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9月21日訊】「文革」至今已四十七年將近半個世紀了，但使得「文革」慘劇得以發生的社會政治因素對大多數人觀念的有害影響並未徹底消除，以至於「文革」後的中國政治與社會生活中仍然時時呈現「文革」式的荒唐與暴虐，某些做法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1989年6月4日武裝鎮壓首先在北京發生後，當局在全國實行逮捕和整肅。當時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華裔教授林達光先生在六。四烈士紀念會上提出，對於六。四慘案不僅應從當前中國政局來反思，更須從幾千年的社會發展過程形成的經濟結構，文化內容及其對人們觀念的制約等等作全方位的思考，才能正本清源，防止慘劇再現。林先生的這番話也適合於我們對於其他事件的反思。
首先，「文革」不是一場孤立的劫難，它與中共篡政後的一系列陷害政敵和民眾的運動例如「鎮壓反革命」，「反右」，1980年代初的「反精神污染」，1989年6月的屠殺與逮捕，1999年以來對宗教人士與民運人士的鎮壓，在為私利反人民這一性質上有共同點與連續性。
1980年代初期上海師範學院歷史系的學生劉皎在該校的學報上發表文章指出，在當代史學劃分的封建時代中國的封建化並未徹底完成。這意味著延續了三千年左右的封建社會實際是半封建半奴隸社會，其中一個明顯的特徵是人口買賣盛行，主人將僕人甚至父母將兒女凌虐致死未必受到法律制裁。正因為社會本身的奴隸制殘餘不是一點點，所以人們的人權觀念薄弱，就連位極人臣的宰相見了皇帝都得自稱「奴才」和行跪拜禮。鴉片戰爭後英國使臣向清廷遞交國書時不向清帝下跪，王公大臣們竟然懷疑英國人的腿膝構造與中國人不同而彎不下來。在奴隸思想嚴重的國度人們不敢輕易反抗比自己地位高的人，而且唯我獨尊的皇帝故意讓臣下把自己神化而使民眾對皇帝產生畏懼感，以此鞏固其統治；而臣民也就相沿成習地稱皇帝為「天子」，似乎他黃袍加身後連生物特性也改變而優於人類了。
毛澤東1958年在經濟管理上揠苗助長，人民公社的生產效率不如合作社，而事實表明合作社也不比互助組的生產效率高。1959年春季中央政治局的劉少奇等已迫使毛澤東縮小掌權範圍而不再擔任國家主席，但還是顧全毛澤東面子地讓毛澤東繼續擔任黨主席。假大空而且剝奪農民大部分勞動果實的人民公社使得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大為降低，而中共為了加速軍事工業的建設以達到握有強大專政工具的目的又加倍徵收公糧，使得全國人民挨了三年俄，並有幾千萬農民餓死。劉少奇允許農民搞「三自一包」使人民公社成了空殼子是為共產黨穩住政權；可是毫無公心的毛澤東卻認為劉損了他的威信而懷恨在心，便利用他以往在軍隊與政界的影響而另組奪權集團，並從文藝上作輿論準備。在不甘寂寞的林彪踏著彭德懷而爬到國防部長位置並與毛澤東相互利用而大肆神化毛澤東之後，毛澤東終於在1966年夏發動了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林彪掌握的軍力為後盾並以鞏固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為藉口來奪回權力罷黜劉少奇等與毛澤東分歧較大或不完全聽命於毛澤東的中共權力圈內人物。林彪配合毛澤東奪權而採用的神化毛澤東的做法與半封建半奴隸社會時代對帝王的神化本質類似，只是所用的政治術語不同罷了，居然把既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更談不到有民主理念的毛澤東吹捧成「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毛澤東也投桃報李地不憚違反法理地以黨章形式預定林彪為接班人。這與封建帝王可以憑個人意志而冊封大臣如出一轍。
