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魂殤(圖)

【看中國2014年08月02日訊】在我應該做爺爺的年紀，女兒子韻滿9歲了，人生之坎坷不言自明，對女兒的溺愛也不言自明。這些天女兒十分高興，因為她在學校的語文興趣班考了第一，女兒繼承了我的自卑與敏感，在學校從來就是一隻醜小鴨，看見她在同學的簇擁下不能自持的樣子，我暗暗擔心，人生該不會有輪迴吧？封存多年的記憶把我的思緒帶回到感覺上並不遙遠的童年。

歧視

我8歲以前曾生活在一個溫馨、安寧的家庭，父親在重慶第17中學（原輔仁中學）教書，母親在銀行工作。17中學位於南岸海棠溪煙雨坡山頂上的那棟有圍牆的教師小院是我們五兄妹兒時嬉鬧的天堂，院內住的老師們的孩子有十幾個，在大孩子張南生、張岳陽、洪仲萍等的帶領下我們開野餐、分成兩群玩捉官兵捉盜遊戲、去小溪裡捉魚，傍晚爭搶母親從銀行工會借回來的十本連環畫，無憂無慮地過著短暫而歡樂的童年。

1957年一夜之間，復旦大學畢業的父親被打成右派。送到南桐礦區鄉下去了。兄妹五個中最大的姐姐13歲最小的弟弟才6歲。父親被帶走後家裡忽然失去了主要生活來源，母親早出晚歸獨自苦撐，我們被人趕來趕去不斷地搬家無人照料，最後搬到龍門浩，我也從羅家壩小學轉學到龍門浩小學。原以為躲開了階級鬥爭的暴風驟雨，讀四年級9歲的我考試也得過第一名。那知道下課後，正當我正沉醉在考了第一的喜悅中時，老師放在講台上我的名字後面赫然寫著「（右派家屬）」四個字的點名冊被同學發現了。在學校廣播裡「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右派份子跑不了」的歌聲和同學的轟鬧中，9歲兒童因學習成績好僅有的一點自尊和優越被撕碎了，我默默地遠離同學習慣孤獨，從此變得落落寡合。

1960年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一張<死亡右派份子通知書>送到我家，39歲的母親煮了13個紅苕做乾糧趕往長壽湖收拾父親遺物。公共汽車到縣城後，母親孤身一人到處打聽才知道縣城距長壽湖還有近百裡山路。母親一邊問一邊趕路，途中遇到一個要經過長壽湖到雲集鄉去的男人，為了路上有個關照和領路，母親拿出珍藏的熟紅苕分了三個給他。荒村野外陌生的一男一女結伴同行，天色越來越晚，夜幕降臨，母親心中充滿了恐懼與不安。前方救星般出現了朦朧的燈光和一排平房（後來才知道是獅子灘水電站鄰封工區的一個甚麼單位），母親立即上前去推門求宿，對方問：「你們是什麼單位的，到什麼地方去，幹什麼？」同行的人坦然地拿出外調的出差證明，母親伸進口袋的手卻凝住了。銀行人事幹部何明珍給媽媽的證明上寫著：「茲證明右派份子家屬戴儒愚前往長壽湖農場辦理死亡右派何泰貴事宜」。

這樣的證明在那個年代敢拿出來嗎？幸好對方中間有一個人認出媽媽是上新街銀行的。中國社會人情大於天,在階級鬥爭的年代裡也不例外。天下著大雨，母親終於被安排在鄰封水電工地那個漏雨的臨時工棚裡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第二天到了農場場部所在地獅子灘，場裡幹部說：你丈夫是患心臟病突然死的，勞動的地點在長壽湖深處的同興島，須等島上的交通船出來才能進去。媽媽等了兩天，銀行規定的時間到了，只好主動提出要返回，場裡面的幹部馬上拿出一包舊衣物說：這就是你丈夫的遺物。媽媽提著這包東西，心中惦念著家中五個未成年的孩子，她悄悄到長壽縣城的黑市裡買了幾斤蘿蔔。輪船攏了朝天門碼頭，媽媽手提蘿蔔和爸爸的舊衣物擠出輪船，走上跳板，如鉛的雙腿再也邁不動了。「媽媽！」突然大女兒隆靜、兒子隆光迎了上來，骯髒的小臉上圓睜著企盼的大眼睛令母親強忍的淚水奪眶而出。

