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7月13日訊】周濂和楊奎松都是我很看重的國內學者。最近從網上讀到〈周濂對話楊奎松：革命的前奏〉（原載《東方歷史評論》第四輯），很受教益，很有共鳴，不過也有幾個觀點是我不能贊成的，其中之一就是關於中共自我糾錯能力的問題。
在對話裡，周濂問：「在過去9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面臨很多次的危局，都安然度過了，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國共產黨的自我糾錯能力是超強的，作為一個中共黨史的專家您認同這個判斷嗎？」
楊奎松回答：「中國共產黨有很強的自我糾錯能力，是事實。文革走得那麼極端，不過兩三年的時間，很快就扭過來了。類似的情況，在中共歷史上不止一次。這裡面一個重要原因是毛澤東及其繼承者有很強的務實功利的精神，通常不會像教條主義者那樣一條路走到黑。一旦發現走不通，不管這條路原來是誰指定的，說調頭就調頭。」
我以為，中共有很強的自我糾錯能力並非事實。
例如文革浩劫，持續十年之久，只是因為毛的去世才劃上句號。一個錯誤可以犯那麼大、那麼長，怎麼還能說有超強的自我糾錯能力呢？
還有三年大飢荒。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通過大量的實證研究得出結論:「人類飢荒史的一個重要事實是，沒有一次大飢荒是發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國家。飢荒發生在古代的王國，發生在當代的專制社會，發生在原始部落，發生在現代技術官僚獨裁的國家，發生在帝國主義統治的殖民地經濟，發生在專制統治或一黨專制的新興獨立國家。但是，在那些獨立的，實行定期選舉的，有反對黨發出批評聲音的，允許報紙自由報導的和能夠對政府決策的正確性提出質疑的，沒有實行書報檢查的國家，從來沒有一個發生過飢荒。」在這裡，森氏恰好是說明，民主制度具有自我糾錯能力，專制制度缺少自我糾錯能力，而中共正是後者的典型。
據我所知，關於中共有自我糾錯能力，或曰中共犯錯誤中共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糾正這種說法，最早出自於「左王」鄧力群。
鄧力群在其自述《十二個春秋》一書裡寫到：1979年，「在起草、討論和修改國慶三十週年講話過程中，大家普遍感到，這些年裡，我們犯了那麼多錯誤，1958年的‘大躍進'，1959年的反右傾，1966年開始並持續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為此，起草的同志總感到理虧，調子提不起來。在討論解決這個問題時，我根據恩格斯的名言，‘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錯誤的後果中學習來得快'提出一個意見。我說，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新中國成立後，都犯過錯誤，有的錯誤還很嚴重。但是，再嚴重的錯誤，都是我們黨依靠自己的力量糾正、克服的。新中國成立前是這樣，1949年以後也是這樣。‘大躍進'的錯誤，‘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都是我們黨自己糾正的。由此證明我們黨是有希望的，有健康的力量在那裡。這個意見一說，大家覺得有勁了，不是被動的了。」
我在1987年3月寫的《自由，對中國前途的展望》一文裡，曾專門對鄧力群的這種說法進行過分析和批評。
我寫到：「有種說法值得分析，有人說，黨雖然犯過錯誤，但正是黨自己糾正了自己的錯誤，因此不能以黨犯過錯誤為理由去懷疑黨的領導。這種說法大概首創於那位理論權威（指鄧力群），此後立即被大加引用。在許多領導者看來，這種說法乃是繼續堅持無限權力的最好的（也許還是唯一的）論據。殊不知這種說法完全是弄巧成拙。不錯，領導者自己能夠改正自己所犯的錯誤，這是好事，它表明領導者的明智；但是，若果只有領導者自己才能夠改正自己所犯的錯誤，那就是壞事，因為那意味著廣大人民處於毫無權利毫無力量的可悲境地。問題在於，當我們說黨，確切地說，黨的領導集團（因為一般黨員，不論他們有成千上萬，決沒有力量糾正黨的錯誤）自己糾正自己的錯誤時，那並不意味著總是黨的領導集團，而不是別的任何人，最先發現了所犯的錯誤，假如是那樣，那還有話可說。但事實上，當著黨的領導集團犯錯誤，包括犯那些嚴重錯誤之時，有很多人（包括一些一般黨員）早就發現了錯誤，他們的認識比某些自以為是的領導者要高明得多。他們做了很多完全正確的努力以試圖改變黨的領導集團所犯的錯誤，可是，他們不可能成功，非但不能成功，他們有時甚至連自己的生命都保不住。這就是說，所謂黨的領導集團自己改正自己的錯誤，決不是因為他們最英明最正確，而是因為，也僅僅是因為這少數人擁有絕對的權力。不管他們犯下的錯誤有多明顯多嚴重，幾億中國人，除了默不作聲的承受忍耐和犧牲外，別無任何選擇（想一想‘三面紅旗'和‘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災難）。這是何等可怕的局面，繼續維持這種局面不思改變，對民族對國家又意味著什麼？」
