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9月19日訊】1962年10月的一天，剛吃完中午飯走出食堂，一年多前和我同時從西高考入陝西師範大學中文系的一個同學趕到我身邊，壓低聲音悄悄說：「張老師，張遙青，槍斃了！」
我直瞪著他的眼睛，以為他在說笑，回了句：「別在這裡胡說八道！」
我當然不會相信那個同學所說的話。張遙青老師是個什麼人啊，西安教育界德高望重鼎鼎大名的一級教師，在日甚一日的老百姓已經吃不飽飯的困難處境中還享受著一定程度的特殊照顧，怎麼可能被槍斃呢？何況一個多月之前快開學時我還回西高去看過他呢——稍早一點，七月中旬，他作為高考閱卷委員住在西北大學時，我也去看望過，同他一起吃了頓飯。
但是那個同學黑著臉，根本沒有說笑的意味。他仍是壓低聲音悄悄說：「大街小巷貼滿了佈告，你自己去看吧。」
我腦子嗡的一下蒙了，不願相信卻又不能不信，急忙奔出學校，向北疾行，要到城裡去找佈告看。只奔了三里路，離城還遠著呢，就在八里村辦事處門口看到了一張。那張殺人佈告的主角果然是張遙青，但是名字前面加了「反革命分子」的標記，名字上還用紅筆打了叉。佈告末尾寫得清清楚楚：「驗明正身，綁赴刑場，執行槍決。」
在這晴天霹靂猛擊之下，我幾乎癱倒，在辦事處門口痴痴地呆立了半晌，才拖著已經無力的雙腿慢騰騰地返回學校。
據那佈告所說，張遙青的主要罪狀是支持一些青年學生成立《現代人》反革命集團。他是這個反革命集團的後臺。
這是我根本不知道也根本不相信的事情。
我是1958年大躍進期間在蘭州進入高中的，頭一學期基本上沒讀書，大部分時間在工地上大煉鋼鐵。1959年春，我回到西安，轉進二十中續讀。這是一所只設高中的名校，建立於清朝末年，最初叫陝西省高等大學堂，換了幾次名字之後，在很長時間裏一直叫陝西省立西安高級中學，簡稱西高，在大躍進開始前的教改中才改為西安市第二十中學，但是人們仍習慣地稱為西高（進入改革開放年代，又正式改回了西安高級中學的原名）。
在西安，能夠進西高讀書是一種福氣，能夠在西高教書當然更不尋常。而在那群不尋常的教師中，張遙青又是鶴立雞群的名師。他歷來只教高三語文。西高每個年級有八個班，每個語文教師教兩個班。所有在西高讀書的學生，從高二升到高三時，都盼望張遙青給本班教語文課，實在不行，那也希望碰到另一個名氣稍微次一點的張希達老師。我所在的六一級六班，到高三時居然交上了最好的運氣：語文張遙青，歷史張展直，代數白毓元，幾何弓矢石……都是頂呱呱的名師。全班同學無不歡欣鼓舞，覺得自己在一年後的高考中取得優異成績有了莫大保證。我從上初中開始一直偏愛文科，將來上大學也只想進中文系，因此對其他科目的老師是誰並不在乎，而對張遙青給本班教語文則格外高興，興奮程度無人可比。
起初，我同張遙青的關係沒有什麼特殊之處，只是作為語文課代表，要負責收發全班同學的作文，因而有機會隔些日子就到他的宿舍去一次，但總是很快離開，不好意思或者不敢停下來和他多說什麼。我對他，不是一般同學那樣的簡單崇拜，還帶有幾分敬畏。在我看來，他的課真是教得太好了。每篇課文，無論記敘文、抒情文還是議論文，無論小說還是詩歌，無論現代的、古典的還是外國的，他都能清晰透徹地把時代背景、作者情況、文體特徵、主題思想、段落大意、寫作技巧和成語典故等等詳細介紹給同學們，還經常穿插講解現代漢語和古漢語知識，指出同學們易犯的錯誤以及防止和糾正錯誤的途徑。
