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9月23日訊】9月13日中午，一個震撼性消息傳遍網際網路，著名投資人王功權先生被北京警方傳喚。到當天晚上8點多，消息更新為北京警方刑拘王功權，罪名是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
這個罪名與之前公盟發起人許志永先生被刑拘的罪名相同。王功權是許志永的密友，資助參與過公盟的工作，也參與過第一線的人權抗爭，比如去關押訪民的黑監獄門口抗議，要求放人等，這使他赫然異於其他商界人士，也是他與以言論為主的其他所謂商界大V的重要差別之一。他的被抓無疑是一個重大事件。
被警方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刑拘的中國商人王功權（看中國配圖）
中國的商人，歷來與政治有著十分複雜的關係，但再複雜，關係的核心無非是商業依附權力，商人依附權力，商人發財在於和權力勾結得其庇護，相應的，破產於得罪權力被其劫殺的商人也是史不絕書。
西漢時漢文帝賜予寵臣鄧通銅山，由其鑄造錢幣發財，富可敵國，煊赫一時，及景帝即位，一聲令下，家產籍沒，鄧通竟至餓斃。明初巨富瀋萬三，幫助朱元璋建了三分之一的南京城，最後卻因打算犒賞軍隊而拍錯馬屁，被朱元璋下令戍邊雲南，隨後，數代子孫在朝廷幾乎血洗摧折下，瀋家豪族迅速敗落，淹沒無聞。清中期的著名紅頂商人胡光墉（胡雪岩），得左宗棠賞識，主持軍中商務，從事諸多民間經營，成豪財巨富，甚至得慈禧太后欽賜二品頂戴，然而最終不免捲入官場權鬥的漩渦而歿。
這些著名的權力與商人故事，總是以商人的人財兩空終局，某種程度上說，這是前現代中國商人的宿命。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中國式官僚政治下，權力-暴力法則支配著主要社會資源，從而支配著主要社會準則，人們所期待的一切公平正義都匍匐於權力之下。前現代中國商人正是在這樣的權力-暴力結構中求生存，專制王朝雖然在意識形態上將商人地位釘死在「士農工商」四民等級的最下等，而在社會資源的支配與統治中又不得不利用商人帶來的財貨流通之利，由此形成錢服務並依附於權的權錢互利模式。
這樣的權力與商業關係在官僚政治之下一直持續了2000多年之久，直到近代晚清之後才隨著西方政治觀念進入中國而發生了一些變化。辛亥革命時，江浙財團對革命黨的支持，揭開了中國商人突破權力依附走向商業獨立並以獨立身份參與政治的序幕，虞洽卿便是其中典型。然而好景不長，1949年之後，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一個比古代官僚政治更為極端，更有奴役效力的巨型官僚社會，就是人們通常所謂的極權主義國家，至少有一個階段，民間商業幾乎被徹底消滅。為此，商人獨立這條剛剛開啟的道路又重新被封鎖，中國的私營資本在短短七年時間裏，被共產黨以工商業改造、公私合營等名義悉數劫掠一空，船業大王盧作孚之死可謂經典案例。
在幾乎消滅民間商業達20多年之久後，20世紀80年代以來，商業重新興起，然而，即使從最初的小本經營到現在市值數百億數千億的大型民族私營企業的發展雖然只是經歷了很短的30多年時間，但商人依附權力，缺乏獨立性——尤其是大的民營企業，則與前現代中國並無太大不同，甚至比古代中國更為艱難，因為改名為時髦法治術語「行政許可」的權力壟斷，是一種以消滅商業為起點的恩賜性放權許可，以不許可為原則，以許可為例外。
在這樣的形勢下，小本經營受皂隸之騷擾、劫掠自不必說，大宗商業、大商人則受更高權力的眈眈虎視也是必然。依靠行政壟斷經營國有能源、資源的國有企業在其氾濫的腐敗之中，總有民間商人參與其間，而那些並不經營國有資源、能源的民間大企業家，通常也必須在給各路權力部門及其官員輸送相應利益的基礎上，才能獲得優厚的金融、信息、政策回報，賺了皆大歡喜，賠了商人承擔損失，官府官員無風險；如果政府的政策性失誤引發負面社會影響，參與其中的商人可能還得充當替罪羊，前段時間被秘密處決的湖南商人曾成傑就是官商合作失敗後最悲慘的商人結局。
在這樣的政治-商業關係中，總體而言，商人的地位是毫無尊嚴可言的。人們在羨慕那些豪商巨賈億萬資產時，是否想過他們是以什麼樣的代價獲得這些財富的？有句俗話可以形容商人的這一窘境，只見賊吃肉，沒見賊挨揍。正因為如此，但凡有尊嚴的商人都對這樣的制度和現狀深惡痛絕，在柳傳志建議商人們在商言商不談政治之後，著名企業家王瑛不假辭色地聲稱：「我不屬於不談政治的企業家，也不相信中國企業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
王功權也是這樣一個對權商結構深惡痛絕之人，他不憚於聲稱自己從未與權力之惡習合作過，倘若是真的，意味著他從未用行賄、走權力關係等方式來拓展自己的業務。至少以我跟他交往的感覺，我相信他說的是真話。不僅如此，王功權先生作為一個富翁卻心系全社會的公平正義，為弱者的人權吶喊，廣泛參與公民行動，為受侮辱受損害的人們送去溫暖和支持。王功權性格溫和，在推進社會進步的同時，並不訴諸任何破壞性行動。即使在屢屢遭到官方警告的危險處境下，他溫和如故，擇善固執，不為所動。他堅定勇敢的公民精神，是當代中國最需要也最稀缺的高貴品質，在中國富人群體中尤其罕見。
有鑒於中國商人被壓榨與欺辱的千年形象，有鑒於長期以來商人不得不與官府權錢勾兌的歷史，王功權先生迄今所表現出來的形象及所做的事，以及包括王瑛、王石等敢於直言的企業家，代表了中國商人一個新時代的到來——這個時代便是中國商人站起來的時代。這是對民國商人新傳統的自覺承續與發展，也是中國社會自由、尊嚴等基本人權觀念不斷破土而出的新成果。然而，官方對這一新現象表現出極大的恐懼，他們擔心像王功權這樣的商人給公民社會的生長與發展提供物質資助，擔心王功權所具有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將影響一大批商人從此站起來，從而衝垮他們多年來依靠抽掉經濟來源苦心經營的反公民社會堤壩，於是，他們對王功權下手是完全符合邏輯的。他們試圖以此恐嚇整個中國商人群體：「你們可以悶聲發大財，但得由我說了算，國事不許你置喙！」就像薄熙來對待徐明，他們依然把商人當作他們的錢袋和奴才；就像湖南官場對待曾成傑，他們也會毫不猶豫地把商人當替罪羊；就像現在他們對待王功權，如果你不肯匍匐於權力腳下，那麼就要收拾你。
至於所謂「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這只是中共將獨裁謀略法律化的一種障眼法，以此掩蓋中國依然有大量政治犯的基本事實。因此，無論是當事人自己（包括王功權先生）及其家屬，還是民間社會，都不必對這些罪名過於認真。
無論王功權事件最終結果如何，他將不僅通過身陷囹圄為自己獲得自由，也為當代中國商人指出了一條直立行走的新道路。
2013年9月16日於追遠堂
（作者蕭瀚：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