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12月21日訊】2013年的中國以一個「夢」開頭。年初，領導人提出「中國夢」的概念，地方成立了「中國夢辦公室」，中宣部說：「要讓‘中國夢’進教材、進課堂、進入學生的大腦。」
這讓人想到阿爾巴尼亞作家卡達萊的小說《夢幻宮殿》，他虛構的國家中，有一個叫做「夢境管理處」的部門，用以蒐集、解析、審查人民的夢，以防有對國家不利的潛意識出現。
人們被規定做夢，卻不知道該夢些什麼，四顧心茫然。直到5月份，各大網站上出現一篇《專家解讀中國夢區別於美國夢的七大特徵》的文章，指出：「美國夢是個人的富裕，中國夢是國家的富強。」
人們才恍惚明白過來：我有一個夢，不過它和我沒什麼關係。
在夢的籠罩下，這一年過得「像霧像雨又像風」。世界變得破碎了，人們的經驗不再連貫，人們的記憶變得模糊。
2013年並非是不熱鬧的，發生過四川雅安地震、H7N9疫情、石油管道爆炸、濟南中院的世紀審判，然而人們對它們遺忘的速度前所未有地快，討論的熱情前所未有地低。公共議題的討論，隨著微博等公共話語空間的萎縮，迅速地黯淡下來。
2013年是矛盾的。胡蘿蔔和大棒齊飛，威嚇與讓步共存。人們分不清是該失望，還是該再度燃起希望。各種政策與趨勢似乎是朝著好的方向，然而生存的焦慮又確鑿地存在著。一頭霧水中，沉默的人成為了大多數，另一部分的人，學會了隱蔽的雙重表達：
喜（rén）大（jiān）普（bù）奔（chāi），
城市生活的失敗
2013年11月22日，青島黃島的中石化地下輸油管道發生爆燃，一共造成了62人遇難。
在隨後發布的新聞照片裡，爆炸後驚魂未定的老百姓神情焦急詢問著每一個外來者：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泄露？為什麼爆炸？是否還會有爆炸的危險？
——在看似穩固而沉默的水泥地下，到底有多少錯綜複雜的線路？它們隱藏著怎樣的危險？青島居民在石油管線爆炸事件中表現出的恐慌，只是人們無知的一個縮影。這是一個不能細想的問題：我們對於自己已經生活了幾十年的城市，到底知道多少？
我們的父輩，當年如摩西出埃及，厭倦農村生活的簡單而單調，跋涉至城市，換來的是城市生活潰敗與風險。
焦慮最大的來源是未知。霧霾今年由華北蔓延至半個中國的國土，波及25個省份，100多個城市。
對於確切的污染源是什麼，專家沒有統一的認識；霧霾會對人體造成怎樣的危害，暫時沒有權威的報告解釋；如何能夠抗霾，人們當下能抓住的唯一救命稻草，來自賣空氣淨化器的廠家。
在無可奈何的陰翳之中，人們只能從冷嘲的幽默感，以及患難以共的共同體中找到些許的安慰。
治理霾本身也是一團霧霾，它涉及利益集團、地方、企業、公眾情緒等諸多因素。雖然如此複雜，但政府治理霧霾的動力依然很大，除了平息公憤以外，另外一個治理動力在於：霧霾甚至導致了國家管理危機。
11月，香港《南華早報》發新聞稱：北京斥巨資建起全國性監控網路，使警方得以監控主要城市的每一條大街。但隨著霧霾天氣出現得愈發頻繁，監控頭甚至無法穿透漂浮物。這引起了很大的治安危機：老大哥看不清你啊！
在真正的改變來臨之前，人們寄希望於每一次大風，心中存在僥倖：「霾很快就會過去。」愚蠢的事情並不會因為其愚蠢而消失，不合情理的事情，也不會因為它的不合情理而絕跡。或許我們應該珍惜「霧霾」仍然是關鍵詞的日子，當它正式跨入生活的門檻，成為我們的一部分時，或許那才是真正應該感到恐懼的時刻。
不要小看遺忘的力量——年初，黃浦江上漂浮900多頭死豬，人們在淡忘這個新聞之前，依然不知道到底是誰把豬們逼上了絕路。
環境問題在2013年集中了所有的公眾不滿，但是暫時沒有一種變為公民運動的契機。成都作家西閃因為環境問題批評成都市政，導致多次被警方問詢，最後只能從家鄉移居。成都從一座「來了就不想走」的城市，變為了「你批評了就得走」的城市。