當然，這些本是一般語文教師都應該做到的，但是一般語文教師很少有人能做得那麼好——深入淺出而又生動有趣，既吸引人又令人難忘。更重要的是，他還以淵博的學識和獨特的洞見給同學們講授了不少課本之外的東西，比如結合某些課文的內容適當介紹中外文學史的相關片斷和社會思潮之類，使同學們大大拓展了知識領域，在思路和思想方法上不斷有所收益。正因為如此，我覺得聽他一節課竟比以往聽別的老師一年課還有用。更讓人難忘的是，隔週一次的作文，他不是像其他老師那樣只管出題目讓同學們自己去寫，而是在出了題目之後先啟發同學們審題，再引導同學們根據題意謀篇布局，並舉例說明應該怎樣正確地遣詞造句。他批改作文的高明和精當也是其他老師所不及的：既不是只簡單地打個分數和寫幾句評語，也不是隨心所欲地大刪大改，而是恰到好處地適當調整一些字句就使文章變得通順流暢，然後通過旁批和總批指出得失及出現問題的癥結，從而在根本上幫助學生有效提高寫作水平。
對這樣優秀的一位教師，同學們自然格外敬佩，大家都想盡量多從他那裡接受一些教導，哪怕只是多和他說說話也好。我尤其如此。但他除了上課之外，總是只呆在自己宿舍裡，似乎不同任何人交往，而且總是不苟言笑，平時在校內碰到什麼人也連個招呼都不打。這就不能不使我對他產生敬畏心理了。此外，我當年十六歲，而他已是六十歲的老人，我在他的面前也就不能不感到拘謹。這種情形持續了大約一個月。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去打聽張遙青的任何情況，所以，他的身世啊，經歷啊，在過了將近半個世紀之後的今天，我也絲毫不知，只是聽他說過，他的故鄉是紫陽縣。但是用不著問，誰都看得出來他是個獨居的老人。即便是星期天和節假日，他也決不到別處去，而且沒有什麼親人之類來看望他。一日三餐，他總是踽踽獨行，步履蹣跚地到教工食堂買點飯菜，拿回宿舍去吃，開水也是自己到灶房打。這種狀況沒過多久便被我覺察了，但是又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我才覺得這是一個嚴重問題。看到這麼可敬的老師竟然如此孤苦無依，我越想越難過，卻不知道該怎麼辦。我惟一能做到的只是在生活上幫他做一點事情。起初只是掃地打水，到後來，雙方都覺得自然了，我就什麼事情都幫他做了，包括洗衣服和出外買東西。他煙癮很大，而當時香菸供應奇缺，正好他宿舍門前有一塊園子，我就在課餘時間開墾出來，按照他的意願精心栽種了許多菸草，供他抽了很長時間菸斗。入冬後，我每天一大早趕到學校，總是先跑到他宿舍去幫他生好煤爐再去教室上課；星期天不上課，我也照樣一大早專門跑六七里路到學校去幫他生煤爐干雜事，把他照顧和服侍得儘可能週到妥帖。有時候，我幫他幹完雜事，會在他身邊坐一陣，和他各自讀書，什麼閒話也不說，只在遇到問題時簡單問他幾句。他有時候也會主動和我談點什麼，但基本上限於文學，從不涉及我和他都不感興趣的政治問題。他和我一樣，對俄羅斯和蘇聯文學十分喜愛，對英法德文學也很喜愛，特別讚賞托爾斯泰和雨果等人的人道主義思想以及普希金和拜倫雪萊等人為自由而奮鬥的精神。在他同我談起這些時，我只是靜靜地聽，默默地想，決不插嘴，但是在心裏越來越覺得自己和他心靈相通，因此更加心甘情願地不僅把他當成可敬的恩師，還把他當成最值得信賴的親人來對待。
我和張遙青的親密關係，在我自己看來是很正常的——無非是一種普通人之間應該有的互相尊重、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的關係，只不過他的情況特殊，更值得同情，因而我對他的關切比常人突出一些罷了。我總以為大家一定也是這樣看問題的，不應該也不會有什麼非議。事實上，倒也真沒有聽到什麼非議之類，只是後來偶爾聽到有人把我說成了他的乾兒子。好在絕大多數人都還對此抱著善意，在我面前所表現的也只是理解和信任。大概正因為如此，後來有一位老教師悄悄對我說，張遙青有過一個兒子，幾年前突然自殺了，張遙青知道後只是跺了一下腳。我聽了很吃驚，卻什麼也沒有說，而且沒有追問張遙青的兒子當時多大，是幹什麼的，為什麼自殺。直到今天，這一切對我來說仍是個謎。
