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向右。在他們身後，北朝鮮民眾繼續向中世紀的地獄深處跌落，而臺灣民眾則跳出苦海，來到了現代世界的天堂。
【看中國2013年12月23日訊】當美國《時代》週刊推出2011年世界10大新聞時，2011並沒有結束，在剩下的日子裡，金正日的「突然」死亡讓那「10大新聞」頓時黯然失色。作為21世紀最後一個斯大林式的暴君和獨裁者，金正日的暴亡比卡扎菲的慘死更具象征意義。金正日幾乎將北朝鮮打造成為一個碩果僅存的石器時代君主國；即使推得更近一些，這也是一個生活在冷戰時代的化石國家。假如沒有中國當局的惺惺相惜，北朝鮮更像一個月球上的國家，幾乎與人類文明沒有什麼關係，雖然他們最大的夢想就是「解放全人類」。當又一個20幾歲的小金正日成為世界聚焦的年度新聞人物時，來自這個夜郎國的新聞以其無所匹敵的娛樂性，比充滿中國式暴力與情色的《金陵十三釵》更像一部世界級的「賀歲片」。
文藝復興時代的法國人文主義者拉波哀西在《自願奴役論》中曾經責問：「我只想弄清楚，怎麼可能有這麼多的人，這麼多的鄉村，這麼多城市，這麼多民族常常容忍暴君騎在自己頭上。如果他們不給這個暴君權力，他原不會有任何權力。」遺憾的是，500年後的人們仍然無法面對拉波哀西的質問，暴政與暴君仍然是對東方民族的最大詛咒。無論從哪方面來說，金正日都與蔣經國有著相似的一面，但又涇渭分明迥然不同。對一個人來說，人生最關鍵的往往只有幾步，行百裡者半九十，最後幾步常常使一個人的一生從此定格。對一個政治人物而言，他的收官時刻往往也最顯出他的本性，華盛頓以解甲歸田收官，希特勒以屠殺猶太人收官，毛萬歲以文革浩劫收官……從某種意義上，2011年12月17日，金正日的死去象徵著人類仍然沒有走出野蠻君主專制的中世紀；24年前，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的辭世則象徵著專制歷史的終結。丘吉爾說過，「資本主義公民的問題是幸福的不均，社會主義人民的問題則是痛苦的平均化。」在去往天堂的十字路口，金正日向左，蔣經國向右。在他們身後，北朝鮮民眾繼續向中世紀的地獄深處跌落，而臺灣民眾則跳出苦海，來到了現代世界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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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74年葡萄牙走上民主化的道路開始，到1989年柏林牆倒塌，10多年間，大約30個國家由非民主政治體制過渡到民主政治體制，相繼走上了民主道路。民主制度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急速成長，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壯觀也是最重要的政治變遷。在這次世界民主浪潮中，日裔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發表了「歷史終結論」，指出「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為方向的人類普遍史」。從這個意義上，蔣經國無疑是一個偉大的「歷史終結者」，他結束了專制的歷史，開創了一個民主的現代。
當毛太子死在朝鮮山洞中時，10歲的金正日在「大後方」的中國上學。當時正值「抗美援朝」，作為「太子」的金正日受盡中國官方的尊崇和優待。無論在紅色的中國還是紅色的朝鮮，金太子都是高人一等的太子。蔣經國16歲隻身奔赴蘇聯「留學」，實際上他不過是蔣介石送給斯大林的「人質」。蔣經國在蘇聯的12年，做過苦力和乞丐，在大清洗的苟且中受盡磨難和迫害；為了活命，他不得不加入了共黨，甚至詆毀蔣介石，與其斷絕父子關係。直到西安事變後，27歲的蔣經國才得以回國，這段對專制恐怖的親身磨難成為蔣經國重要的思想源泉。
「我們民族是降生金日成將軍的世界第一民族」，1994年7月8日，北朝鮮的「毛萬歲」金日成歸天。3年後，金正日子承父業，正式出任朝鮮勞動黨總書記，「一個將來要拯救全人類的領袖——金正日誕生了！」金正日不僅認為朝鮮是世界第一大國，更為「朝鮮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而感到自豪。朝鮮人相信，金日成能用步槍打下美國飛機，而金正日則用石子就能打下美國間諜衛星。這個沒有參加過任何戰爭的小矮人「元帥」擁有36枚勛章，僅次於朱可夫元帥的61枚，而超過麥克阿瑟上將的34枚，與後二者不同的是，金胖子這些勛章都是自己授予。值得一提的是，朝鮮的23個「法定節假日」中，其中18個都是金氏家族的生日或忌日。
