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資深學者資中筠女士（看中國配圖）
【看中國2014年02月10日訊】在封建皇朝的時候，頂撞皇帝是要殺頭的，甚至要滅族的，但是那時還有人敢於據理力爭，面折廷爭，為什麼到了上世紀50年代以後，知識份子完全犬儒化，喪失了人格，沒有了這種骨氣和氣節呢？ 過去皇朝時代，皇權是法統，儒家之道是道統，二者是分開的。在一定程度上，它們是各自獨立的。所以儒生就有一份自信，他可以告訴皇帝，哪些事情做的是符合孔孟之道的，哪些是不符合的。
1949年以前，知識份子們反對國民黨，也是因為他們對正義的要求比較高，對國民黨的腐敗受不了，覺得社會非常黑暗。但是現在呢，這些人都已經麻木了，正義感已經非常淡薄了，對過去不可容忍的事習以為常。49年以後，「導師」和「領袖」合二為一了，所有的理論都要出自權力中樞，這樣一來，就把判斷是非的能力給收繳上去了，知識份子也就喪失了自信。
其實，在上世紀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曾經有過一個「再啟蒙」時期，理想主義被喚起來了，人們思想活躍，留下一些寶貴的思想遺產。可惜，「再啟蒙」時期太短，90年代以後，知識份子的物質生活大大提高了。只要有點地位的精英，有名有利，說一些逆耳之言就意味著可能失去很多東西。一方面覺得犯不上，一方面也沒有信心。
所以，現在我感覺到沮喪和失望。我發現，最關心現實、最敏感的倒是80歲以上的人。如果不去想，本來大家都過得好好的，包括我在內。但是我們這代人都有這個習慣，非得去關心社會正義、百姓疾苦、民族前途不可，往遠處多想一點，就憂心忡忡。遺憾的是，這樣的人太少，而且形成不了一種共識和道義的力量。 現在，還有一種現象很奇怪，就是極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相結合，實際上是為專制主義服務。在經濟實力增強之後，國學也熱起來，好像這樣就愛國了。其實，現在「國學熱」受到鼓勵是為了抵制普世價值。一百年來都是這樣，每當改革到攻堅的關鍵時刻，老一套就又回來。接受了船堅炮利，接受了科技，接受了企業管理，包括某些生活方式都可以接受，但是需要向民主自由改革的時候，「國粹派」就出來了，反市場經濟的民粹主義也出來了。他們說，我們國家原來就是很好的啊，甚至有人說自古以來就沒有落後過。
金錢能夠收買人，也能夠腐蝕人，知識份子也不例外。比起上世紀80年代來，許多知識份子的思想是倒退了。從傳統來看，很多中國知識份子似乎都有參政議政的願望，「帝王師」當不成，就當謀士，用時髦的話叫做「智囊」或「思想庫」，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往往為求見用而迎合，還是不能獨立。我認為，中國知識份子最好改變眼睛向上，然後更加獨立地去好好考慮一些問題。當前我們需要再啟蒙。有人認為「啟蒙」是某些人高高在上去教育別人。其實「啟蒙」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朦昧的心智。在長期思想禁錮的制度下，每個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啟蒙，也可以相互啟蒙。例如我自己就經歷過長期自我啟蒙，在這過程中也受到過許多人的啟發。當然不能諱言「聞道有先後」，先覺者有義務與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識份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爭取人格獨立，減少依附性，堅決抵制頌聖文化，對身外之物看得淡一些，擺脫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結，努力面向公眾，特別是青年學生，理直氣壯地弘揚普世價值：人權、法治、自由、民主。這是自救與救國的需要，與「西化」或外部壓力無關。一個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但是每個人都要紮紮實實地去做，現在空間還是有的，有多少空間利用多少空間，盡人事聽天命。現在畢竟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會已經思想多元化了，有好多亮點，能夠看到這裡那裡經常出現一些好文章和思想，問題是怎麼樣能夠把這些亮點連成一片？這就是啟蒙。所以，現在是重建知識份子對道統的擔當的時候了。
【編輯注】資中筠——資深學者，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原所長，退休研究員。資中筠先生1930年生於上海，祖籍湖南耒陽。1947年畢業於天津耀華中學，考入燕京大學，1948年轉入清華大學外文系，1951年畢業。20世紀50、60年代，資中筠先生在「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簡稱「和大」）從事民間外交與國際活動工作，其中包括國際會議的英、法文翻譯，間或擔任國家領導人的外事翻譯。因工作關係，在相對封閉的年代有機會訪問亞、非、歐、拉美多國，並在維也納常駐三年。「文革」期間下放「五七」干校勞動。尼克松訪華前，從干校調回，參與接待工作。之後留在對外友協主管對美工作。70年代末開始轉入學術研究。
她參與創辦了《美國研究》雜誌與中華美國學會，曾任雜誌主編與美國學會常務理事，創辦中美關係史研究會並任第一、二屆會長。1996年從社科院美國所退休，仍繼續著述，並應邀參加各種學術活動。除有關國際政治和美國研究的專業著述外，撰有大量隨筆、雜文，並翻譯英、法文學著作多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