毛澤東胡作非為居然很少遇到抵制，這與中共小農意識嚴重，憑血緣與私利關係任命幹部和吸收黨員以至於黨員素質極低有關。我們說的是大多數中共黨員形成不良主流所造成的中共整體性質，並不排除中共黨員中也有好人。中共初創時的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等都是品德高尚的仁人志士；中共執政後為批判中共上層領導的罪錯而在「文革」後期被殺害的張志新烈士更是稱得上是巾幗英雄；文革後真心而大刀闊斧地推行改革的胡耀邦也令人敬佩。像被鄧小平開除出黨的王若望那樣一旦覺悟就寧冒像張志新那樣被割頸的危險（這是王先生的原話）也要行動起來發動群眾爭取自由民主，而且無論當大任或做小事都一樣熱忱認真全力以赴一心為公不計個人得失的就更少了。這樣的黨員人數太少，無法形成主流去改變中共的整體專制暴虐。被中共奉為導師與榜樣的蘇共雖也有類似於中共「文革」的斯大林主義「肅反」，但蘇聯工業化程度較高與教育較普及，關心政治的民眾佔人口比例大於中國。在蘇聯街頭清晨常見預備上班的民眾排隊買報紙，而中國民眾有很多人從不看報，甚至到了國外也如此，連中共在2012年召開了第18屆全國代表大會以及王立軍薄熙來事件都茫然不知。所以，蘇聯自斯大林去世後，雖只是專制與暴虐稍減，而且專制極權又維持了幾十年，直到戈爾巴喬夫時代纔有明顯的民主化趨勢；但在較多民眾關心政治的情況下，舊勢力未曾像中國那樣容易復辟還潮。
中共對1989年民運的鎮壓動用了軍隊，坦克與機槍這類重武器全用上，比毛澤東在世最後一年即1976年的出動民兵以木棍和刺刀殺人更瘋狂。中共對不受中共控制的宗教團體與民間社團的鎮壓也是極其殘酷。這表明人們本以為「文革」期間的集團式封建專制復辟和暴虐已至極限而物極必反該趨向民主了，卻不料非法奪權的鄧小平與毛澤東的共同點大於他們的分歧，鄧僅在經濟事務上比毛務實些，而在政治上與毛一樣骨子裡浸透了封建專制，無怪乎他在排擠了華國鋒後立即下令逮捕魏京生等民運人士，又罷黜帶頭革新的胡耀邦，並開除指出中共病根的王若望等人的黨籍。對於跪求中共傾聽民意的1989年民運參加者是鄧小平下令開殺戒，李鵬只是傳聲筒與幫凶。連著名演員趙丹在「文革」後建議黨對文藝不必管得太死都被鄧小平斥責為「臨死還要放個屁」。與其說鄧小平是「文革」的受害者，倒不如更貼切地說他是加碼地運用了毛澤東集團在「文革」中的手法。
由此可見封建專制思潮並未隨「文革」的結束而消失，仍然主宰著中共的行事方式。更糟的是「文革」摧毀了許多人的道德意識，使得新一代的中共領導人變得更殘忍和無恥，對於殘害民眾與貪污腐敗更覺得心安理得，就像江澤民，薄熙來，周永康等所體現的那樣。而且，這種不良習氣上行下效還敗壞了民風，使得當今的中國人在追求崇高理想與人際關係的禮讓與推己及人方面至少到現階段為止是一代不如一代；怪不得北京大學一位教授感嘆當前許多北大學生未曾繼承北大以往曾有的學以致用為社會進步而獻身於帶頭革新的精神，反倒是利用知識包裝自己便於謀待遇好的差事而已。知識程度較高的著名學府學生生尚且如此，整個中國社會的庸俗化也就可想而知了。庸俗的思想境界阻礙人們為正義和公益而努力貢獻和不惜蒙受犧牲，以至於覺悟較高的先進人物被視為傻瓜，打抱不平者被視為多管閑事，少有人見善而徙，使得抗擊中共罪惡統治的民間力量不易增長；更有人背後罵中共，卻當面申請加入中共以便投機鑽營；以至於中共雖已極不得人心卻能延續其統治至今。
「文革」摧殘講求仁義和修身廉潔以天下為己任等等傳統道德，並且「文革"的遺毒至今難以消除，這是曾經創造世界四大文明之一的中華民族之恥。難怪幽默大師林語堂在「文革」開始後毫不幽默地直斥中共為「共匪」。政治改革不能侷限於宮廷內爭，必須有民眾參與纔能防止像毛澤東那樣說一套卻另做一套的欺騙行為。政治清明瞭纔會端正社會風氣而激發人心中的善念。所以，反省「文革」絕不可止於研究歷史的學術探討，更應把「文革」作為反面教材，從中看出喚醒民眾關心國家和人類整體利益的必要與緊迫，化為動力去建設民主化和繁榮昌盛的新中國。毛澤東美其名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權力之爭及破壞，非但並非革除弊端的革命，而且助長了中共對被中共謊稱為「革命領導階層」的無產階級實行專政。中共高唱了六十幾年的」建設新中國「卻是在掩蓋其復辟舊制度而且變本加厲。導致內亂使生產活動停頓的「文革」之害處已無庸贅言；但統治者將勞動者生產的社會財富加以壟斷化公為私的缺乏民主化的掠奪式」四個現代化建設「對於中國的損害累計起來並不比「文革」小。中國大陸目前的貧富兩極分化的繁榮景象並不足以防止比「文革」更甚的禍害，就像德國納粹黨統治時期，雖然科學先進經濟繁榮卻因太過專制剝奪民權（今日中共更甚）而成為戰爭策源地把全民拖入巨大災難。「文革」的陰魂還在中華大地遊蕩。我們今天回顧「文革」加以反省正是為了驅除「文革」的陰魂，防止以「文革」為典型極致的半封建半奴隸制度邪靈繼續在中國作祟。
2013年9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