——或許是因為這樣，讓市民們覺得閉嘴、戴上口罩才是最好的選擇。
惡棍列傳
2013年，公眾憤怒被分解，成為了個人恐怖主義元年。
這是城市底層的絕望與瘋狂爆發的一年：從「廈門BRT公交爆炸案」的嫌疑人陳水總；到縱火燒了黑龍江敬老院、致死11名老人的王貴；再到成都公交殺5人的李年勇。
他們的共同特徵是沒有生活來源，有嚴重的心理和性格障礙，孤獨、貧困，一身病、一身債。選擇成為個人恐怖主義者，是因為他們的絕望，不是通過「冤有頭、債有主」的報復就能夠平復的，而是要摧毀整個由仇恨和屈辱構建的環境。
生無可戀，是因為無以為生。貧民謀生之路，除了打工，就是擺攤。在中國，擺攤這條路被城管這樣一個模糊的執法機關堵住，今年，城管和小販之間的暴力升級，湖南臨武城管打死瓜農，廣州城管執法被砍7刀 ，瀋陽殺城管的夏俊峰在今年被判處死刑。
在殺與被殺的循環當中，仇恨是唯一的增量。而城管與小販，只是城市生活中緊張與對立關係的極端體驗。除此之外，外地人與本地人、「殺馬特」和「洗剪吹」與城市白領和精英、無權者與有權者，都是對立的存在，是彼此的惡棍——前者企圖融入城市生活，後者拒絕他們的融入。
這是一場看不見的、緩慢進行的戰爭。
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雖然生活在同一個城市環境中，看到的卻是截然不同的世界。如同在北京井底生活了10年的王秀青，人們看不見他的悲慘，就僥倖地以為那並不存在。
中產與底層保持著謹慎的距離。嚮往穩定生活的中產，敏銳地從底層無法掙脫的困境中間嗅到了不安定的暴力氣息。
中產階級的日子也並不好過。
社會階層中，金字塔尖的人有30多套房，20多個身份證，10多本護照，因為有眾多的選擇而無所擔憂。金子塔底的人，被微薄的收入困於生活的牢獄之中，無從選擇。而金字塔中最龐大的一部分——中產階級，則處於最尷尬的位置：選擇還是被選擇，這是一個問題。
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教授Tyler Cowen稱，經濟衰退時，60%的失業者屬於中產階級。那麼，在經濟結束衰退開始復甦的時候，新增就業中有73%屬於低收入工作。
中產階級發現自己面臨一個可悲的事實：無論是穩定和混亂，自己都無法從中獲益：穩定的社會現狀，他們面對的是經濟衰退、金融危機、通貨膨脹的壓力；社會變革，他們擔心「打倒土豪分田地」的幽靈重現。無論哪種情況，他們都無法保全自己積攢的財富。
於是，一時間，移民取代了房價，成為了飯桌上的第一大話題。越來越多的人，選擇與故土一拍兩散。或者說，他們在某種程度上重歸故里，來到一個更接近理想中精神故鄉的地方。
一走了之、一拍兩散，並不像表達上那麼容易。人並不是那麼容易地在一片嶄新的土地上重活一遍，而更加有可能的是在社會當中喪失位置的失落。你消失在人群當中，不再重要，孤獨而疏離。
大多數人在自己不符合移民條件的情況下，選擇讓自己的子女出生在國外，鋌而走險，自己如側畔千帆過的沉舟。
精英離去，其勢滔滔。若移民潮繼續下去，那留下堅守的，就只有既得利益者與無從選擇的社會底層，社會的不公並不會消失而會愈加鞏固，越發讓人喪失信心，焦慮與失敗感越發深重，如同一塊早已不適宜耕耘的貧瘠土地，種了一茬又一茬的莊稼，總有什麼也種不出來的一天。
年底，各大門戶網站猛推網文《沒有了祖國，你將什麼也不是》。然而，更多人的心態類似於昆德拉語：「我們的腳正在走向我們自己選定的終點，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我的祖國。」
反轉劇
2013年，許多調動大眾情緒的案件，進入了「最終季」，那些主角：薄熙來、王書金、丁書苗、李天一、夏俊峰，也都迎來了各自角色的大結局。
在「the end「的字幕出現之後，有時仍然會有出乎意料的反轉。
