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爆發的中日甲午之戰
【看中國2014年02月05日訊】今年春節，有一種不同往年的平靜。一方面是沒有特別值得媒體渲染的事件，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習近平和新的領導班子非常之低調。這種平靜後面有什麼特殊原因嗎？我想恐怕是因為今年是甲午，而這個甲午有可能像1894那個甲午一樣，成為大戰之年，或者，是一個可能發生習近平所說的"顛覆性錯誤"之年。我認為，正是這種甲午可能出大事的心理，給這個春節帶來了不尋常的平靜。
這種想法不禁讓我到網上查找一下，兩個甲子之前的那個春節，中國的精英們是不是也有類似於今天的感覺呢？一個有意思的發現就是，正是在那年春節，孫中山回鄉寫下八千餘言的《上李鴻章書》。
今天讀孫中山的"上書"還是頗有趣味的。他認為，"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次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堅船利炮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這樣的見識，在當時的中國算是很先進的了。但李鴻章並沒有像《走向共和》的電視劇所描述的那樣私下召見孫中山，而是沒有理睬他。直到十六年後"拳匪"之亂，知道大清難保的李鴻章才有過與孫中山合作的想法。但那時，孫中山卻猶豫了，並最終打消了與李鴻章聯手的念頭。
120年之後，讀孫中山《上李鴻章書》的最大感慨，不是中國發生了多大變化，而是中國改不了的政治模式和政治思維。百餘年間，中國有過兩場大革命，當年被視為大逆不道的孫中山，如今則被尊為國父或英雄，但我們都知道，如今當局其實和當年的李鴻章一樣，都把孫中山這樣的人視為危險的謀反者。又逢甲午，讓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國政治的這種宿命般的輪迴。
研究清末歷史的很多學者都認為，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活動其實並不怎麼有效，真正搞垮大清的，是清末當權者自己。最有轉折意義的事件，就是甲午之戰中國遭到災難性失敗。這種觀點初聽讓人感覺有道理，但細究起來也有不少問題。比如甲午戰敗，究竟錯在哪裡？是一開始就不該貿然去打，因為完全沒有勝算，還是說中國並非沒有打贏的機會，只不過沒有把握住？到了這個層面，中國的史家們就莫衷一是了。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知道，甲午之敗，中國內部的腐敗和不團結是根本性的原因。因此，即便是當年主和派勝出，或主動開展且一時佔據上風，大清最終都逃不掉喪權辱國的結果。《環球時報》1月2號的社評不挑戰這個基本邏輯，但認為現在中國國運發生了變化，中日實力彼消吾長，所以此甲午非彼甲午，中國將以非傳統的方式，"戰勝日本"。
真的是這樣嗎？日本現在確實沒有能力也不敢再想征服中國，但中國的腐敗和不團結問題還在，也不會因日本實力相對下降就消失，所謂"戰勝日本"，不知從何說起。
以國土之廣，人口之眾，中國現代化的主要難題從來不來自外部，而來自內部，來自中國人不能善待中國人。中國的政治因此而難以開放，中國人的政治互信也難以建立。這個問題若不能突破，中國的所謂"國運"維持不了多久。
問題的主要方面當然首先在當權的一方，雖然這並不等於在野一方就沒有問題。甲午年的到來，是對中國精英的一個提示，歷史將對中國人進行新一輪的考驗，看中國人有沒有能力汲取歷史的教訓。這場考驗的一個重要的場所，就是香港。在這個甲午年，香港將決定2017的普選方案。
從目前的狀況看，沒有任何令人樂觀的跡象。當權一方最拿手的本事，就是把反對派打成國外敵對勢力的代理人，而把自己打扮成天然的愛國者。這樣一種策略，從一開始就封閉了通往理性與包容之路。
歷史告訴我們，這樣的政治氛圍一旦形成，就會導致兩個不可避免的結果，第一就是逼反對派不得不尋求外部支持，就像當年孫中山那樣。按照今天當局的標準，孫中山完全夠得上賣國賊，但當局卻並不認為這有什麼不對。另外一個必然後果，就是當權者遲早要犯所謂"顛覆性"錯誤。因為"顛覆性錯誤"，不是決策者考慮不周的結果，而是缺乏開放性和包容性的政治格局的產物。世界上沒有不出錯的決策者，但缺少開放和包容的政治環境，不僅令決策者更容易出錯，而且迫使決策者一條道走到黑。
（原標題：甲午新春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