1975年，影響中國半個世紀的強人蔣介石溘然離世，3年之後，蔣經國當選總統。與金正日不同，蔣經國並不是蔣介石的繼續。他當選總統後立即照會新聞界，第一不稱「領袖」，第二不叫「萬歲」。蔣經國說，現在是民主時代，他只是普通黨員、普通公民；他還說，中國人幾千年來都受到做官的傲慢對待，解決方法就是一切公開化。他決定政府預算一律公開。這是國民黨的第一次，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面對國家與民眾，蔣經國始終保持了很低的服務者姿態，他曾說：「我知道自己是獨裁者，但我會以專制手段來結束專制制度。」從這一點來說，蔣經國已經擺脫了韋伯所說的「卡里斯馬型政治統治」，而金正日則恰恰相反。
從金日成時代開始，朝鮮就已經徹底消滅了思想犯；到了金正日時代，只剩下殘疾人和精神病人還沒有徹底消滅乾淨。早在2000多年前，商鞅在創立君主專制時就提出「內行刀鋸，外用甲兵」的軍國主義思想。金正日將共產主義改為主體思想，再進一步改為赤裸裸的暴力主義——先軍思想，以對外徹底隔離和對內以槍桿子「維穩」，來保證政權的家族壟斷。在中國政府的鼎力支持下，金正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金正日否認自己是獨裁者，在朝鮮官方稱呼中，金正日是「朝鮮人民敬愛的領袖，21世紀的太陽」。除此之外，金正日的封號還有地球守護神、偉大的人類元老、全人類的父親、仁德撼天下的絕世偉人、將軍中的將軍、完美無缺的軍事家、世界政治之父、專家也嘆服的電腦天才、文學藝術及建築大師、人類音樂的天才、世界大文豪、哲學巨擘、思想理論的英才、領導藝術大師等等。這個「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最經典的名言是：
「領袖是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一切幸福的象徵。談論沒有領袖的革命勝利，就像奢望沒有太陽的花一樣。革命在領袖的領導下前進，在領袖的懷抱裡人民才能過真正的生活。只要領袖偉大，小小的國家也會成為偉大時代思想的祖國、思想的強國和政治大國，四射光芒。一個民族的偉大性取決於其國家領袖的偉大，人民的未來取決於其領袖的英明。如果沒有英明的領袖領導，群眾就等於沒有大腦的肉體。如果沒有卓越的領袖，人民就等於沒有父母的孤兒。」
1985年，蔣經國在接受美國《時代》雜誌專訪時說：「中華民國國家元首依憲法選舉產生，從未考慮由蔣家人士繼任。」一年之後，蔣經國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組」，研究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並表示將要解除實行38年的解嚴令，開放黨禁報禁。此言一出，令臺灣民眾如羈鳥出籠，選票體制下的民主運動風起雲湧。這種「反革命」行為刺激了許多權貴階層，蔣經國忠告這些既得利益者：「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候不去用它。」黨內大佬瀋昌煥警告蔣經國：「你這樣做，國民黨將來可能失去政權的！」蔣經國平靜地回答：「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
1986年10月10日，蔣經國在國慶大會上發表講話，表示要對歷史、對10億同胞、對全體華人有個交待。隨後指示立法院對「人民團體組織法」、「選舉罷免法」、「國家安全法」進行修訂，盡快完成立法程序，開啟臺灣民主憲政之門。次年7月15日，臺澎金馬地區長達38年的「戒嚴」宣布解除，人民可以自由組黨、自由辦報辦刊，臺灣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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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世界首富和全球著名的頂級奢侈品收藏家，金正日不僅擁有一個藏有1萬多瓶名貴葡萄酒的世界無敵的巨大酒窖，還酷愛收藏金髮碧眼的西方美女，至於豪華跑車、名牌手錶和頂級影音設備更是數不勝數。