到了1961年4月，離高考只有半學期了，西高的八個畢業班按高考志願重新編排為五個理工班，兩個醫農班，一個文史班。平時不當班主任的張遙青當了文史班的班主任，我還是擔任語文課代表。從那時起，上的課大大減少，特別是我們文史班，數理化之類都不再上，只是在政治、語文、歷史、俄語之外加了一門也是張遙青教的古文，因此，雖然張遙青的負擔重了許多，同學們卻大大增加了自己複習的時間。我經常在校園內找個僻靜角落，下大功夫死記古今中外歷史的重大事件和重要條約以及俄語單詞，除此之外，就把主要精力用於反複寫文章和翻譯古文。
我寫的文章和翻譯的古文，當然都要請張遙青批改和指點，這樣，他就比平時為我耗費了更多心血。他對我的一些文章甚為讚賞，竟讓人張貼在教學樓的佈告欄裡供同學們參考，甚至讓其他學校借去給畢業班的同學當範文。張遙青的這種態度使我既感到快慰又深受鼓舞，我決心加倍努力，在高考中奪取最優異的成績——我想，這對他也算是一種報答吧。當然，即便在那已經很緊張的關鍵階段，我也依然每天抽出時間在生活上照顧和幫助他。我把這看成天經地義的事情，根本沒有想過會不會因此對自己造成影響。事實上，我也並未因此受到什麼影響。
幾個月後就是高考，我考得非常順利，每門課都得了八九十分，不僅在本校，而且在全省拔了尖。按理說，既然如此，我就完全應該按照志願被北大錄取，因為我的成績比北大、北師大等校在陝西錄取的任何學生都高出許多。不料陝西省偏偏把成績好的考生都扣在本省的高校，我們西高平均每門考分達到八十以上的十個尖子生，竟然沒有一個被錄取到自己所報的外地學校，我作為文科狀元，只能被錄取到列在第二志願表的陝西師範大學中文系。我從多方面獲取了相關信息，心中極為不滿，多次口出怨言。張遙青卻淡淡地對我說，無所謂，不論到哪裡讀書，關鍵還在自己。我聽了他的話，覺得有道理，就改變了情緒，不再發牢騷了。從另一方面考慮，我覺得在西安讀大學也好，可以經常回來看望和照顧他，繼續對他盡一份心。
讀大學一年級時，雖然陝西師大離我家和設在市中心的西高都很遠，我也堅持每個星期天回家呆上一會兒就去母校看望張遙青。沒過多久，他突然讓我到東關索羅巷去跑一趟，說是他老婆住在那裡，需要錢，讓我送一些過去。我這才知道原來他還有親人在世，但是具體情況是怎樣的，我連一句也沒有問。又過了一段時間，我再回西高去看他時，發現師母已經搬去和他同住。更令我吃驚的是，師母竟已癱瘓在床，吃飯、便溺都得靠他服侍。目睹這種情景，我傷心之至，就不由分說搶著幫他做這些事，而且從那時起，每個星期都擠出儘可能多的時間趕回西高去代他服侍師母，連洗屎洗尿之類也干。師母很快就同我熟識了，一聽到我的聲音就高興地叫我的名字，但總是叫不准，把「貴仁」叫成「貴成」。我想，我經常去服侍她，顯然已經使她把我當成了親人，這多少會在她心裏產生一些暖意，從而幫助她康復吧。想到這一點，我就不斷在心中默禱，祝願她好起來，健康地享受人生。但這只能是空想，她終於急匆匆地走了。大約只過了兩個月，我在一個星期天又去西高服侍她時，她不僅已經過世，而且已經火化。一切都是那麼突然，那麼倉促。我哀痛莫名，卻什麼也說不出，而且什麼也不想問。我只是在心裏想，張老師這麼優秀，這麼可敬，卻偏偏比一般人更不幸——兒子多年前莫名其妙地自殺，老伴又在病癱之後遽然離世，現在，他可真是只剩下孤身一人了，在此後的歲月中，他將是怎樣淒涼和痛苦啊！當然，我會仍像過去那樣，儘可能地去照顧和服侍他，但我總不可能經常守在他身邊呀，何況有些事情是我根本給他幫不上什麼忙的。唉，但願他自己能夠挺住，儘可能長久地挺下去。