因為女兒被逼賣淫憤而上訪，被送去經勞教的悲情母親唐慧，起訴湖南永州勞教委，她獲得勝訴之後，《南方週末》發文，斥責唐慧的謊言與偏執，妨礙了司法公正。
同樣遭到質疑的，還有另外一個悲情的女性：夏俊峰的遺孀張晶。質疑有兩部分，一部分是認定夏俊峰兒子的畫是抄襲或者代筆——這些畫曾經作為兒子懷念父親的載體，提供了對夏俊峰溫情與同情的慰藉。另一部分，是遺孀張晶轉發的一條微博，照片上被標為「夏俊峰」的人實際上是擊殺城管的退伍兵小販崔英傑。
隨著質疑聲浪提高，輿論也發生了偏向。人們懷疑遺孀張晶在欺騙輿論，一夜之間，人們覺得自己受到了利用，而迅速收回了自己的同情。
人總在尋找一個完美的受害者來寄託所有的同情：冤屈、誠實、高貴。而真實的情況可能是：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受害人眼裡只有一個抗爭的對象，他們同意忽略的事實是：觀眾同樣在審判著他們的人性。受害人一旦被挑出道德瑕疵，那麼他們就不再有伸冤和控訴的權力，而必須首先澄清和證明自己。
公眾一旦覺得受到利用和欺騙，便迅速倒戈。
2013年最後的反轉劇，是10月《新快報》以頭版大字「請放人」「再請放人」為其被抓的記者陳永洲請願，獲得了海內外的一致支援和同情。3天之後，劇情一轉，陳永洲承認收50萬元的賄賂。
這件事背後的真相到底如何，如今已經無法得知。人們忽略了辦案過程中的程序正義這些「小節」，而沉浸在「原來他才是壞人」的恍然大悟中。
記者曾經是掌握著提問這個神聖權利的人，如今，他們喪失了提問的道德正義，變得灰頭土臉。
從唐慧到陳永洲，2013年對於輿論場中的「弱者群體」與「受害者」，或許是一個重要的分野。從此之後，他們在呼召公眾同情之前，首先面對的是嚴格的道德檢查和質疑。
2013年，對於公知與媒體人來說，也或許是一個重要的分野：從此之後，煽情、問責、發表異見，都變成一件要承擔多重壓力，且吃力不討好的差事。
過於喧囂的沉默
2013年，是公共議題的討論熱情迅速黯淡的一年。
關於公共議題的討論，定格在5月份，微博關於「憲政」問題的討論上。自此之後，大眾娛樂、緋聞、商業營銷佔據了重要的版面。
當然，這並不是什麼壞事，公共空間或許和私人生活存在著某種此起彼伏的關係：當人們不再依賴虛擬空間時，朋友與家人的重要性或許得到凸顯；當人們不再談論生活的時候，他們在真正的生活。
當人們逐漸回歸電視、家庭、正能量的時候，異見人士們正在經歷一個最漫長的寒冬。
組建「公盟」的許志永博士7月因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被拘禁，並被正式起訴。商人王功權以同樣的罪名被逮捕。
被以強硬姿態對付的，不僅有這些以理性、耐心、建設著稱的「溫和派」，還有以言論為生的「大V」們。八月，千萬粉絲的@薛蠻子 因嫖娼被抓。大V的厄運由此開始，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他們被抓的被抓、被封的被封、生病的生病，失業的失業。剩下僅存的大V們，皆如驚弓之鳥，噤若寒蟬。
1970年中期，哈維爾發現自己處於一個「後門世界」中：他發現自己以及一系列有名氣的作家和藝術家（也可以被叫做大V），從來不曾被捕，而另一些不那麼有名的人卻受到當局迫害，他公開發言，拒絕這種特權，並於1977年因《七七憲章》被捕，成為喚醒公民意識的轉折點。
如今的大V被抓，自然不能與30年前的捷克斯洛伐克相提並論。然而，天真的知識份子期盼著，它或許可以類比「美麗島事件」：把自己投擲，換取平靜水面上濺起的水花以漣漪。
令人失望的是，這些事件並未引起如想像中大的震撼，反而加速了公共議題的邊緣化。不僅沒有刺激公民社會的孵化，反而加速了它的瓦解。
大V的退場，並不使普通人成為英雄，「謠言轉發500次被拘」發令的發布，把所有普通網友都放置在和大V一樣的恐懼之中。