據說金正日僅僅用在軒尼詩干邑上的開銷每年就超過65萬美元，這幾乎接近每年用於保養金日成屍體的80萬美元的費用。2009年，在國際壓力下，金正日被迫將其瑞士銀行存款轉移，僅單筆存款即達40億美金。與錦衣玉食中長大的金正日不同，經歷坎坷的蔣經國生活之簡樸更勝於其父，而他的清廉更是有口皆碑。蔣經國外出視察，餓了就到小飯館買個盒飯吃；在擔任「行政院長」期間，蔣經國改革鋪張陋習，倡導五菜一湯的「梅花餐」，使吃喝風大為收斂。雖然都是好萊塢電影發燒友，蔣經國也沒有金正日那樣的私人影院，他帶著家人看電影，跟一般市民一樣要排隊買票；蔣經國一生從未置產，以至於沒有積蓄。
作為一個典型的馬基雅維利式的政治流氓和權術高手，金正日善於營造統治不可或缺的神秘感，因而深居禁宮，極少拋頭露面，這是造神運動最重要的一部分。在嚴重的安全焦慮下，他甚至常年住在地下幾百米深處。與金正日截然相反，蔣經國堪稱勤政的模範。據李敖在《論定蔣經國》中統計，從1978年到1981年的4年裡，蔣經國共下鄉197次，「與民同樂」155天；甚至為一條公路竟進山21次。1980年發生永安礦難，蔣經國挨家挨戶親自前去「送溫暖」。
據說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一般朝鮮人的生活水平甚至高於中國與韓國。「金日成和後來的其長子金正日，在六十多年的時間裏，閉關鎖國，修內功，強筋骨，讓世界看到了一個與眾不同的國度，僅其閱兵步伐之奇特整齊，讓世界上每一個國家望塵莫及」（馬未都）。作為一個權力世襲者，金正日與金日成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前者創造權力，後者保持權力，或者說權力的「維穩」成為金正日的核心目標。在世界範圍內，將飢餓作為政治手段不僅是斯大林的發明，也是金正日的「主體思想」。從進入金正日時代開始，朝鮮民眾徹底淪為案上之俎和涸轍之鮒，被強制定量供應的朝鮮人口糧只有每天100克，這根本無法維持生命。北朝鮮中央電視臺宣稱，根據科學研究結果，少吃飯有利於長壽，可杜絕資本主義的肥胖病，而且野菜更是營養豐富，多吃有利於健康。金氏朝鮮完全是建立在纍纍白骨之上，50年來黨內9次大清洗約造成10萬黨員喪生，150萬人死於集中營；130萬人死於內戰；餓死人數在50萬至200萬之間。此外中國「志願軍」戰死在朝鮮約40萬人，另傷殘45萬人。50年時間共造成300萬人以上的「非正常死亡」。
作為專制蔣介石政權的繼承者，蔣經國的一生幾乎都生存於其父蔣介石的陰影下。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陶涵撰寫的蔣經國傳記，乾脆取名《委員長的兒子》，可見其對中國家族政治體悟之深。有人曾說蔣介石是「獨裁無膽，民主無量」，蔣經國也是「獨裁無膽」，但有別於其父的是他「民主有量」。房龍說：寬容是個奢侈品，只有智力非常發達的人才能擁有它。毫無疑問，蔣經國就擁有這樣一件奢侈品，就是「寬容」。從獨裁到寬容，智者蔣經國實現了一個華麗的轉身。「蔣氏父子念茲在茲的‘反攻大陸’，終因主客觀條件所限而告徹底失敗，但是他們對發展臺灣經濟還是很有遠見的。1960年代蔣經國提出「建設臺灣」的口號，10年之後終見成效」（高華）。從1951-1988年30多年間，臺灣人均收入增加了55倍，蔣經國留下一個人均收入7518美元的富庶臺灣，更為難得的是從未出現貧富分化。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在中國這塊長期由專制帝國制度統治的古老土地上，蔣經國堪稱建立起民主憲政制度的第一人。在一次國民黨內高層會議上，蔣經國曾經講過這樣一段話：「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因應這些變遷，執政黨必須以新的觀念、新的做法，在民主憲政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與時代潮流相結合，才能和民眾永遠在一起。」中國人常說蓋棺定論，蔣經國與金正日之間最大的差別在於，金正日繼續以獨裁者終老，而蔣經國本來極可能步其父之後塵，他卻在晚年親手埋葬了專屬一家一姓的蔣氏王朝，還政權於公民，還權力（權利）於民眾，還政治於正義。這對素有暴力惡習和厚黑傳統的東方宮廷政治來說，無疑是例外中的例外。
