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盛的烏坎人：莊烈宏，他是烏坎事件中最早的反抗者之一，也是《烏坎之歌》的演唱者與製作者。（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看中國2014年04月26日訊】一
「我只擔心銳潮」，他干下一杯啤酒，哀嘆起來。在烏坎時，我和很多青年人喝過酒，在短暫的時間裏，這個村莊像是一個主題公園，一個抗爭與民主的實驗地。第一個與我喝酒的青年就是他擔心的洪銳潮，高大、英俊、熱忱，面貌與昔日的農民革命者彭湃頗有幾分相似。
但我從沒有和他認真交談過。他叫莊烈宏，是烏坎事件中最早的反抗者之一，那首《烏坎之歌》就是他演唱與製作的。這首歌改編自Michael Jackson的原作，傳達出善良農民被貪官欺凌的悲憤情緒，幾乎即刻征服了村民的心。他也是四個被逮捕的青年之一，成為短暫的英雄人物，在隨後的選舉中，他當選新的村委委員。
在烏坎事件的主要抗爭者中，我和他最陌生。他對你滿是笑容，卻似乎總有一種隱隱的焦慮與迴避，他不像其他人一樣對外來者輕易敞開心扉。
童話注定容易破碎，烏坎的故事也逐漸變形。在錯綜複雜的利益網路裡，土地追討困難重重，被熱烈讚揚的民主實驗似乎也運轉不佳，被寄託了無限希望的新村委會開始失去村民的信任，內部也出現分裂。莊烈宏成了第一個辭職的村委委員，他開起了茶葉鋪。
對於這個村莊的內部紛爭，我們這些外來者似乎永遠也搞不清。曾併肩戰鬥的戰友緣何開始相互指責，備受尊敬的領導人如何被視作新的獨裁者，高漲的群眾熱情又為何變得如此冷漠？烏坎上演了一場迷你的革命劇，這些「後革命症狀」不難理解，它們在不同地域、時代，以不同規模上演著，但具體細節卻似乎很難說清。更重要的是，當初的歡呼者們似乎忘記了一個根本事實——在一個龐大的集權體制下，怎麼可能實現局部的民主？
去年9月初，我前往烏坎。這個兩年前還被視作中國民主希望的村莊，陷入了普遍的幻滅。在夜晚的大排檔，洪銳潮用《水滸傳》裡的故事來自比——好漢們要不被招安，要不陷入孤立。莊烈宏似乎更為神色不安，連習慣的熱情也消失了。
誰也未想到，我們會在法拉盛相逢。他已在美國滯留了兩個月，正在尋求政治庇護，他為烏坎村原本就戲劇性的命運增添了新維度。這個村莊的新一屆選舉剛剛結束，早已表示心灰意冷的林祖鑾再度當選村委會主任，洪銳潮則以「貪污罪」被警方拘押。
二
法拉盛的夜晚，像極了一個中國縣城。人群擁擠、霓虹閃爍、火鍋店與卡拉OK相鄰，滿耳的中文……
裹挾在這人潮中，你不禁感嘆，既然仍是過這縣城生活，何必來此？
十年來，皇后區的法拉盛取代了曼哈頓的中國城，成了新的紐約華人中心。如果說舊日的唐人街是廣東與福建勞工生活的延伸，紐約的法拉盛與洛杉磯的羅蘭崗就是新移民的產物——它豐裕，卻雜亂、粗鄙、瀰漫著高度的物質性，它再沒有堂口、會所竭力想維持的某種中國傳統。當然，不管新舊唐人街，它們仍包容反叛者。我在一家美容院旁看到中國民主黨的招牌，聲稱自己是北京政權的最大的反對黨，它的領導人滿臉嚴肅地把法拉盛稱作「中國海外民主之都」。
莊烈宏也成了新的反叛者。他接受自由亞洲電臺的採訪，公開尋求政治庇護。林祖鑾公開稱他是「烏坎敗類」。
「如果我不走，肯定也被抓了，」他說，深深後悔「沒把銳潮也拉上」。
我們坐在緬街上的一家東北餐廳裡，比起從前，他的神情明顯放鬆了，更有一種漫溢的熱情與興奮。兩個多月來，我是第一個和他見面的故人，在這等待階段，他似乎也終有機會暢談自己，甚至承認那個神秘一時的「愛國者一號」就是他自己——正是「愛國者一號」發出了村中抗議的第一張傳單。
「秋後算帳一定會來的」，他回憶起逃離的決定。他覺得自己瞭解政府，政府的暫時讓步僅僅是因為村民的團結與外界壓力。倘若村委會內部分裂，他們的噩運必會到來。在他的眼中，村委會逐漸屈服於政府壓力，忘記了最初的目標，曾備受尊敬的林祖鑾成了某種獨斷者，他與銳潮的想法相近，卻越來越孤立。這也是他辭職的主要原因。而當去年四月他帶頭再次封路以後，他覺得自己的危險性陡然增加了。
這是個籌劃已久的出逃計畫，開茶葉店、買船出海打魚，都是掩護——他要安心過日子，不問村中事。
他清楚危險的臨界點，他必須在新選舉前離開——政府會考慮公共輿論，不會在此前清算他。他研究季風與洋流，從烏坎開船到關島，需要十天，最好在四月進行，此刻太平洋風平浪靜。他一直勸說銳潮隨他離開，但後者尚沒有這種危險意識。
他比自己想像的幸運。他嘗試著申請護照，攜妻子隨團赴美旅行，沒有受到阻攔。當他們在洛杉磯脫團時，除去一位曾去過烏坎採訪的美國記者，他在美國舉目無親，幾乎不懂一句英語。
他原想保持沉默，但銳潮被捕的消息讓他難安。他說，為了銳潮，他什麼都願意去做，到紐約的中國領事館舉牌抗議，在聯合國總部前召開記者會。他只是擔心，這是否會讓銳潮的狀況更為窘迫。
但這些真的有用嗎？在最初的新聞興奮之後，誰又會再在意烏坎人的命運？法拉盛也生活著民主牆與天安門事件中的英雄，他們曾吸引了全世界的關注，但如今誰又真的在乎他們？
兩個月來，他無時不在想念烏坎，思考哪些步驟錯了。他相信，新村委會設定了太多的目標，原本的訴求反而模糊了。對於外界的民主期盼，他更是覺得毫不重要——只有土地是真實的，只有土地能凝聚村民，也是他們奮起抗爭的原因。
我不知該怎樣評估他的分析。距離讓他的思路更清晰了，還是讓他更陷入了一廂情願的理解？
他有一種本能的現實意識，知道如何判斷周圍環境，保護自我、學習新技能。烏坎那一套令人訝異的抗爭語言都與他有關。
他期待能回到烏坎，重新建設這個村莊，我記得他當年那些雄心勃勃的設想。但他也知道，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他是回不去了，「或許要十年了」。
他必須要創造新身份。我們見面時，他已經對法拉盛的一切相當熟悉，知道這家東北菜是在香港超市的對面，這條緬街正是Main Street的中譯。比起法拉盛，他更想去洛杉磯生活，那邊華人多，更重要的是靠海，氣候也與烏坎更像，如果能做個洗船工，泡在海邊，就更好了。
夜深了，我們在街頭分手。看著他離去的背影，我對他的未來充滿期待，他有能力主宰自己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