鄧力群發明瞭「黨犯過錯誤，但是黨自己糾正了自己的錯誤」這種說法，「他自以為是為維護黨的絕對權威做出了最高明的辯護，實際上他們是從反面承認了在舊體制下全國廣大人民受人擺佈的依賴地位，從而揭示出原有社會政治結構的某種明顯的極權主義性質，進一步使人們痛感實行政治改革限制最高權力的迫切必要。很可能，他們這種說法，將作為對極權主義的一種具有諷刺意味的定義而被收進二十世紀的政治學詞典，並不斷地給後人以深刻的啟發與微妙的聯想。」
讓我多少有些驚訝的是，由「左王」鄧力群發明的這種說法，在二十多年後的中國居然還大有市場，甚至被一些可尊敬的學者，而且是被劃為右派的學者所接受。
其實，即便在共產黨中，中共的自我糾錯能力也遠遠算不上最強的。無論是反個人迷信，平反大清洗時期的冤假錯案，還是改革計畫經濟，東歐的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都走在中共前頭。要說糾錯，中共還有大量的錯誤沒有糾正。六四過去二十五年了，其錯誤（暫且叫錯誤）糾正了嗎？土改過去六十年了，錯誤至今也還沒有糾正。不錯，地主富農在1979年摘了帽，但摘帽只好比刑滿釋放，當局並沒有認錯道歉，更沒有退還和賠償，甚至連刑滿釋放都比不上——本來戴帽子的時候說好是三年，結果一戴就是三十年，成了終身制，乃至成了世襲制。這怎麼談得上超強的自我糾錯能力呢？
不過，依我的推想，在楊奎松和周濂那裡，所謂中共有超強的自我糾錯能力一說，大概還有別的意涵。
是的，蘇聯和東歐的共產黨也有糾錯能力，可是他們糾到後頭，把自己的執政地位──準確地說是專政地位──都給糾掉了，把黨都給糾垮了；或者改旗易幟，另起爐灶。中共則不然。中共犯過更多的錯誤，幾次面臨更大的危局，但是中共都能挺過來，在大力糾錯的同時仍然保住了自己的專政地位，甚至變得更強大；不只是黨變得更強大，而且國家也變得更強大。當今中國在經濟總量上已經是世界第二了，很快就是世界第一了。兩相對比，中共的自我糾錯能力不是比蘇聯東歐共產黨強多了嗎？所以說中共的自我糾錯能力超強。
這就使人想起奧維爾的小說《1984》裡權力精英奧布來恩講過的一段話。奧布來恩說：「過去所有的寡頭政體所以喪失權力，或者是由於自己僵化，或者是由於軟化。所謂僵化，就是它們變得愚蠢和狂妄起來，不能適應客觀情況的變化，因而被推翻掉。所謂軟化，就是它們變得開明和膽怯起來，在應該使用武力的時候卻做了讓步，因此也被推翻掉了。」
一般來說，僵化和軟化是互相關聯的：僵則硬，不僵則軟。對共產專制而言，僵化的結果是垮臺；不僵化就會軟化，其結果也是垮臺。
這中間的道理並不複雜。因為共產黨領導人後來不得不意識到，他們的那套理念，他們建立的那套制度是很糟糕的，不改革死路一條，所以他們才進行改革。既然那套理念是錯誤的，那為什麼不該放棄呢？而既然放棄了原來那套理念，憑什麼還不改名字，不把自己定位於一個正常的政黨和別人和平競爭，還要挂羊頭賣狗肉繼續霸佔權力呢？
在《通往奴役之路》裡，專門有一章，題目就是「為什麼最壞者當政」。哈耶克寫到：「我們很有理由相信，在我們看來似乎是構成了現存的極權主義制度的最壞特點的那些東西，並不是偶然的副產品，而是極權主義遲早一定會產生的現象。著手計畫經濟生活的民主主義的政治家很快就會面臨這樣的選擇：是僭取獨裁權力，還是放棄他的計畫，而極權主義的獨裁者不久必定會在置一般的道德於不顧和遭受失敗之間作出選擇。正是因為這個緣故，那些無恥之徒和放蕩不羈之人，才在一個趨向極權主義的社會裏有更多的獲得成功的希望。」
問題就在這裡，由於共產黨犯下了極其嚴重的罪錯，它只有兩種選擇：要麼，老老實實地承認錯誤，承擔責任，這就很可能導致其執政地位的喪失，起碼也會導致其專政地位的喪失；要麼強詞奪理，死不認錯，甚至變本加厲；或者是，在維護專制權力的前提下對錯誤做出某種糾正，那就必須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置一般的道德於不顧，一方面文過飾非，繼續以謊言欺世，一方面施展鐵腕，震懾與鎮壓一切敢於挑戰其專制權力的人。顯然，這種事只有壞人幹起來才如魚得水，得心應手，最容易取得主動；但凡還有良知者只能三心二意地勉為其難，所以就淪為附庸，於是就形成了最壞者當政的局面。
不錯，今日中國的綜合國力顯著上升，但是，且不說這樣一種發展本身造成了多少嚴重的問題，單單是它立足於其上的基礎，就是對人類良知與正義的公然踐踏與肆意蔑視。對此，我們切切不可等閑視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