著名學者何兆武曾說：「真理不在於它是不是符合國情。假如它不適合中國國情的話，那麼要加以改變的是國情，而不是要改變真理。國情要適合真理，而不是真理要適合國情。這是我對中西文化的一點認識。」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蔣經國認識到在歷史大勢面前自己是多麼微不足道，並加快了還政於民的改革步伐，臺灣的未來可以沒有他蔣經國，但不能沒有民主。但在「人類的太陽」金正日看來，世界可以沒有朝鮮民眾，甚至可以沒有朝鮮，但不能沒有他金正日，這個世界都是為了他而存在，沒有金正日，地球將停止轉動，「我肩負著黨和國家的大小諸事，如果我休息一會兒祖國前進的步伐就會放慢一步，一想到這個事實想休息也休息不了。」
可以說，美利堅因為有了華盛頓，才順利走上了民主憲政之路，在短短200年間成為世界上頭號強國。臺灣也正因為有了蔣經國，才跳出黑暗專制帝國的歷史窠臼，順利回到了民主自由的世界主流，使「中國人不適合西方民主」的謊言成為最無恥最弱智的笑柄。朝鮮因為有了金正日，才成為地球的孤兒，甚至是人類世界的反義詞。
人是環境的產物，美國心理學家華生有句名言：「如果給我一打健康的嬰兒，我保證能夠按照我的意願把他們培養成任何一類人，或者醫生、律師、藝術家、大商人，甚至訓練成乞丐和強盜。」「碼頭工人哲學家」霍弗在《狂熱分子》一書中曾說：對一群「失意者」來說，最能煽動他們行動激情的就是宣傳一個近在咫尺的希望。金正日成功地將兩千萬朝鮮人塑造成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美國作家芭芭拉·德米克在《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真實生活》一書中說，北朝鮮大飢荒中百萬人餓死，百萬人營養不良，可有些人依然相信，雖然他們很餓，可是中國人、韓國人比他們更餓；另外一些人則相信，他們之所以挨餓，是因為他們要把糧食省下來，等到朝鮮統一之時，好幫助那些比他們更餓的韓國人；而所有的人都跟孔慶東一樣堅信：北朝鮮是世界上最好的國度，北朝鮮國民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北朝鮮人還認為，中國僅次於他們，是世界上第二幸福，美國則倒數第一，全世界就數它最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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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金日成冒天下之大不韙，悍然發兵攻入韓國，從而引發遠東戰爭，將中國拉下水；在朝鮮和臺灣之間，一個暴力獨裁者的毛氏中國令人驚訝地選擇了前者。中國與朝鮮一道成為世界的敵人。進入金正日時代以後，朝鮮從「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升級為「邪惡軸心」，朝鮮完全成為金正日一個人的朝鮮，而與世界無關。1994年7月8日，金日成歸天，平壤民眾終於吃上了一頓豆腐。2011年12月17日，金正日歸天，平壤民眾前所未有的吃上了海鮮。從這一點來說，不能不承認朝鮮的進步。可以想像未來到金正恩時，平壤民眾將吃得更好。金正恩去年在太子任上曾許願說，三年內要讓朝鮮臣民喝上肉湯——而且不是人肉湯。
1975年，留下「科學、民主、倫理」的6字遺言後，蔣介石「崩逝」，「風雨飄搖」的臺灣不久即被狼狽趕出聯合國。面對內外交困，蔣經國力排眾議，強力發動臺灣社會變革，直接推動了臺灣的經濟騰飛民主轉型。當蔣經國的蘇聯同學鄧小平還在「摸著石頭」時，蔣經國已經深刻地洞見，民主之橋才是通往人類文明的康莊大道。「是民主，使臺灣變了，生活中不必時時恐懼，不必效忠任何黨，不必討好任何人，也可以堂堂正正地過日子」（龍應臺）。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金正日正成為這個世界最後一位「老大哥」。奧威爾在《1984》中寫道：「老大哥無所不能，永遠正確。所有的成績、勝利，每一項科學發現，全部的知識、智慧、幸福、美德，都直接來自於老大哥的領導和啟發。」與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島不同，「老大哥」作為後極權主義的形象，其統治主要依靠宣傳和洗腦，從外部到內心，從身體到思想，從情感到本能，每個人最終都被徹底征服——僅有服從是不夠的，重要的是愛上「老大哥」，接受其統治已經成為一種本能。在現代宣傳洗腦機器下，人類不僅被權力鎮壓了身體，也被權力鎮壓了思想。
