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學教授是大學裡的怪胎，是大學之癌。官學教授不是教授，而是官。(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4年03月21日訊】在大學，有那麼一種教授，你說他是教授，可他是當官的，你說他是當官的，他又是教授。你說他不學無術，可他著作等身，你要說他著作等身，可他言之無物。你說他是上課教授，他又很少上課，你說他不上課，可他又拿著課時費，而且還是全國教學名師，你要說他是學者，他是官員，你要說他是官員，可人家是著名學者。你要說他不會論證課題，可他拿到的課題又著實讓人嚇一跳，動輒就是國家級課題。申請到的課題又按時完成，可你要問他什麼時間完成的課題，這又成了公開的秘密。這種人，張鳴老師叫學官，我倒是覺得，這種人稱官學最合適。他們對於讀書，對於搞學問，對於教學，可以什麼都不懂，他們只要懂了官場厚黑學，就可以橫跨官學兩界。
官學教授是如何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還真是一個謎。不過大致發展過程還是清楚的，其利益的趨動也是明顯的。在八十年代的時候，教授就是教授，官就是個官，官與教授之間還是有明顯的區分的。搞學問好的人，自然也就成了教授，雖然當時大學還是百廢待興，可那個時候的教授，還真是受人尊敬。同學們一聽是教授上課，崇拜之情油然而生，教授的課也是上得好，學問也做得透亮。到了九十年代的時候，教授與官就混搭在一起了，大學的官們發現，官當教授不但是榮譽，而且背後還有資源。到了二十一世紀，官們已經佔領了教授的主戰場，評不上教授，就先當官，只要當上個處級幹部，教授就不請自來了，不是教授也得是教授，想不當教授都不行，教授有人送了。
有了官學教授，還得有不是官的教授陪襯著，否則課沒有人上，科研沒有人搞，課題沒有人完成。此時此地的教授，已經沒了八十年代的尊嚴，更沒有教授的威風，只能算一個工具教授。如果教授不聽話，非得搞出一個個性來，也就只有靠邊站的份兒。靠邊站的內涵可就多了，這或者經常讓官學教授給穿了小鞋，或者是讓官學教授搞得沒有尊嚴，或者讓官學教授搞得少了收入，或者讓官學教授站在道德制高點或意識形態制高點上把教授搞得惶惶不可終日，官學教授對臣教授的精神宰制。最後的結果就是官學教授絕對勝出，教授變成了甘拜下風、俯首稱臣的臣教授。
於是乎，人們在大學看到了兩種教授，官學教授和臣教授，一主一僕，互相支撐，二者構成了皮毛關係。不過，官學教授是皮，臣教授是毛。官學教授叫臣教授幹啥就幹啥，官學教授給臣教授點骨頭啃，臣教授就差一點要高呼吾皇萬歲萬萬歲了。臣教授如果心有不甘，臣教授也就削尖了腦袋當官，某大學一個處長職位有四十多位教授去爭就是明證。
如果以為大學教授都沒有風骨，那也是錯的。有風骨的教授哪個大學都有，只是有風骨的教授似乎成了大學的奇葩。他們追求學術，以學術為第一使命。他們追求教授的尊嚴，讓教授成為真正的教授，他們是特立獨行者，他們是大學的榮耀，他們是大學的靈魂。只是這樣的教授，要面臨著經濟、社會、福利等多重風險。他們甘於寂寞，甚至為了學術還要過苦行僧的生活。尤其是文科教授，還要承擔比理工科教授更多的政治風險，所以，人們也會看到這樣的景象，有的人停留在副教授，而且可能終身在副教授的位置上一動不動。
官學教授踐踏了學術。官學教授把學術變成了官學，把學術玩弄於股掌之中。他們視學術為工具，視學術為政治服務的玩偶，視學術為可有可無的東西，甚至視學術為危險之物。在他們看來，學術只有給大學帶來政績的時候才能叫學術，只有在為學科點建設帶來好處的時候才能叫學術，否則都不能稱為學術。他們搞學科建設，採取軟強制的方式要求教授們發表有利於所謂的學術團隊、學術梯隊學科建設的論文，這樣的教授會在評職上或其他待遇上優先考慮，完全無視或忽略教授的學術興趣，無視學術自身的發展規律，無視學術發展的自然形成過程。按此標準，就是西方著名的思想家也可能在中國難以評上教授，也只有望洋興嘆的份兒。
官學教授使學術腐敗猖獗。他們不會寫論文，不會搞課題，他們可以通過關係發論文，通過關係搞課題。論文也不是自己寫，而是讓臣教授寫，臣教授寫完論文之後，官學教授在臣教授前面寫上自己的名字，成為第一作者，臣教授成為第二作者，然後官學教授通過關係，在國家級A類、B類、C類發文章，臣教授實質上成了官學教授的科研秘書。搞課題也基本是這個套路，只要官學教授的官當得足夠大，發文章自然是一路綠燈。課題需要團隊作戰，這樣官學教授可以讓團隊的任何人寫論文，任何人都主動地把官學教授的名字寫在第一位，官學教授表面看來都是成果甚豐。官學教授帶的博士生，實際上就是官學教授的打工者，現在很多大學的博士生，背後都把自己的導師稱為老闆，就是這個意思。成果完成之後，給博士生的工資還沒有畢業的大學生掙得多，給個兩三千多元錢，就是好老闆。不給錢，博士生們也沒什麼辦法，不能畢業、不讓畢業和不能按時畢業的威脅和恐懼使博士生們不得不為導師幹活，這是比資本家剝削更殘酷的剝削。
官學教授是大學裡的怪胎，是大學之癌。官學教授不是教授，而是官。官學教授壟斷了甚至霸佔了本應屬於教授的資源。權力導致濫用，絕對權力導致絕對濫用。大學官的權力也是絕對權力，絕對濫用也具有必然性。大學教育的行政化，就是權力支配大學，官員支配教授，使教授不像教授，官員不像官員，不倫不類。大學成了四不像大學。社會上對大學不信任，主要是對官學教授不信任，那些把孩子送到外國讀書的家長們，部分原因是看透了官學教授的把戲。
在現有體制下，大學之癌難以根治，去行政化只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但也是必須採取的有效措施，讓官的歸官，讓教授的歸教授，讓大學官員成為教育類公務員。要想治本，那就得學術自由，教授治校，這是大學治理的文明規範。這樣的路，走起來，就難了。可是，如果大學不把學術自由視為大學的靈魂，教育大國就會變成教育垃圾大國。想當年，魯迅發出救救孩子的呼喊，現在得需要發出救救大學的呼喊。否則，中國二十年之後就沒有大學，只有教育垃圾工廠了。一個只生產垃圾的大學的國度，必然是一個行屍走肉的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