在那之後，我還是每個星期天去看望張遙青，幫他做些事情或者陪他坐坐。表面上看起來，他好像沒什麼變化，大部分時間只是讀書，臉色一如往昔，沉靜而嚴峻，似乎什麼也沒有發生過，而且不會發生。
就在那個時候，我碰到了一件多少有些意外的事情。
和我同時從西高畢業的一個同學，名字叫魏裕偉，雖然和我不是同班，卻從高二開始就和我很熟悉，關係不錯。他也很愛文學，但是沒有考上大學。1962年暮春時節，他突然寫信把我叫到他家，鄭重地對我說：「一些愛好文學的青年搞了一個文學社，志在互相切磋，共同提高。你在文學上很出色，又是中文系大學生，所以大家都想請你參加。」接著，他說了發起文學社的幾個人的名字。這些人我大都沒有聽說過，惟有其中的首要人物張世昌，我雖與之從無交往，卻是知道並且見過面的。他也是西高畢業生，比我和魏裕偉高一屆，據說學習很好，卻和魏裕偉一樣沒有考上大學，在家開了個修車店。另外那些人呢，據我猜想，恐怕也都是沒有考上大學的。他們想聚在一起切磋文學，當然是件很好的事情，但是我對他們大都既不認識更不瞭解，何況我實在太忙，很難擠出時間經常去見他們，就不想接受邀請。然而我又不便推辭——總不能讓人說我這個大學生看不起他們這些落榜生吧！於是，我雖然不情願，卻還是在魏裕偉帶領下，到西一路的一個小閣樓上同張世昌見了一面。張世昌看起來是個相當自信的人，見了我，矜持地表示歡迎之後就自顧自地侃侃而談。他說，我們應該以俄羅斯文學為典範，以普希金、果戈理、別林斯基為楷模，所以，我們把自己的文學社定名為「現代人」，並且要辦一個二十世紀的《現代人》雜誌。他還說，為此他已經同蘇聯方面取得了聯繫——給當時在中國很有些名聲的《蘇聯婦女》雜誌的總編輯亞弗襄尼科娃寫了信，那位總編輯已經回信表示支持。
說實在的，我雖然很贊成以俄羅斯文學為典範，以普希金、果戈理、別林斯基為楷模，而且一直推崇他們在沙俄時代為爭取自由民主而創辦的《現代人》雜誌，卻不喜歡張世昌提起這一切時所顯露的那種不知怎麼會產生的自鳴得意的神態，也不相信他能真正理解和秉承普希金、果戈理、別林斯基等人的精髓，更不贊成他同蘇聯建立聯繫，認為這和年輕人在一起切磋文學毫不相干。所以，我冷靜地聽他說完之後婉拒道：我和你們離得太遠，而且很忙，不可能經常和你們一起活動。張世昌忙說，那不要緊啊，我們也沒有更多活動，目前主要是把大家的作品集中起來，互相傳閱和交換意見罷了。說到這裡，他讓我盡快送一些自己的作品過去。我想這當然可以，就在不久之後把一篇剛在寫作課上得到老師好評的題為《塘》的抒情散文拿給了他。很快，《現代人》創刊號就搞出來了，是由幾個人分別用稿紙抄寫好釘在一起的。張世昌隨即讓魏裕偉傳給我看。我翻了翻，其中除我的《塘》外，還有十幾篇散文、小說之類，作者我基本上不認識，水平也大都很低，無論境界和文采都超不出普通中學生的作文，根本看不出普希金、果戈理、別林斯基的影子，真是愧對《現代人》的大名了。我想，也許經過一段時間努力會變得像樣點吧，但是目前不行。
那時我在學校裡的確忙得要命。儘管我在政治上一直不求上進，不是團員更不是黨員，只想通過個人奮鬥在文學上有所成就，但是有關方面認為我學業好，硬是讓我擔負了一些重任：系團總支辦的《終南山》文學板報讓我當副主編，校學生會辦的《秦嶺》文學板報讓我當編委，校廣播臺則讓我當編輯組長；此外，我還在班上擔任古漢語課代表，並且是校足球隊的隊長。本來課程就重，又有這一大堆事情壓在頭上，我對自己看不上眼的《現代人》就更是無暇理會了，既沒有對那個手抄本的作品發表意見，也忘了及時退還魏裕偉，直到一個多月之後，他來信索取，我才急忙給他送去。此後，我和他們那些人再也沒見過面，並非有意卻在無形之中斷絕了關係。
