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6月13日訊】江澤民為中共維穩政策提供了兩大戰略性思路，一條是：「要將一切社會不穩定因素消滅於萌芽狀態」，從此以後，中共對異議聲音、批評者採取預防性打擊措施，一露頭就狠狠打擊。另一條是「政治問題非政治化處理」，即對一切批評者，不以政治罪名處理，視其身份，以經濟犯罪、生活作風（如嫖娼）、偷漏稅、泄露國家機密等各種刑事罪名處刑。因此，今天的中國，絕不可能出現1989年天安門運動那種持續數月的廣場抗議活動。中國政府基本上採取分化利誘威脅數管齊下，封鎖事發場地，隔絕外界聯繫，幾天之內清場「解決問題」。
今年適逢六四25週年紀念，無論從活動規模還是國際參與度，都遠比歷次紀念要大得多。這得益於兩個因素，一是中國在亞洲的進攻性姿態讓世界看到了國際秩序將被改寫的威脅；二是美國政界與媒體的全面參與。
從六四對中國的意義來看，認識並未深化。有些說法比較激情，比如說六四運動必將在中國再現，這說法有宣傳效應，但考諸中國現實，我不這樣認為。理由如下：
一、中國人的政治認知嚴重分裂，不可能形成1989年天安門運動那種共同訴求
任何運動都需要社會基礎，即領導者與參與者，形成運動後還要能夠持續地引起社會響應。與1989年相比較，今天中國已無同樣的社會基礎。
1989年天安門運動的主訴是「反腐敗、要民主」，這在當時有社會基礎。那時中國人對腐敗的痛恨（比如「官倒」）是真誠的，要民主則是因為痛恨文革與反專制的需要。官方於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發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文革定性為「十年浩劫」，得到舉國認同，因為當時的中國人剛從文革的政治壓迫與物質極度匱乏中解脫出來。工人階級對自身政治地位的衰落雖有不滿，但因為收入提升生活改善，因此還未炮製文革與毛澤東神話。
天安門運動的參加者主要是40、50、60年代出生者，他們對文革的認識與80-90世代完全不同。其中，40及50年代前期出生者，許多人就是文革的參與者——有的人是受害者，有的人是施害者，還有不少人經歷了先傷害他人後又被人傷害的大起大落。這兩代人中的知識精英，有些成了80年代中國新啟蒙運動（《走向未來》叢書是其代表）的主體。1960世代出生者，其中多數人對文革只有兒時記憶，但新啟蒙運動、家庭教育與社會環境都讓他們認同「文革是十年浩劫」這一說法。
現階段，中國已無這樣的社會共識，對文革與毛澤東的評價更是體現了社會成員政治認知上的嚴重分裂。中國的國企工人在毛時期是既得利益階層，穩定的工作收入與福利僅次於政府幹部，大型國企的工人甚至超過後者水平。90年代中期開始的國企改制，導致大量工人下崗失業，生活陷入困頓，因此開始懷念毛，不斷重塑毛時代神話，將文革時期說成了社會平等、人人有免費住房與醫療等的黃金時代。隨著社會貧富差距日益擴大，毛左隊伍不斷加入新成員，主體是失業、半失業的底層知識青年。中共當局因為兩大原因，一是因其從毛澤東那裡承接了政治合法性，二是要利用毛左來對付自由主義思潮，對左派的出現一直採取鼓勵支持的態度，因此，左派與具有毛情結的社會底層成為一支政治勢力，其特點是反對普世價值，鼓吹民族主義，肆意抹黑西方民主體制，將中國巨大的社會不公，如貧富差距、權貴資本主義當道，都歸結為西方資本主義的影響。薄熙來當年以「唱紅打黑」為自己晉升鋪路，就是向下汲取政治支持。
二、中國已無1989天安門運動的社會共識
1980年代，中國社會階層雖然發生巨大的流動，但利益分化遠不如本世紀嚴重。天安門運動的參加者除知識份子、大學生之外，還能吸引市民、工人參加，並以超越階層利益的「反腐敗、要民主」為號召，原因就在於此。
現階段，中國的階層利益分化相當嚴重，當局越來越嚴酷的政治打壓，除了極少部分政治活動以民主為訴求之外，大部分維權運動的目標是有限的，如反對當地污染企業破壞環境引發疾病、農村征地、村幹部嚴重腐敗、在某地區修建將造成環境污染的垃圾焚燒場或大型石化項目等。
即使對腐敗問題，目前各階層社會成員也難以達成共識。凡能依附於體制的，大都希望有機會參與腐敗；沒能進入體制的人當中，許多人雖然對腐敗十分痛恨，但卻未必痛恨腐敗的根源，即拒絕任何社會監督的共產黨一黨專制體制，相反，他們把毛時代當作了「理想社會」。
