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心傷
1970年冬，父親最擔心害怕的事情終於還是發生了，單位的造反派把他揪出來，打成歷史反革命，兩歲大的我和家人一道「迎接」半夜前來抄家的革命群眾。姐姐後來告訴我，家裡被那些窮凶極惡的人翻得底朝天，母親嚇得瑟瑟發抖，母親懷裡的我此刻居然不哭不鬧，只是睜著大大的眼睛，好奇地看著。
父親高中時的一本空白筆記本，扉頁是一幅木刻風景畫，上有一個黃豆大的人影，畫下有幾個字，曰「領袖在廬山」，是為私藏人民公敵蔣介石畫像的反革命鐵證。母親在上海仁濟醫院工作時的一條床單，上有英文「仁濟醫院」字樣，是為美國特務嫌疑罪證。證據確鑿，二人立馬成為鐵板釘釘的階級敵人。
父親的母親楊文蔚，早年留學日本慶應大學，回國後在蘇州開婦科醫院。楊喪偶後，由親戚戴笠介紹，改嫁戴的黃埔同學盛子瑾。盛對兩個拖來的油瓶視如己出，父親和他的哥哥從此有了一個慈愛的國民黨將軍繼父。抗戰時期盛子瑾是安徽六區專員，在皖東北積極組軍抗日，與共產黨，其中包括江上青，有交往。「解放」前夕，共方對盛做工作，要他留下來為新政權效力。鑒於抗戰期間與共方合作，抗戰後卸甲歸田未曾參與內戰，盛欣然從命，留在上海。1949年之後，盛還遵照潘漢年等人的指示，到香港「為黨工作」，51年鎮反時卻以反革命罪被捕，54年12月瘐斃於提籃橋監獄。
上海「解放」時，我的父親積極參加革命，放棄大學，執意報考華東財政幹部學校，後又與父母劃清界限，徹底決裂。父親的哥哥，同濟大學畢業，為了撇清這個家，主動要求分配到天津教書。繼父盛子瑾死後，我的父親堅決要求他的母親與盛劃清界限，拒絕為其收屍。
1957年，曾是上海市第一屆婦女代表的楊文蔚，因在大鳴大放中「大放厥詞」，老賬加新罪，被正式逮捕判刑入獄。我的母親，1948年加入上海地下黨，抗美援朝期間作為優秀分子，參加全國第一批赴朝慰問代表團，此時也受到牽累，在單位被打入另冊。我的父親自中共上臺以來，為了個人的出路，一直拋棄人性人倫，試圖以這種「大義滅親」的舉動洗淨自身。1959年開始三線建設，上海的許多企事業單位，或抽調人員或整體搬遷到大西南，父親近乎瘋狂地向單位申請，拚命要求到西南最艱苦最邊遠的地區做貢獻。他固執決絕地廉價賣光了家裡所有的傢俱，帶著妻子、岳母和四歲的女兒舉家離滬，徹底斬斷了與上海的一切瓜葛，也斬斷了我們一家的歸鄉路。為此，我的外婆到死都沒有原諒他當年如此孤注一擲的舉動。
父親痴望用「積極表現」洗刷與生俱來的出身污跡，鍥而不舍地寫入黨申請書。他實在太幼稚，好像忘記了有個叫檔案的東西。1949年後的中國，檔案是每個人如影隨形的血型記錄，它在你還是娘胎裡未成形的血塊時就已決定了你這一生的貧富榮辱升沉進退。文革一來，父親因檔案裡的家庭出身和家庭關係，成為單位的重點「關照」對象，家被抄，工作停了，夾著鋪蓋捲住進「牛棚」。母親和這個家卻沒有拋棄父親，對女婿滿腹怨氣的外婆也沒有要女兒拋棄女婿以擺脫無休無止的牽累。兩個女人四隻手臂，苦撐起破碎的家。母親背著不到一歲的我，走十多里泥濘的土路去探望蹲牛棚的父親，又連夜趕路回家，因為第二天還要準時上班。母親是一個兢兢業業的醫務工作者，具備有由「帝國主義侵略者」培養出來的職業倫理精神。儘管家庭和自己被潑污水，但母親以她出眾的資歷（包括革命資歷），和藹可親的人格魅力，以及一貫與人為善的好人緣，沒有受到太大衝擊，仍得以一如既往地工作在第一線。
1966年8月，姐姐小學畢業。從上學開始，成績總是第一名的姐姐，小升初考試又是全區八縣第一名。然而發錄取通知書的那個下午，姐姐遭遇到終生難忘的屈辱和悲憤，成為姐姐永遠的夢魘。
那天下午，姐姐去學校，遠遠看見班主任徐某（其夫是父親的同事，也是後來將父親打倒的造反派成員）背著手站在校門口。走近之後，徐老師望著姐姐，那異樣的眼光令姐姐不寒而慄。徐身邊那些已經拿到初中錄取通知單的同學——個個都是紅五類子女，立即將姐姐和徐老師圍成一個圓圈。他們明白，一場好戲就要開始了！