也是因為太忙，我去看望張遙青的時間也有了較大間隔，變為半月一次甚至一月一次。我對他表示過愧疚，但他說應該如此，無須挂懷。
我同《現代人》那些人的短暫交往，一直沒有對張遙青提起過。這主要是因為我覺得事情很小，不足挂齒；另一方面，在我印象中，他好像跟那些人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關係，甚至很可能不認識，所以沒有必要對他講。誰知我想錯了。1962年7月初，我在各門功課都完成期末考試之後回西高去看他，剛坐下，他就主動對我說：「張世昌他們搞了個《現代人》，要請你參加，你千萬別答應。這些人沒有考上大學，對社會不滿，和他們攪在一起沒有好處。」我不明白他為什麼突然對我說起這件事情，也不明白他是怎麼知道這件事的，但是什麼也沒有問，只是隨口應道：我並沒有和他們攪在一起。張遙青說：那就好。
我歷來尊重張遙青的意見，從不違拗。他讓我不要和張世昌等人攪在一起，雖然本已不是問題，我也還是要認真聽的，而且感謝他對我的告誡，因為這體現了他對我的愛護。當然，他所說的張世昌等人「沒有考上大學，對社會不滿」，在我看來並不是什麼罪過，不應該受到指責，我也決不是因為這一點而不跟他們保持關係。如果我不是那麼忙，如果我沒有對他們硬把事情扯到蘇聯去的態度和做法產生歧見，如果我認為他們都是可造之才，我說不定真會和他們攪在一起，並且已經攪得很熱火呢。真那樣，我也不能算錯。但是我沒有把這些想法對張遙青說出來，更沒有以此同他展開爭辯的意思。畢竟，他也並沒有從根本上否定和反對張世昌等人；他只不過是為我著想，不希望我無端惹上麻煩罷了。
緊接著就是暑假，張遙青和往年一樣到西北大學去當高考閱卷委員。在他的工作快結束時，我們中文系六五級的學生要到陝西師大設在大荔縣黃河灘的農場去勞動一個月，我就在出發前趕到西北大學去看望他。使我微微有些驚訝的是，他的情緒異常低沉。他把我領到西北大學教工食堂，特意買了我平時很難吃到的肉菜讓我吃，他自己則只是坐著，一動不動，而且一言不發。待我吃罷，和他一起步出餐廳時，他才壓低聲音對我說：「張世昌他們被捕了。」
什麼？張世昌他們被捕了？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為什麼呢？難道就為了《現代人》嗎？一些年輕人想在文學上有所發展，辦了個同仁刊物，不論辦得好壞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怎麼說也不是犯罪呵，憑什麼逮捕他們？
我又驚又怒，但是強自隱忍，什麼話也不說，只是望著張遙青神色凝重的臉孔，為他隱隱浮現的痛苦感到不安。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上次在西高見面時他為什麼明確對我說不能同張世昌他們攪在一起了；他顯然在那之前已經風聞了某種不祥的消息，擔心把我捲進某種災禍之中，所以要及時勸阻我。他的確是真心愛護我啊！
至於他在提起張世昌等人被捕的事情時所顯露的痛苦，在我看來純粹是出於義憤。
我相信，他肯定和我一樣，儘管對張世昌他們也有不滿意的地方，卻認定他們只不過是在履行自己的權利罷了，誰都無權取締和鎮壓！
新學年開始前，我和同學們從黃河灘回到學校，我匆匆趕到西高去看了看張遙青，就重新忙起了自己的功課和各項工作。就在那時，陝西日報發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媽媽》，我欣喜之餘，更加勤奮，所以很長時間連家都不回，張遙青那裡也沒顧上再去。他的身體和精神都沒問題，我很放心。
雖然這一次間隔的時間長了點，但也不過一個多月，我相信不會出什麼事。
誰能料到，偏偏就在只隔了一個多月之後，卻發生了奪取他生命的大事呢？