被動的緘默，成為主動的緘默。
伊朗女作家阿扎爾·納菲西在其自傳《我所緘默的事》中，把緘默分為不同的形式：「專制國家強迫百姓所保持的緘默，不但竊取他們的記憶，改寫他們的歷史，還把國家認可的身份硬塞給他們。或見證者的緘默，他們選擇忽視或保持不說出真相。或被害人的緘默，他們的默契，有時反而使他們成為發生在自己身上罪行的共犯。」
回憶起過去一年，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名少年。甘肅張家川的初三學生楊某，因為發微博經質疑該縣一名男子非正常死亡案件有內情，被公安拘留，成為「轉500次」被抓的第一人。幸運的是，他在被關押後不久獲釋。
我們無須在這個少年身上加諸太多溢美之詞。對美德的過分讚美，反而會成為對罪行的間接歌頌。對他人勇氣的誇獎，其實是為自身怯懦找了託辭。
楊某獲釋當天，他的父親說：「你沒做錯事，幹嘛表現地像犯了罪，把頭抬起來！」把頭抬起來，尊嚴的恢復，或許是對抗恐懼的一個解藥。
一錘定音
11月7日的《華爾街日報》發表一篇文章，題目為《為何說中國可能在本週末永遠改變》。文章把將要到來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看做幾十年來中國可能出現的最大事件。
根據文章的分析，改革並非沒有動力。官民雙方有著共同的不滿：對貪污腐敗和道德淪喪的不滿是共同的；對環境污染的不滿更是共同的，還有，無論官民，都缺乏安全感。
官員的沒有安全感，在某種程度上似乎比百姓更甚。濟南中院對於薄熙來的審判直播，是一年下來全國收看率最高的劇集：桃色、謀殺、腐敗，甚至連裡面「一塊昂貴的、可以生吃的肉」都成為了人們好奇的詞。
根據最高檢察院公布的報告，從1到8月，129名官員被立案偵查，平均2天，一個廳局級以上的官員落馬。
9月，河北省省委班子連開幾天大會相互揭發和自我檢討，開得熱火朝天，開得涕泗交流。
對貪腐的懲治既是對百姓的安撫，又是政治需要。而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公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則是一次協商與讓步。
「廢除勞教」「單獨二胎」「自貿區」這些決策，讓許多「改革派」的知識份子把這次大會的重要性、改革力度之大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作比較。
本次改革，和十一屆三中全會，都有順應歷史潮流的舉措。但目的不同，上次改革啟動了經濟上的騰飛，這次改革，考慮的則是如何平滑地著陸。上次改革解放了知識份子的思想，而這次改革之後，很多知識份子都被銷號了。
在社會發展的火車上，老百姓關心的是往左拐還是往右拐，知識份子關心的是打左燈還是打右燈。而開車的人清楚：他不能同時滿足兩類人的要求。
「中國夢」照進現實並非在路邊立幾個招牌畫那麼簡單。改革空間是狹小的：既要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來鞏固的統治基礎，同時又要控制通脹、戳破泡沫，來贏取穩定的社會秩序。既要打擊利益集團，又不能放鬆對社會的管理。
矛盾與撕裂顯而易見。
傅高義在今年出版的《鄧小平時代》中提出了一個問題，「很多中國領導人顯然認為，鄧小平把經濟的快速增長與老百姓擁護的增強聯繫在一起是正確的，但他們也擔心一個終極的「假如」：假如在增長步伐放緩之前，他們無法在解決個人自由、更獨立的媒體和司法、懲治腐敗這些問題上取得進展，那將會發生什麼？」
在2013年底，與其等待著如何改革，或許回答傅高義的問題更為迫切：然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