與活摘手術的同謀。他們還記錄了假扮成患者或病患人親屬的調查員向中國大陸移植中心電話詢問法輪功學員的器官的對話。法輪功學員被視為最合適的器官施主，其他刑事囚犯大多身染B型肝炎。
對二零零六年三月與中山醫院的一通電話作下錄音——就在史提克利茲得以換心的四個月後。來電詢問的人想知道是否可以獲取法輪功學員的器官，醫生馬上回答：「我們這兒都是用他們的器官。」
這兩位加拿大人做出的指控「不僅調查完善且意義重大」，維也納大學國際法教授曼弗雷德•諾瓦克（Manfred Nowak）如是說。他表示，直到二零一零年他是聯合國酷刑問題特別報告員。一個很重要的標誌顯示，中國移植手術次數上升的時段，也正是法輪功學員面臨大肆迫害之際。諾瓦克先生以聯合國的名義向中國政府提出強烈要求：中國政府必須告知所有器官的真正來源。諾瓦克先生說，中共面對這項譴責一如既往地以「宣傳」斥回，卻從未駁倒過這些事實。
《時代週刊》的文章還指出，美國國會審讀了麥塔斯和喬高的調查報告，包括其它相關的材料，之後，四分之一的眾議院成員簽署了一封致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希拉里•克林頓的信，要求國務院公開所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器官濫行移植手術」的信息。
文章最後提到德國法輪功學員劉巍在中國勞教所被非法關押期間遭到暴打，被剝奪睡眠。她和其他法輪功學員被十個警察、十名醫生進行醫療檢查。只有法輪功學員被檢查。他們對她做了抽血檢查、用超音波掃瞄一遍所有器官。醫生還詢問她是否有遺傳性疾病。這樣的檢查總共進行了五、六次，可是她從來沒得到化驗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