他居然被說成《現代人》的後臺，戴上反革命帽子，抓起來槍斃了！
當我知道時，子彈已經擊碎他那蒼老、仁慈、博學、正直而且與世無爭的頭顱。
他的屍體可能沒有人收殮，也許被野狗撕扯成碎片，啃掉了。
天哪，這究竟是為什麼？
看完處決張遙青的佈告回到學校，我在莫名的悲憤中思緒紊亂地想起了許多事情，但是怎麼也想不明白為什麼會如此。
直到四十多年後的今天，我也不知道張遙青和《現代人》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
事實上，據我推測，完全可能是張世昌等人找他支持和指點，他為了表示鼓勵就首肯了。作為師長，他即便對求助的學生不滿意，也是只會採取這種態度的。他決不會潑冷水！
我甚至敢斷定，他對張世昌等人的具體活動情況並不十分瞭解，更不知道張世昌已經同蘇聯方面建立關係。他只不過是在精神上給了那些文學青年支持和鼓勵罷了，目的無非在於幫助他們成才。
在我看來，無論他以什麼方式支持了張世昌等人，也不能把他說成《現代人》的後臺，因為他對政治從來不感興趣。如果說《現代人》沾上了政治色彩，他是決不會在這方面給予支持的。他的支持，絕對只會限於文學範圍。
當然，硬要把他說成《現代人》的後臺也沒有什麼了不起。說到底，《現代人》本身也沒有錯，更沒有罪！一些愛好文學的青年學生，為了實現理想而辦這樣一份同仁刊物，乃是他們理應享有的自由權利，豈能因此說成什麼「反革命」，當作敵人對待？就連我不贊成的同蘇聯方面聯繫，也扯不到「反革命」的政治高度上去制裁和打擊呀！雖然蘇聯已經被說成修正主義，正在被中共猛烈批判，但是張世昌他們只不過是同蘇聯的雜誌社建立關係，目的只是在文學上求得發展，怎能因此給他們定罪呢？而張遙青，哪怕真算得上《現代人》的後臺，哪怕支持了張世昌等人的所有活動，也根本沒有觸犯法律，憑什麼抓他甚至殺他？
最令人震驚的是，只是在我最後一次見他之後短短一個多月時間裏，就那麼匆忙而草率地完成了抓他、判他、殺他的全部過程，這是為什麼？合法嗎？
《現代人》的主要成員被捕，張遙青被殺，自然會使我受到牽連。
沒過多久，系辦公室就通知我：到新城區公安分局接受傳訊。
後來系辦公室又通知我：到人民劇院參加批鬥《現代人》反革命集團大會。
在那次批鬥大會上，我才知道張世昌等人發展的成員中甚至有北京電影學院學生，還知道了《現代人》很快從手抄本改成了油印本。但是，除了所謂「思想反動」之類，我在那次批鬥大會上根本無法獲知把《現代人》打成「反革命集團」的可靠理由，更無法獲知迅速槍斃張遙青的可靠理由。
公安機關在學校配合下對我審查了很長一段時間之後，宣布了我只是「受騙者」的結論，沒有在刑事上追究我。但是，我在系裡和學校裡從此成了監控對象，我擔任的《終南山》副主編和《秦嶺》編委之類職務自然都被免去。有幾次校內舉行重大活動，還把我關在宿舍裡，派人把守，不許我外出。
此後十多年，一直到文革結束，儘管形勢不斷變化，我的處境時好時壞，同《現代人》和張遙青的關係仍一直裝在我的檔案袋裡，時不時地被某些人拿出來整我一下。1984年，陝西省出版局為了體現新的知識份子政策，要「重用」我這個當時很稀少的研究生，才把檔案袋裡那些東西清理出來。
也是在那個時候，比我晚兩年從西高畢業，經過十多年折騰後到西安市文聯主辦的《長安》雜誌當編輯的詩人李志清對我說：要給張遙青平反了！我只是默默地聽了這句話，並沒有表現出驚喜，也沒有詢問詳情。是誰要給張遙青平反呢？落實了嗎？我至今不知道。
在這個世界上，不會有多少人還記得他們，我也只是每過一段時間獨自想想而已。
(本文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