徐老師以一種得意洋洋的神情，用奚落的口吻問姐姐：「如果你沒有被錄取，你準備怎麼辦？」姐姐漸漸地埋下頭，眼眶裡淚水充盈，不祥的感覺佔據大腦，囁嚅道：「一顆紅心，兩種準備……」周圍所有的同學都盯看著姐姐，帶著好奇、疑問、不屑和鄙夷的眼神。過去老師嘴上的「人尖尖」，同學中品學兼優的佼佼者，今日會是怎樣的下場呢？同學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姐姐身上，此時徐老師像變戲法似地從身後拿出一張紙，高高揚起：「這個是你的——未錄取通知書！」接著以一種無比滿足開心的口吻冷冷地宣布：「你還想讀我們無產階級的學校嗎？別再痴心妄想啦！初中錄取沒你的份！」周圍的人頓時一片嘩然，幾乎所有的人都在尖叫狂呼：「活該！活該!歡喜！歡喜！」姐姐嚎啕大哭，衝出人堆，哭著跑回家，哭倒在外婆懷裡。
通過自己的老公，徐老師掌握了我們一家的「底細」，親手為姐姐寫下畢業生評語：該生家庭為歷史反革命，其父是現行反革命分子。這位徐老師，從一年級開始就經常鼓動學生變著法兒作弄侮辱姐姐。也就是說，在文革到來的前五年，徐老師就對姐姐實行起小小的無產階級專政，讓她長期生活在歧視之中，如今終於親手將這個學生徹底毀滅。對一個兒童都能實施如此手段，真不知徐某是否想過自己究竟能不能當得起「老師」二字。
姐姐至今對父親耿耿於懷的一件事是被父親毒打。「一大把頭髮都揪了下來！」姐姐至今講起，仍然忿忿。姐姐在一份登記表的家庭出身欄裡填了「職員」，父親認為姐姐是篡改出身，若被人捏住把柄，不知又要給家裡帶來什麼無妄之災。姐姐反駁說：「你又不是什麼舊官吏，我為什麼要填舊官吏？」父親像瘋了一樣動手打姐姐，姐姐也拚命反抗，大叫著：「和你拼啦！不想活啦！」
從姐姐上學開始，父親數次打她，或因姐姐考試考了99分，或因姐姐偷偷借看張恨水的小說。每次之所以打女兒，皆起因於父親的一種擔心禍從天降的驚懼。家中有一張舊照片：外灘人民公園，父親懷裡抱著幼小的姐姐，臉上洋溢著初為人父的喜悅和慈祥。我無法想像後來對姐姐施暴的父親是什麼樣子，更無法想像是一種怎樣的壓力把當年俊朗清秀、英氣逼人的父親扭曲到這般瘋狂的地步。文革十年，父親如此卑微，如此驚慄，如履薄冰，近乎變態；毒打女兒時，父親的內心也一定在哀嚎！
姐姐十六歲時，文革中誕生的「革命新政權」給她一條出路：在一家集體企業和一幫黑五類子女一起，幹起四人抬一塊水泥預制板、在高樓頂扎鋼筋骨架的重活。這份工作足以將一個十六歲少女的身體摧折變形，留下一生的筋骨勞損。姐姐永遠記得上班的第一天，那位嘴角叼著菸蒂、滿臉鄙視神色的領班師傅，對著她們這一群畏畏縮縮的少男少女惡狠狠地訓斥：「你們這些黑五類子女，就是拿來勞改的！老老實實幹活！不許偷懶！」從小在母親、外婆呵護中長大的姐姐，此時終於明白自己已被打入另冊，釘在恥辱柱上，對知識的渴望，對青春的期許，已是永遠不能實現的美夢。
我從小就被關在家裡，每天只能從陽臺欄杆中伸頭出來看樓下頑童開心的嬉戲。家人不敢把我放出去，鄰里的孩子都知道我有一個反革命爸爸，一旦放出去，必遭欺負作弄。誰說孩子是純潔的？有一次，剛讀小學的我，被院子裡的幾個大孩子（造反派、當權派的兒子）堵在回家的路上，七嘴八舌指責我家的種種罪行：你家有蔣介石像，你家搜出發報的電臺，夾壁裡還藏著衝鋒槍，等等。最後，他們把一隻死老鼠放進我的書包，我被嚇得大哭，他們拍手哈哈大笑。
「九一三」之後，父親被戴帽解放，像一條喪家犬，夾起尾巴回單位重新做人，1978年後徹底平反。一個壓抑許久的心結，如同病灶，悄悄吞噬著父親的心靈，直到臨終前一年，父親才在我面前和著眼淚袒露出來：
文革開始前不久，我的祖母楊文蔚已經刑滿釋放。老人曾分別緻信天津、貴州，懇求兩個兒子接納自己，讓晚年有個歸宿。結果是，兩個兒子不約而同地堅決拒絕了她！這個坐夠了無產階級專政牢獄的母親，對於她的兩個兒子和他們的家庭猶如可怖的瘟疫。孤苦無依的老人最後只得去浙江平湖，投靠自己唯一的弟弟，戴著國民黨特務帽子的楊恭義（父親每月給祖母寄一點生活費）。兩個已成驚弓之鳥的兒子再沒見過自己的母親，幾年後祖母楊文蔚病死，他的兩個兒子無一奔喪……
父親講述著往事，眼淚不住地流淌。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親流淚，惶恐之餘我感受到了父親心底那種刻骨的傷痛。他的眼淚中飽含著半生的苦痛掙扎和無盡的屈辱悔疚。從青年時期起就承受著難以表述的重壓，內心的糾結最後終於以癌症的方式爆發，1996年，六十五歲的父親告別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