「沒有糖果可以活下去，沒有子彈就不能生存。」所謂「先軍政治」，就是暴力鎮壓式的維穩。把民眾享用的糖果換成鎮壓民眾的子彈，然後來保衛金式家族的糖果。美國2008年國防預算佔GDP2.8%，英國為2.3%，中國為1.7%，而朝鮮則達到驚人的23%。作為一個嚴厲的等級化和社團化極權山寨國，朝鮮勞動黨黨員佔總人口的14%，比率居全世界所有共產黨政權之冠。相比之下，蘇聯帝國最高不過10%；中共黨員約佔總人口的4%；衣索比亞僅佔0.1%。平壤可能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交通堵塞的城市。因為只有權貴階層與娼妓藝術家才有乘坐汽車的物質特權，同時受到嚴密監控；每一個朝鮮人都被強迫居住於指定地區，其電話通訊全部被嚴密監聽；任何音像皆被定期嚴格檢查；所有的電視，無線電收音機只能收聽朝鮮官方新聞信息；任何旅行必須獲得地方相關部門和工作單位批准。
「通往朝鮮的路是由無數沉默者鋪成」。索爾仁尼琴曾一針見血地揭示了暴力與謊言這兩個老大哥的制勝法寶，「暴力並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夠孤零零地生存：它必然與虛假交織在一起。在它們之間有著最親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結合。暴力在虛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難所，虛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金正日和卡扎菲同年生同年死，生前互稱對方為「盟友中的盟友」。卡扎菲被利比亞正義民眾處決之後，金正日立即展開了大規模的「萬能膠桎梏」工作，甚至連幹部們專車上的收音機也被無條件收走，並用中國的萬能膠將收音機和電視機頻道旋鈕全部固定。朝鮮境內除了能收聽「老大哥」的宣傳以外，無法接收到任何電波。老大哥是唯一的，老大哥時刻都在看著你……
孔子說：「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一個人是什麼德行，看他的朋友就會知道，一個國家也是如此。如果說臺灣是中國的首要「假想敵」，那麼朝鮮就是中國的首要「朋友」。金正日在舉世震驚（或者驚喜）中死去，掌握中國最高權力的社團大佬們為其披麻戴孝，無數中國的孔慶東們如喪考妣，這種震撼已經遠遠超越了金正日死亡本身。這讓人想起24年前的今天——民國77年（1988年）1月13日，一代強人蔣經國在落寞中病逝於臺北。在此之前2個月，蔣經國下令開放部分人士赴大陸探親，結束了近40年兩岸同胞不相往來的局面。與金日成時代相比，金正日時代進一步將朝鮮變成一個徹底封閉的監獄或者集中營，任何試圖擺脫其恐怖統治的人都成為危險的越獄者。過去只要「脫北者」過了鴨綠江，朝方軍隊就不再開槍。金正日為了強化管制，下令無論過江不過江，一律開槍。鴨綠江成為一條不可逾越的地獄之門。
作為蔣經國的遺產，「陰謀內亂罪」和「言論內亂罪」在臺灣被廢止；兩千萬臺灣人終於在正義的抗爭中，從被奴役和蹂躪的「老百姓」成長為擁有選舉權的現代公民。在後蔣經國時代，遍佈臺灣的蔣介石巨像被悉數拆除；在後金正日時代，無數新的太陽神巨像正在拔地而起。在一種典型化的對比中，2400萬現代公民的臺灣被布希譽為「亞洲和世界民主的燈塔」。2400萬原始奴隸的朝鮮被布希稱為「邪惡軸心」。雖然遭遇外交封堵，但臺灣人與美國人日本人一樣擁有100多個國家的免簽證優待。朝鮮護照免簽國家數量居世界倒數第一，僅僅中國為其網開一面。即使如此，每年因為「北逃」被軍人亂槍打死在鴨綠江中的朝鮮人不計其數。對無數朝鮮人來說，最大的願望就是去中國成為一個「賤民」，正如中國精英的願望是成為美利堅公民。唯一的不幸是，他們來到中國時總是變成一具具佈滿槍眼的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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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著3000多年歷史的朝鮮曾是一個文明極其古老的東方古國，相對而言，臺灣的文明發展歷程不過區區300多年。60多年前，朝鮮與臺灣同時擺脫日本軍事帝國的統治。60年時間，臺灣已經是世界最為富裕文明的地區，而朝鮮則淪為世界的乞丐國，靠敲詐與乞討過活。與臺灣相比，作為骨肉同族的民主韓國更加成為金氏朝鮮的反襯，60多年所形成的霄壤之別幾不可以道裡論，這種反差足以使人有時光隧道之感。