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10月13日訊】中華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未曾中斷、延續至今的文明。中華文明5000年的說法由來已久，由於其開始階段遠在甲骨文出現之前，儘管古史傳說中記載了一些當時的故事，但是不能作為信史。那一大段沒有文字的歷史只有通過考古發掘，依據對出土的遺蹟和遺物的研究結果來撰寫。因此，作為國家科技支撐計畫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被譽為是為中華民族修家譜的盛舉。
多年來，我們的考古研究主要側重於對人工遺蹟和遺物的形狀、內涵及意義進行探討，對於古代的技術與經濟狀況涉獵極少，留下大量未解之謎等待我們去探索。
為此，「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專門設立「技術與經濟研究」課題組，圍繞考古發掘出土的植物遺存、動物遺骸、銅器、陶器、玉石器等進行探討。本文著重介紹技術與經濟課題組的最新研究成果。
五穀豐登，六畜興旺
民以食為天，獲取食物資源始終是一個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前提。迄今為止的植物考古研究證明，10000多年前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已經開始種植水稻。距今10000年前，在北京地區又發現了種植粟和黍的證據。在後來的數千年裡，一直延續著南方地區種植水稻、北方地區種植粟和黍的格局。值得注意的是到距今5500多年前，在黃河流域已經發現水稻的遺存。到距今4000多年前，這個地區又發現了小麥的遺存，而且在中原地區還發現了種植大豆的證據。至此，種植粟、黍、水稻、小麥和大豆等五種穀物的方式在中原地區已經全部具備了。
中國現在發現的最早的家畜是狗，位於河北的南部地區，時間是距今10000年左右。最早的家豬位於淮河上游地區，時間是距今9000年左右。在後來的數千年裡，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許多遺址裡都發現了飼養狗和豬的證據。但是到距今5000年左右，在黃河上游地區發現家養綿羊的骨骼，到距今4500年左右，在黃河中游地區的多個遺址裡都發現了綿羊的遺骸，顯示出綿羊有一個自西向東逐步擴散的過程。而且在這個時候段裡，整個黃河流域都發現了飼養黃牛的證據。儘管現有的研究還不能對馬和雞的出現給出比較肯定的認識，但是在甘肅和內蒙古距今3500年以前的遺址裡都發現了一些線索，這兩種家養動物在當時可能已經存在了。
雖然五穀豐登，六畜興旺是商周以後農業大發展的寫照，但他們在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階段開始形成的雛形及發揮的作用，是當時社會進步的根本保證。
能工巧匠，器助禮成
等級制的出現是社會複雜化的產物，專門供貴族及上層社會使用的特殊銅器、陶器和玉器等為等級制的形成和鞏固提供了物質保證。
現在發現的最早的銅器位於黃河上游地區，時間是距今4700年左右，這些銅器主要是銅刀和銅錐等，用一塊陶範製作，即單範製作，銅器的材質為紅銅和砷銅。到距今4500年開始，在山西南部地區的遺址中發現用紅銅和砷銅製作的銅鈴和齒輪形器，開始出現用兩塊或兩塊以上的陶範製作銅器的合範技術。到距今3750年的河南二里頭遺址出現一定數量的青銅禮器，這些器物的材質是銅錫鉛三元合金，必須用多塊合範製作，這些原料和製作技術出現明顯進步的青銅器是王和貴族作為禮器使用的。
在距今4500年左右的山西陶寺遺址出現專門作為隨葬品放在貴族墓葬中的繪有彩色紋樣的陶禮器。到了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陶禮器與日常用陶器在陶胎成分和燒成溫度等製作技術上有了明顯的不同。
在山西陶寺遺址出土的玉器具有多種造型，而河南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用特殊工藝製作的牙璋則具備了禮器的特徵。
先秦時期的文獻《左傳》上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記載，可見祭祀與戰爭一樣，在一個國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多次提到「太牢」和「少牢」這兩種王和貴族的祭祀形式，而牛和羊都是這兩種不同等級的祭祀活動中使用的主要動物。這兩種動物在中原地區最早發現的時間在距今4500年左右，他們自出現以後就與祭祀活動相關，對於等級制度的形成起到了獨特的作用。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小麥是西亞起源的，依據現有的植物考古學研究結果，可以肯定到距今4000年前，已經傳入黃河流域。水稻是長江流域起源的，但是到距今5500年前也傳播到黃河流域。
對山西陶寺遺址和河南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黃牛的線粒體DNA世系分析結果顯示，這兩個遺址的黃牛中將近90%都屬於起源於西亞地區T3世系，這表明陶寺遺址和二里頭遺址黃牛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西亞地區。在青海地區遺址的綿羊中發現屬於西亞地區的B世系的基因，可見中國的綿羊起源也與西亞地區的影響有關。另外，在距今3500年前的甘肅和內蒙古地區都發現家馬存在的線索，由於世界上最早的家馬起源於距今5500年左右的中亞地區，這暗示家馬可能也是從中國境外傳入的動物。
現在發現的最早的銅器位於黃河上游的甘肅和青海地區，北方地區和中原地區出現銅器的時間都晚於甘青地區，而世界上發現最早的銅器在西亞，結合成分檢測的結果，顯示銅器西來說並非空穴來風。
陶器、玉器和海貝等在多個地區流通的研究結果也證明當時已經存在多種長距離的文化交流現象。
相比之下，中原地區的各種文化交流最為集中，這對中華文明的形成和發展也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以統一的年代標準來對照各個地區的技術與經濟狀況，可以看到西遼河流域的農業經濟一直屬於比較單一的農作物種植制度，到距今3700年左右，出現明顯的衰退。黃河上游地區的農業經濟自距今4000年左右開始，逐步轉為遊牧型經濟。長江流域的農作物種植一直是單一品種，而家畜飼養長期沒有很好地發展起來。這幾個地區的經濟形態沒有形成可持續發展的趨勢，特別是在距今4000年左右逐步呈現出來的衰退或轉形狀況，直接影響到這些地區文化的發展進程。
相比之下，中原地區的經濟形態一直保持著持續發展的態勢。特別自距今4500年左右開始，這個地區逐步出現種植多種農作物和飼養多種家畜的方式，這些為中原地區的經濟發展奠定了比較堅實的基礎。在中原地區多個遺址中發現用合範技術製作的銅器、精美的陶禮器、製作規整的石器和玉器，可見其手工業生產也出現了劃時代的進步。到距今3700年左右的河南二里頭遺址，整個經濟狀況在延續以前傳統優勢的基礎上又有了明顯的提高。中原地區在農業和手工業方面一直處於強勢的地位，這在中華文明的起源及發展過程中絕對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