所以，近幾年中國有局部性的地方維權運動，有支持薄熙來的社會底層，也有知識份子不時提出憲政民主的要求，但幾乎不可能形成1989年天安門運動那樣的社會共識。最令人悲觀的事實是：一些通過別人維權而改善了自己處境的人，在達到目的之後，既拒絕回報社會，還聲稱自己不想被別人利用。
三、六四鎮壓改變了兩點：統治集團重新定位自身與人民之間的關係，改變了對社會的管控方式
1989年以前，中共與人民的關係，從表面上來看，與今天中共宣稱的一樣，但實質上卻完全不同。在毛時代，中國號稱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知識份子與其他政治賤民是被統治階級，工人經濟地位類似於今天的城市中產階級，政治上是領導階級；農民雖然貧苦，但被視為工人階級的可靠盟友，與工人一樣享有「教育改造」其他階級的政治特權。這兩大階級的文化水準與生活品味都被作為紅色文化的一部分，用來同化其他階層。進入改革開放前期，知識份子地位的提高，也不是以知識份子本身的實力，而是鄧小平說的「知識份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概言之，社會各階層當中，相當多的人認為，中共政府、軍隊是「人民」的，即使在統治集團內部，尤其是開國一代老共產黨人，也奉這一想法為正宗。軍中老將張愛萍等人反對鎮壓、將軍徐勤先敢於抗命，就是因為他們認為，向人民開槍是錯誤的。例如徐勤先曾說過，向人民開槍會玷污人民解放軍的聲譽。知識份子與學生更是普遍認為，如果共產黨射殺平民百姓，無異於自殺。
六四鎮壓之後，中共徹底放下了「人民政府」不能與人民為敵這一政治道德標準。無論是農民抗稅、抗議征地，還是城市居民抗議拆遷，或一城一地抗議污染，政府一律施以鎮壓，並將反抗活動的參與者從人民隊伍中剔除，視之為少數別有用心者，與「境外反華勢力」相勾結者、「尋釁滋事」分子，名目繁多。
江澤民為中共維穩政策提供了兩大戰略性思路，一條是：「要將一切社會不穩定因素消滅於萌芽狀態」，從此以後，中共對異議聲音、批評者採取預防性打擊措施，一露頭就狠狠打擊。另一條是「政治問題非政治化處理」，即對一切批評者，不以政治罪名處理，視其身份，以經濟犯罪、生活作風（如嫖娼）、偷漏稅、泄露國家機密等各種刑事罪名處刑。
因此，今天的中國，絕不可能出現1989年天安門運動那種持續數月的廣場抗議活動。中國政府基本上採取分化利誘威脅數管齊下，封鎖事發場地，隔絕外界聯繫，幾天之內清場「解決問題」。
四、中國政治力量的分化組合中，誰居主導地位
當年臺灣、南韓民主化進程中，來自美國的壓力很重要。但在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中，美國的壓力不僅不能迫使中國政府放棄專制走向民主，反而會成為中共動員民族主義的政治藉口——經過自90年代以來長達25年的意識形態教育，80及90兩代青年極易認同中共的民族主義主訴（國家強大，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等類說法，其中不少人甚至對毛澤東及文革充滿了嚮往。
誰將在中國政治力量的分化組合中起主導作用？無論是知識精英、民間經濟精英、以白領為主的中產階級，還是毛左與社會底層，這些階層之間既缺乏共同行動的利益訴求，而且互不信任。要求民主憲政的知識精英與毛左對未來社會的構想幾乎完全相悖；經濟精英、中產階級希望穩定，這又與社會底層亟欲改變現狀的願望相背離。但這些階層又幾乎都與政府可以找到一點契合點：比如經濟精英與中產階級希望政府能維持社會穩定；毛左寄望強權帶領他們打土豪分田地；社會底層希望政府能夠照顧他們的利益、給予工作機會，並提高收入與低保上限。即使以「異議者」面目出現的群體，也不斷從中共內部找到他們的改革偶像並以此為號召。
看準了國民一盤散沙且趨利好斗這一特點，中國政府對各階層人士、海內外民運維權人士採取不同的政策，施以分化利誘拉攏之策，並且屢屢得手。理解這點，就可以理解中國政府目前為何不憚在南中國海挑起爭端，又敢於號召「全民反恐」。
可以預測，今後十年內，中國可能會發生各種有具體利益訴求的中小規模社會反抗，但決不會出現與1989年天安門運動相類似的大規模民主運動。
（ 2014年5月30日—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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