中國人均收入是臺灣或者韓國人均收入的1/10左右，而朝鮮又是中國的1/10，如此算來，朝鮮人與韓國人的富裕程度相差百倍以上，當然金正日家族仍是世界首富。金正日常常宣稱，這個以「民主」和「共和」命名的金氏酋長國是「世界最民主平等的國家」，正如《動物農莊》中的名言：「所有的動物一律平等，只是有些動物更平等一些。」在世界民主排名中，臺灣與韓國都名列前茅，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一直雷打不動地叨陪末座。作為世界最大的毒品生產國，朝鮮飢荒幾乎發展到以粒為單位發放糧食的程度。無論鴨綠江裡飄來多少朝鮮人的屍體，「唇亡齒寒」的中國社團都義無反顧地對金氏暴力集團每年進行大量無償援助，有時候甚至連運送援助的火車都有去無回。據說朝鮮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毒品來源地，正如臺灣是中國外來投資的最大來源地。
法蘭西智者拉波哀西曾經斷言：「暴君沒有愛過，而且也不會愛任何人。友誼是神聖的名詞，是一種神聖的感情。只有正派人才能建立友誼，也只有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友誼才會發展。它不是靠恩惠，而是通過正直的生活才能維持下去。」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冤大頭」，中國當局每年給予金氏朝鮮的無償援助超過300億元，理論上平均每個朝鮮人能得到1300多元，但如果用來造原子彈和酒窖，那就無法「平均」了。1300元正好是中國的「最低收入」標準。核暴力的瘋狂崇拜下，朝鮮已經嚴重失去「造血」能力，只有來自中國源源不斷的「輸血」，它才能夠苟延殘喘。根據韓國《朝鮮日報》報導，早在兩年前，病入膏肓的金正日曾專程秘密來到中國，鄭重地將20多歲的三子金正恩引見給中國社團大佬。金正日當時語重心長地說：「讓我們的後代繼承朝中友誼這一優良傳統……」這一情景讓人想起傳說中的「白帝託孤」。自稱孔子73代孫的社團精英孔慶東對「老大哥」大唱讚歌：「金正日的文化工作能力有口皆碑。……最重要的是忠孝二字，這是朝鮮紅色江山保持顏色的根本秘訣。」
從《中華民國憲法》來看，蔣經國接班並非「私相授受」，而是通過競選合法上任的。蔣介石死後，由嚴家淦做了3年「總統」。作家李鐘琴先生指出，很多英明一世的政治家都突破「接班人困境」，「在現代威權體制下，蔣經國曾經動過‘世襲制’的念頭，無奈其長子是個浪蕩公子，屢屢惹事生非；他所寄予厚望的次子蔣孝武則因‘江南案’而名聲狼藉；其第三子經商，在政界毫無根基。絕望之下，蔣經國才表示蔣家後人不會從政，並開始思索如何從‘接班人困境’中突圍。蔣經國當然還有一定的權威指定某個部下做自己的接班人，但他沒有這樣做。」
蔣經國結束專制歷史的同時，也結束了「蔣家王朝」。中國幾代人曾以「推翻蔣家王朝」為理想，這個理想最終被蔣經國輕易「成全」。蔣經國之後，臺灣政治漸入佳境，其長孫蔣友柏畢業於美國紐約大學信息管理系，與胞弟蔣友常創立橙果設計公司，遠離臺灣政治。2007年，外形俊朗的蔣友柏直言「我家人曾經迫害臺灣人民」，對蔣氏父子的專制統治提出毫不避諱地批判與反省。事實上，早在半個世紀前，蔣介石就曾公開檢討：「我對總理、對主義、對國家，以至對我們的民族、歷史，都是一個最大的罪人。」對金氏父子來說，這種反省與原罪感則是完全缺失的；正因為如此，他們才可以成為無堅不摧的「偉大的人類元老」。
金氏朝鮮最響亮的口號就是「解放」比他們富裕文明幾百倍的韓國。一個民主化的臺灣不僅在富裕的同時實現了文明，也從道義上消解了以武力「解放臺灣」的合法性——對擁有充分言論自由和政治權利的臺灣公民來說，既然不存在依靠暴力強加的統治者和壓迫者，又何來「解放」呢？不僅如此，作為一個中國傳統文明保持最為完好的臺灣，也為一個專制極權歷史悠久的暴力化中國提供了一個不得不面對的文明方向。一切正如楊恆均先生所說：「你可以從美帝與蔣家王朝手裡解放臺灣民眾，但你如何從臺灣民選政府手裡解放他們呢？」
從二戰之後的半個世紀以來，極權和威權體制在全世界次第崩塌，專制國家從當年的56%減少到如今的10%；這種不可阻擋的趨勢使人可以斷定，所有的極權專制都無法避免最後覆滅，唯一的區別是時間與方式。從20年前的蘇聯帝國覆滅開始，民主潮流更加浩浩蕩蕩，勢不可擋。當卡扎菲成為又一個獨裁者可恥的墓碑時，金正日的無限哀榮無疑將成為人類文明的恥辱。
