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11月10日訊】父親於光遠以98歲高齡安寧地去了。我從美國帶著大女兒趕回北京見了爸爸最後一面。告別式上，爸爸身上覆蓋著巨大的鐮刀斧頭黨旗，沿牆左邊擺放的是家人親友的花圈，右邊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送的花圈。
我和父親告別，也和我這個「共產黨高幹子女」的身份作最後的告別。在美國居住了三十三年，什麼事都是自力更生，平等待人平等被人待。這個身份早就只用在自我調侃的時候了。父親這一走，如今我便名實相符地和共產黨沒一毛的關係了。
除了這個空洞的有名無實的身份，我還有研究學者、教育者的身份，還有三個孩子的母親的身份。只是學術工作已經放慢了，孩子們也都長大了。所以這些身份也習而不察，就如在家穿著的舊T-衫。
我還剩下一個自我懂事以來就令我不舒服的身份，一個夢魘般讓我從小就學會躲藏掩蓋的身份。年幼時這身份使我深感恥辱；青少年叛逆時期，恥辱感被憤怒代替了，但依然絕少提起。年紀大了明白的事情多了，這個身份再也不能傷害我，也就習慣性地淡忘了。這不是一個三言兩語說得清的故事，很多好友同學依然不知道我這個身份。但是這個身份的份量，反而因時間的推移，變得更加沈重。這麼多年來，眼看著中國社會變遷，但是我這個身份所映照的大時代大事件，好像已經被洗得了無痕跡，再也不會真相大白了。
父親走了，我不再具有‘共產黨高幹子女’的身份，讓我告訴這個世界我的另一個身份：「右派子女」的身份。我的母親孫歷生，14歲加入了地下黨，23歲在中央黨校學習時被定為右派，34歲慘死於文化大革命，死因不明。在王蒙的「傷痕文學」的名著《蝴蝶》裡，她是書中女主人翁海雲的原型。學者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裡，也細寫了孫歷生和她女三中同事們的血淋淋的遭遇。她是一個典型的庶民右派，殘害她的人，沒有一個人懺悔道歉過。不要對我說往前看，我不相信掩蓋過去會有益於現在有益於未來。艾利．維索（Elie Wiesel）的名句：「For the dead and the living, we must bear witness.」 即使我不能做什麼事，我也決不放棄我這個身份，而且要把這個身份的來源留傳下去，為歷史作證。
10/15/2013
【附錄】仲維光關于于光遠的女兒文章的評論
於光遠女兒的幾筆文字，看來她對人生很有痛感。這也讓我更加感到，當代中國人的靈魂，尤其是知識人好像真的被共產黨揉成了碎片。我指的不是別人，而是我們自己！我把這兩個附件轉發給了一些朋友，也加了幾筆評注，如下也轉給兄：
記得有人曾經問過我，是否中國共產黨比東歐國家的共產黨好點。我的感覺恰好相反，由於五四的徹底反傳統，中國共產黨比別國的共產黨更壞，更殘酷。中國被迫害致死的人涉及面之廣，範圍之大，幾乎只有柬埔寨可以比較。即以於光遠為例，他極為典型。這個人一輩子幹的都是一些亂七八糟的政治的意識形態。既無學問，又無操守。人性和文化精神都是癌變了的。可幾乎很少人看到這點，還在歌頌他的開明。共產黨如果只是工農幹部中國還不至於如此，中國四九年後社會，文化的毀滅都是在於光遠、蔣南翔等的群體的努力下進行的。我們都是來自清華園，八年清華園的生活讓我深深地體會到，歷史都是偶然的，如果沒有蔣南翔中國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不會壞到今天的地步。我每每想到在清華園的生活，都感到痛徹骨髓，它毀了，扭曲了我一生。我會在準備寫得「痛悼張三慧老師」中涉及對六十年代的清華園的教改，氣氛，那一代老師的看法。
於光遠的問題讓我們再次追問，傳統是一種價值，現代人權自由也是一種價值，共產黨的價值是什麼呢？為此我們更進一步要問，為什麼在這個基礎上的人那麼殘酷，沒人性？
西人說條條大路通羅馬，真的是任何一件小事都通向根本性的問題。於光遠之死再次讓我們想到了關於人性和知識最根本的問題。我的一生，我作為人生活一場的經歷和追求也為此讓我只要有息就會追問下去！
維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