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8月21日訊】笑蜀先生編的《歷史的先聲》日前在港再版，集中再現了1940年代新華社等中共媒體刊發的毛澤東等人支持憲政民主的言論。這本書所引用的都是中共領導人及左派人士的原話，沒有任何「造謠誹謗」的成分，卻還是沒有逃過被禁止在大陸出版的命運。究其原因，應該是「討債」味道過於明顯──中共當時對民主、自由、憲政、分權、聯邦制乃至反對一黨專制的承諾，六十多年後怎麼一個都不見兌現？言下之意，現在是兌現原始承諾的時候了。
對於中共當時的「進步承諾」，近來反憲政逆流的代表人物楊曉青的文章解釋說，這是當時「對敵鬥爭的策略」。換言之，這本來是一套騙取民心的謊話，是不能當真的；自由派別「拉大旗作虎皮」，拿這個來要挾現政權。這套言論和承諾當時確實欺騙了為數不少的知識份子，加深了他們對國民黨專制政權的厭惡、對貌似反專制的共產黨的信任和親近。在那些因此而堅持留在大陸、拒絕蔣介石從海峽那邊拋來的橄欖枝、甚至千里迢迢從太平洋彼岸趕回來「報效祖國」、後來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飽受磨難乃至冤死的高級知識精英看來，這套承諾很可能更像一個騙局。
大陸禁書《歷史的先聲》封面（來源）
不過，從不少歷史資料來看，諸如此類的「陰謀論」或「陽謀論」似乎沒有多少根據。因此，可以說中共當年的憲政言論是一種「策略」，至少不能排除「宣傳策略」的成分。毛當時主張憲政，有可能是出自真心，但這也不是說他就是一個「憲政鬥士」；他顯然不是，但是當時的國共實力格局使得他認為憲政對中共有利，於是就支持憲政。
今天，我們已沒有必要糾結於中共支持憲政是出自真心還是假意。這個問題已經不相關，因為現實很清楚，1949年之後，中共不僅沒有兌現當年的承諾，而且憲政、新聞自由、三權分立、聯邦制乃至公民社會都成了報刊中不能出現的「敏感詞」。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變化？這個道理簡單──格局變了。國民黨掌權的時候，憲政是限國民黨的政；現在還提憲政做什麼？那不是和自己過不去嗎？
其實，沒有兌現的豈止是1940年代的承諾，1982年憲法不也承諾了許多權利嗎？有幾條是真正兌現的？紙上的規則和「潛規則」大相逕庭，這種現像在大陸是再正常不過了。
你可以從道德上批判它出爾反爾，但是沒有實力支撐，道德批判是蒼白無力的。當我們興高采烈地把所有生殺大權都交給一個我們認為「先進」無比的政黨，我們已經把自己降格為「政治奴隸」。主人能欠奴隸什麼「承諾」？即便以前做過承諾，那確實是出於「鬥爭需要」，不得不如此；現在事過境遷，兌不兌現我說了算，不兌現又能怎麼樣？當年「打土豪、分田地」，農民歡欣鼓舞跟著黨走；1950年代初，也確實分了幾畝地。但是沒幾年，土地又統統收回來，歸「公社」了，你難道還能不交？不要忘記，「國家」是幹什麼的，國家機器掌握在誰手裡。
你現在站起來向主人「討說法」，那就表明你已經不是奴隸了。不過，主人還沒有適應這種變化，他還和從前一樣把你定位成奴隸。他的主流邏輯是：只要你還沒有實力和我叫板，就慢慢等著吧。不要忘記，國家機器掌握在誰手裡！這個江山是我們先輩打下來的，當初也是在你們擁戴下得到的。
每每看到今日中國的困境，便不禁聯想起往日失去的機遇。清末是一次多好的機會！民初又是一次多好的機會！國共二次合作何嘗不是一次真正的機會！但是我們一次又一次丟失這些機會，不能只怪慈禧或醇親王，不能只怪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或毛澤東。畢竟，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是我們把他們扶上位的；至少，他們是在我們的普遍麻木和無動於衷下執掌權力的。我們在推翻舊政權的時候，是何其興高采烈、毫無保留，但是等到我們發現自己的處境正像托克維爾說的那樣，「被推翻的舊政權總是比替代它的新政權更好」，一切為時已晚；這個民族已經把自己的全部命運交給它的新主人，因而只有忍受更深重的苦難。一次又一次不智的選擇讓我們淪落到今天，每一次都讓我們陷入離憲政更遠、更深的漩渦……
也許，這一切都是這個政治幼稚的民族所不得不付出的昂貴學費。農民的輕信是無可指責的，但知識精英的天真爛漫是不可原諒的。中國知識份子對權力政治學從來沒有任何概念。我們從來只認「君子」、「小人」、好人、壞人。壞人便是絕對的壞，必欲打倒並踏上一隻腳、令其「永世不得翻身」而後快；好人便是絕對的好，可以托付身家性命乃至賦予其一切生殺大權，並天真地期待它作出過的「承諾」，而不知道這樣的「好人」即便有也鳳毛麟角，當你手裡已經沒有任何底牌的時候，你憑什麼相信他會兌現承諾？
正如托克維爾對中央集權時的法國觀察的那樣，政治專制必然造成國民的政治幼稚，因為他們得不到由政治實踐走向政治成熟的機會。因為國民幼稚輕信，這樣的國家往往越改革越危險，因為它容易爆發革命。一遇到「壞人」政府，人民就鬱悶憤激；一遇到「好人」的承諾，人民就投懷送抱。專制政體使之無法近距離比較「好人」、「壞人」及各種承諾，並做出理性的政治選擇。
不誇張地說，近代中國所有「更壞」的政府都是因為國民（尤其是社會精英）的不智選擇而登場的。每當我讀到某個滿腔熱血的歸國精英慘遭「反右」或「文革」迫害的悲劇，心裏就泛起一陣悲哀。這是一個幼稚政治傳統所得的報應，因為他們所憧憬的烏托邦，其實就是一個公權不受限制的地獄。
當代中國大陸的憲政意識已今非昔比，約束公權的必要性已經成為官民常識，但是深陷於威權政治的不幸遺產之中，憲政仍然是一個沈重的話題。《歷史的先聲》把中共曾經做出的憲政承諾再度呈現在我們面前，與其說是提醒執政黨兌現早已過期的承諾，不如說是提醒每一位讀者：承諾是靠不住的。更準確地說，它對每一個生活在大陸的人提出了關乎其切身利益的沈重問題：如何兌現執政黨對你做出過的承諾？要讓當年的承諾成為今日的現實，你該做什麼？
（原文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