哈維爾說過，「政治的最高境界是良心」。在現代文明社會，家族世襲早已為世人不恥。金家王朝之所以對開放充滿恐懼，不過只是為了一己之利，一家之利。木乃伊一旦遇到空氣，就會立刻崩潰消散，因此所有獨裁者的腐屍都必須封存在水晶棺材中才可以迷惑大眾。水晶棺正是極權主義的一個隱喻。如果撤掉這座暴力圍牆，朝鮮民眾就會立即發現地球的真相，他們身處的這個21世紀的世界是如此不同，金胖子家族的神話立即就成為謊言。這裡幾乎沒有網際網路沒有手機，幾乎與地球上的人類沒有什麼關係。毫無疑問，這是地球上最後一個「動物莊園」。「老大哥」死了以後，這個腦殘國遠不是如喪考妣，而是近乎崩潰的邊緣，因為這裡只有一顆變態的大腦在運行，而這個大腦還死了。據「俄羅斯之聲」報導，未參加老大哥哀悼活動的朝鮮人均被「人民審判」處以6個月勞改。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記》中寫道：「人們不能用禁閉自己的鄰人來確認自己神志健全。」正如發生在中國洛陽的性奴事件，一旦結束封閉，結束飢荒，金氏王朝的合法性和維穩局面也將蕩然無存。封閉使人喪失判斷力，飢荒使人喪失尊嚴，人的奴化與畜化使一個國家與民族徹底淪喪，這就是金氏政權無法擺脫的困境與悖論。毫無疑問，2000多萬朝鮮民眾就是金氏家族的人質和「性奴」。「中國人民將永遠與朝鮮人民站在一起」。對一個與世界民主潮流背道而馳的中國社團來說，金家朝鮮則提供了一個理想的「走狗」或者「性對象」；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朝鮮最終不過是中國的人質，這也是一直慷慨餵養它的唯一理由。
二戰結束後，美國總統杜魯門倍感慶幸地說：「幸虧希特勒沒有原子彈。」果然，有原子彈的斯大林將世界帶入一場等待末日審判的「冷戰時代」。人們無法想像擁有原子彈的希特勒，卻看到了擁有原子彈的斯大林。從這一點上，金正日與卡扎菲的區別就在於他有三大法寶：主體思想、中國和核武器。在中國為金正日弔喪之時，美國公布的新軍事戰略已經將全球軍事重點轉向亞洲，目標就是中國。「儘管國家依然是當今國際社會的主體，但是人類正在走向一個沒有政治邊境的世界」。鄭永年在《通往大國之路：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重塑》一書中指出：作為冷戰的產物，一個微不足道的流氓金氏朝鮮，很有可能將中國與美國這兩個「大國」再次帶回一個冷戰時代，中國再一次扮演起「老大哥」的角色，「與國際敵對勢力西化、分化中國的陰謀作鬥爭」（胡錦濤）。這無疑是一個「非常荒唐」卻真實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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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里斯多德在《政治學》中指出：「把權力賦予人等於引狼入室，因為慾望具有獸性，縱然最優秀者，一旦大權在握，總傾向於被慾望的激情所腐蝕。」
對一個官場性醜聞瀰漫的中國來說，對民間越來越嚴厲的「掃黃」已經成為國策，妓女越來越像是權力放蕩的敵人，恨不徹底鏟除以絕後患。這一偉大目標在金家朝鮮已經變成現實。這裡沒有妓女，只有一些專門訓練去給金氏父子助興的「歡樂組」。據說金正恩就是歡樂組成員高英姬所生。據說朝鮮只有兩個胖子，身高160厘米體重80公斤的金正日喜歡體型嬌小而豐滿的女子，而身高175厘米體重90公斤金正恩喜歡身材高大的女子。肥水不流外人田，歡樂組成員一過25歲，就必須跟金正日身邊的蝦兵蟹將結婚，以保守金家的秘密。據說金正恩尚未登基就日理萬機，已經從全國選來200多名絕色女子，然後獨具慧眼地欽點出90多名美女組成自己的「歡樂組」。
很顯然，金氏三代絕非現代社會一般的獨裁者和強人所可以比擬；在這一點上，斯大林、薩達姆、卡扎菲都難以望其項背。金氏世家也不同於新加坡的李氏父子。李光耀與李顯龍上演了一出現代版的「太上皇」遊戲；但在一種西式教育和現代文明背景下，李顯龍一改李光耀的鐵腕作風，這使新加坡更接近現代。新加坡政府宣布對包括總理在內的高官大幅減薪，並首次提出引入「國家表現花紅」，把政治領導人薪金與中低收入公民的生活水平掛鉤。如果說新加坡是一個家族企業，那麼朝鮮則是家庭養豬場。相比之下，金氏朝鮮則更接近愚昧的古代中世紀，一個完美的「動物農莊」。即使已經過去24年，今天的人們仍然有理由去懷念蔣經國，特別是在一個後金正日時代。蔣經國的意義在於終結了「歷史」，他重新樹立了一個民族大義與民眾正義的政治道德。