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1月17日訊】「故鄉淪陷」的歷史性，是因為在史無前例的中國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背景下，大部分鄉村被邊緣化，是一個歷史性的必然發展歷程。
「故鄉淪陷」的時代性，是因為當代中國鄉村凋敝，分明有著迥異於中國自己的歷史傳統、迥異於世界文明主流的地方，就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對農民土地、房屋的產權制度安排，導致的文明由鄉村向城市的單向輸血模式，出去的資金、人才，幾乎永遠回不來，使農村整體趨向於失血，不斷地失血。本來，如果有文明和資本的正常回流，儘管在城市化背景下，農村人口不斷減少的趨勢無法更改更無法逆轉，但農村可以不必衰敗，反而是越來越山清水秀、安適富足。
一邊是史無前例的城市化運動以及由此帶來的財富空前集聚，一邊是空前絕後的鄉村淪陷以及由此帶來的鄉村急劇空殼化、蕭條化。這，便是今日中國首尾兩端的「時代風景」。在這樣的「時代風景」裡，一些人看到衰敗，而另一些人則只看到繁榮。在繁榮背後的中國農民命運，最讓人揪心。
熊培雲先生認為，今天的中國，每個村莊都是一座圓明園。雖然雨果筆下的這兩個強盜不復在今日中國存在，然而體現弱肉強食的暴力，並沒有在這片土地上消失。即使沒有外敵入侵，內部也會流行「只許我建設，不許你建設」的暴力邏輯。而暴力拆遷最可怕的是「我們在創造未來，而我們的創造沒有未來」。
事實上，今天導致中國每一座鄉村都有可能成為圓明園的強盜，遠遠不止強制征地和強制拆遷。比起強制征地和強制拆遷這些製造赤裸裸的暴力與流血的強盜，至少還有兩個威力無比的強盜，不製造流血事件，但它們同樣在剝奪農民的利益、健康乃至生命，損害鄉村的肌體。
一個大強盜是污染下鄉，不論是礦產開採還是建設其他企業。城市居民遭遇污染會集體散步，爭取遇到可說服的市長，讓污染企業滾蛋走人。但是鄉村居民沒有那個人數也沒有那個資本，他們往往只能反過來被污染企業連根拔起，生死無立錐之地。礦產資源國有化，礦產利益跟他們基本沒有關係，於是乎，中國大地上，癌症村、採空塌陷村之類的「死亡村莊」並非絕無僅有。
另一個大強盜是農民的土地和房屋、宅基地等個人財產權，在過去幾十年裡至今，得不到法律上的保護。不能抵押不能貸款，不能成為進城創業的資本，不能吸引資本引發農業產業革命。相反，是城市化不斷敲骨吸髓般吸走農村的青壯年勞動力和農村的財富。城市化本身並沒有錯，錯在農民的土地和房屋「被集體化」，得不到產權和資本化的保護，導致中國的城市化過程永遠只是農村補貼城市，而永遠缺乏城市反哺農村的過程。
強制征地、污染下鄉、農民土地房屋產權虛置和農村空心化，形成三個「鐵三角」，在中國城市化的高歌猛進裡，製造著世界上落差最大的、安赫爾瀑布式的城鄉差距。長遠上，中國的城市化不可遏止。但是城市化未必要以鄉村淪陷為代價，更不能以農民的財產權利、生命健康權利為代價。應該把農民的自由和權利還給他們，他們的命運本不該如此悲觀與淒慘：進城的，可以攜著土地和房屋貸款，或者高額的污染賠償、高額的土地權益分成；留守農村的，可以吸引資本成為農業企業主或農業產業工人。我們這個時代唯一要做的，並不是要「給予」農民什麼，而只是需要把本該屬於他們的基本權利還給他們。不這樣做，時代和制度就是強盜，而農民，則是被打劫一空的「圓明園」。
歷史上，「告老還鄉」是古代官員退休制度的組成部分，是離鄉商賈一種相因成習的風俗，也是四海遊子的最終歸宿。「告老還鄉」不僅是「落葉歸根」的生命歷程，或戀鄉思土的感情回歸。這種回歸帶給農村的不僅僅是資本的回流，還有附著於人的財富、學識、信息、眼界，特別是鄉村社會與外界的關係，以及外來文明和外界文明力量對鄉村封閉勢力的制約。山西晉中的「大院文化」，陝西省韓城黨家村的院落文化遺產，廣東開平碉樓，安徽宏村，這些歷史和文化遺產，多數都是赤子回歸的產物，如果那些地方明清時代的官員、商人都遠走高飛，黃鶴一去不復返，就不會留下那麼多豪華精緻的深宅大院，更不會有鄉村文明的傳承與發揚。
今天的中國鄉村，商人一脈還有比較順暢的回流之路，但是對於學生、官員和知識份子，他們回流之路的艱難險阻已經超過中外歷史上的任何時代，從他們走出鄉村的那一刻起，回流之路基本上已經被封死，因為城市戶口的居民不能自由下鄉購房置地。錦衣玉食的成功一族詩人般望鄉的惆悵無關緊要，緊要的是這樣一種文明回流鄉村的血脈被切斷後，中國的鄉村就越來越成為地方豪強的天下，流氓治鄉流氓治村越來越成為不斷擴散的大概率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