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1月13日訊】成都全搜索新聞網消息，週日（1月12日），宋彬彬在北京師大女附中向文革中受到傷害的老師和同學鄭重道歉。這是繼陳小魯道歉後的又一次當年紅衛兵的公開懺悔之舉。宋彬彬是文革學生領袖的「符號」之一，她的道歉具有指標意義。據介紹，宋現場很動情，數度落淚。
BBC報導，宋彬彬還對她當年所在的北師大女附中被造反學生打死的副校長卞仲耘表示永久的悼念和歉意。
1966年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卞仲耘老師被女學生們戴高帽子、往身上潑黑墨、敲簸箕遊街、挂黑牌子、強迫下跪、用帶釘子的木棍打、用開水燙等等方法活活打死。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女校長被學生強迫敲著一個破臉盆喊「我是牛鬼蛇神」，頭髮亂七八糟被剪光，頭打出了血，推倒在地上爬。
據報導，1966年8月18日，當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紅衛兵的毛澤東得知向他獻紅衛兵袖章的宋彬彬的名字是「文質彬彬」的「彬」字時便說，「要武嘛」。
報導說，宋彬彬隨後發表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給毛主席帶上紅袖章》。但宋彬彬否認文章為她所寫，並否認曾改名宋要武。
反思文革
BBC報導，在週日舉行的北師大女附中老三屆學生和老師的聚會上，宋彬彬說，她很久一直盼望能有這麼一個向當年遭受迫害的老師和同學道歉的機會。
她說，北師大女附中的文革是從1966年6月2日她所參與貼出的第一張大字報開始的。學校的正常秩序從此遭到破壞，許多老師受到傷害。
宋彬彬向當時的所有老師和同學表示道歉。她說，希望她的道歉能夠引起大家的反思，並說，只有進行了真正的反思才能走的更遠。
宋彬彬還說，她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過錯事、傷害過老師同學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諒，達成和解。
文革中紅衛兵的打人之風很快由學校蔓延到社會。據中國媒體報導，在1966年8月下旬至9月底的40多天裡，僅北京一地就有1700餘人被打死。
什麼是文化大革命?
1966年，中國大地上掀起了一股暴虐狂潮。紅色恐怖的狂風咆哮，如發瘋孽龍，脫韁野馬，群山為之震撼，江河為之膽寒。作家秦牧曾這樣描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這真是空前的一場浩劫。多少百萬人連坐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蹟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據專家們的保守估計，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達773萬人。
人們對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殺往往有一種錯覺，覺得這些大都是在無政府狀態下由造反運動形成的。殺人者也都是「紅衛兵」、「造反派」。但根據中國出版的數千冊縣誌所提供的資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不是紅衛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級政府處於癱瘓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鬥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級革命委員會」已建立，毛澤東恢復了對國家機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在全國著名大屠殺案件中，濫施暴力、血腥殺伐的大多是政府控制的軍隊、武裝民兵和各級黨員骨幹。
從下面這幾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文革中的暴行並非紅衛兵、造反派的一時過激行為，而是共產黨和地方政權的既定決策。文革時期的領導人與各級權力機構對暴政的直接指揮和參與，常常被遮掩起來而不為人知。
1966年8月，北京紅衛兵以「遣返」為名，把歷次運動中劃為地、富、反、壞、右的北京市居民強行趕出北京押往農村。據官方不完全統計，當時有3萬3千6百95戶北京市民被抄家，有8萬5千196人被驅逐出城、遣返原籍。此風很快在全國各大城市蔓延，多達40萬城市居民被遣返到農村。連有地主成份的共產黨高級幹部的父母也未能倖免。實質上，這種遣返行動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長時就說過，要把北京居民成份純淨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份不好的市民全部趕出北京。1966年5月，毛澤東發出「保衛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葉劍英、楊成武和謝富治為首的首都工作組。這個工作組的任務之一就是通過公安局大規模遣返「成份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紅衛兵對超過2%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還得到市、區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曾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攔紅衛兵，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情報。紅衛兵不過是被當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這些紅衛兵也被共產黨拋棄，不少人被宣布為「聯動份子」而入獄。其它的隨大批「知識青年」被送到鄉下參加勞動、改造思想。當時主持遣返活動的西城紅衛兵組織，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人的「親自關懷」下成立的，他們的通令也是由當時的國務院秘書長修訂後發表的。
繼北京遣返地、富成份的人去農村，農村也掀起了又一輪對地、富成份人群的迫害。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屬的大興縣公安局的局務會上，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其中要點之一是公安干警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黑五類（地、富、反、壞、右）的情報，協助抄家。大興縣的屠殺運動直接來自縣公安局的指令。組織殺人行動的是公安局的主任、黨委書記。動手殺人，連孩子都不放過的大多是民兵。
文革中，很多人因在屠殺中「表現好」而得以入黨。據不完全統計，在文革中突擊入黨的，在廣西一省有9千多人是殺人後入黨的，有2萬多人是入黨後殺人的，還有與殺人有牽連的1萬9千多人。單從這一省的統計，就有近5萬共產黨員參與了殺人事件。
文革中，對「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毛澤東當年講的這句話在肆虐一時的造反運動中廣為流傳。既然對階級敵人的暴力是他們「活該」，那麼暴力和殺戮也就廣泛傳播開去。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縣人民武裝部的基層民兵屠殺「湘江風雷」組織成員及黑五類。歷時66天涉及10個區，36個公社，468個大隊，2778戶，共4519人。全地區10個縣共死9093人，其中「地富反壞」佔38%，地富子女佔44%。被殺人中，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才10天。這僅僅是文革暴行中，一個地區的一個事件。在1968年初「革委會」成立後的清查階級隊伍運動中，內蒙古清查「內人黨」製造了35萬餘人被殺的血案。1968年在廣西有數萬人參與了對「四‧二二」群眾團體的武裝大屠殺，死人11萬。
由此可見文革中的暴力屠殺首案、大案全是國家機器的行為，是共產黨領導人縱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殘殺百姓。直接指揮和執行這些屠殺的凶手多是軍隊、警察、武裝民兵和黨團骨幹。如果說，土改是為了土地而依靠農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為了資產而依靠工人打資本家，反右是為了讓知識份子緘口，那麼文化革命中這種你鬥我，我鬥你，並無哪個階級是可依靠的，即便你是共產黨依靠過的工人農民，只要觀點不一致，就可以殺你。這究竟是為了什麼？[摘自(九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