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與民主制度相比，專制制度是最危險最邪惡的，它的可怕之處是不僅將國家民族置於危險境地，而且也將一切權力都置於危險之處。這種強烈的不安全感使權力者喪失人性和常識，從而走向邪惡和瘋狂，最終所有人都逃脫不了一場末日審判。金家朝鮮始終沒有安全感的，因為反人權在國際社會遭到鄙視，從而導致國家的不安全；對內獨裁遭到其他權力的威脅，從而導致政權的不安全。「時日何喪，吾與汝皆亡」。這種悲劇週而復始，構成人類數千年的宮廷史。一場場殺戮與清洗，一次次革命與政變，人頭滾滾，血流成河，上至獨夫民賊和開國元勛，下到商人儒生和市井百姓，無人倖免。借用一句經濟學用語，這種邪惡模式根本就是「不可持續」的。
中國社團創始人陳獨秀曾說：「只有大眾政權才能實現大眾民主，如果不能實現大眾民主，所謂‘無產階級獨裁’必然流為斯大林式的少數人的專制。」斯大林時期的血腥暴政足以說明這一切，甚至連斯大林本人最後也難免死後的權力清算。權傾天下的羅馬尼亞共產黨主席齊奧賽斯庫和義大利的法西斯元首墨索里尼「殊途同歸」。齊奧塞斯庫的封號與金正日不遑多讓，如「人類的星辰」、「喀爾巴阡山的天才」、「思想的多瑙河」、「工人階級的英雄」、「最傑出的無以倫比的戰略家」、「舉世尊敬的偉大領袖和政治活動家」、「抵抗所有敵人的羅馬尼亞捍衛者」、「掌握國家所有問題答案的領導人」、「民族英雄中的偉大英雄」、「當代世界的傑出人物和光輝戰士」、「傑出的馬列主義領袖」等。1989年聖誕節，這個「人類的星辰」被正義的羅馬尼亞民眾處死。歷史往往就是一種無恥與罪惡的重複。在照亮2011年的阿拉伯革命中，突尼西亞強人本阿里狼狽逃亡；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用軍隊鎮壓民主，最終被民眾把他抬上了法庭；利比亞強人卡扎菲何其不可一世，堅決鎮壓到底，不惜使用外國雇佣軍來鎮壓利比亞正義民眾，結果被民眾亂槍打死，屍體被拖著滿街跑，下場慘不忍睹，最後甚至被扔進下水道。
韓寒的可貴之處在於他經常能說出很多人不敢承認的「常識」，比如他說：「無論你是什麼階級，無論你是哪個思想家，哪個政治家，哪個軍事家，研究出如何獲得權力的都不偉大，研究出如何限制權力的才是偉人。」人是慾望的產物，權力是人與生俱來的一種慾望，而且權力是排斥一切其他權力的。對一個權力人物而言，他在沒得到權力之時，也非常希望得到民主的權利；但他一旦掌握了權力，便不顧一切地去剝奪他人的權力和權利，乃至為了權力去殺人，進行種族滅絕，這就是獨夫。孟子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所謂征服與奴役，其實就是對權力的壟斷。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哪個獨裁者願意主動交出自己的權柄，也從來沒有一個既得利益者甘願自動退出歷史舞臺。金正日在他生命的最後兩年，將一個國家就像一隻馬桶一樣遺傳給自己的兒子，就像17年前金日成將這隻「馬桶」遺傳給他，歷史在這裡短路。蔣經國最終走出了父親的影子，從這一點上，他比蔣介石更加偉大。在生命之火即將熄滅之時，蔣經國毅然決定將還人民的權利還給人民，讓陽光下的選票替代黑暗中的暴力和陰謀，讓人民來選擇他們的「僕人」。正如人類的良心哈維爾所說：「人民，你們的政府還給你們了。」
「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在卡扎菲失魂落魄窮途末路時，在金正日病入膏肓氣息奄奄時，所有的中國人都為一場發生在臺灣的電視辯論會而眼紅心熱。作為蔣經國精神的繼承者，馬英九先生說：「國家的首要職責，不是發展經濟，不是強大軍事，而是維護社會的公平和正義，保障社會弱勢群體不被淘汰！此為國之根本！」他的2012年（民國101年）元旦獻詞洋溢著真誠與謙卑，「站在百年與百年的分水嶺上，我深深體認到一己的微小、短暫，只願更謙卑地面對下個一百年。在歷史的長河裡，每個人、每一代都是滄海一粟，都是感念的後輩，都是謙虛的學生。」國家不是家國，國家不應是一個人、一個家族或者一個社團的私器。「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人類是最貪婪的動物，權力是貪婪的最高境界。金正日的選擇是為了忠於自己的兒子，卻背叛了朝鮮民眾；蔣經國的選擇是為了忠於臺灣民眾，卻放棄了自己的兒子。一個向左，一個向右，「民眾」與「我」，哪個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