這段經歷媽媽講過多次，也許這正是26年後我自學考試畢業主動應聘到長壽湖農場子弟中學任教的原因。1987年春暖花開的時節，我帶學生到湖中的同興島野營，望著島上大片大片的當年幾百名右派份子種下的廣柑樹在春天的陽光下開花，噴發出沁人的芳香，聽著學生們追逐著拾蘑菇準備野炊的歡聲笑語，當年右派份子倖存者子弟，校李長文老師不經意地講述起陳年往事。長壽湖深處的幾十個荒島上集中安置著全市文教系統上千名右派。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大飢荒50歲以上的人當記憶猶新（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載全國城鄉餓死4000萬人以上）。島上情景更甚，父親全身浮腫，心力交瘁，夜半三更時有人聽見他下床後三番五次地也爬不上他睡的上鋪，「砰」地一聲倒下，驀然去世，享年39歲。「幸運啊！六零年走的人」長文老師嘆息道：以後的歷次運動更是了得。文化革大命中，「黑五類」頭帶戴高帽子，臉上潑墨汁，身上刷漿糊，掛牌彎腰，有被造反派逼迫裝貓裝狗在地上爬，讓大夥圍著吐口痰的，有往褲子上潑煤油點燃後讓紅衛兵取樂的，這樣的折磨以父親的性格是斷然忍受不了的，自然是走了幸運。

下鄉

重慶39中學初64級5班有三個出身成份好的同學程溫斌（自稱家裡是推船的）、陳森林、宋同福。三人身強力壯經常暴打體弱的同學，本人體弱且出身不好，更是被欺負的對象。三人學習成績出奇的糟糕，特別是程溫斌經常是手上、臉上、書本上到處弄些墨跡，仍然只能得零分。初中三年我都是班上的學習委員，程溫斌抄我的作業從自願到強迫，一次我稍示不滿，他踹了我幾腳後，居然跑到講台上去活靈活現地表演想像中的解放前他們家大雪天提兜兜到我家討飯，被剝削階級的我父親一腳踢出門外的情景，逗得全班男女同學哈哈大笑。淚水在眼眶裡打轉，屈辱的我羞愧得無地自容。事後，程溫斌丟下一句話：「不管你成績多好，量你也升不到學」。1964年8月，程的這句話不幸言中。39中64級5班52名同學幾乎全部考上高中和中專，只有少數幾個和我一樣家庭出身有「問題」學習成績名列前茅的同學落榜了。一向健談的班主任鄧時才老師沉默了，收拾了幾本他自己的書遞給我後一言不發地離去。

1964年畢業考試剛結束，銀行工作的母親到龍門浩街道辦事處組織儲蓄，街道辦事處於子力書記交代完儲蓄工作後，拿出一張紙單宣布：「無產階級教育要為階級鬥爭的政治服務，下面念一下上級通知龍門浩地區本屆應屆畢業生中家庭出身有問題，中考不予錄取的80人名單」他念完後馬上佈置各部門分任務，包干負責動員下鄉。為確保把每一個對象迅速動員下去，街道辦事處制定了包干到人，輪番進屋轟炸、各種手段齊上等工作方法。南江縣正直區朱公林場知青賀樹全，時年15歲，父母雙亡，家中兄妹三人全靠20歲的兄長在南岸區供電所打臨工為生，其妹年僅9歲。街道辦事處為動員賀下鄉，通知供電所停了賀的兄長的臨時工，兄妹三人斷了生活來源，無奈之中只好下了戶口；南江縣正直區黑潭公社知青賀亞倫全家老小9人，靠其父在南岸區龍門浩小學工作維持生計，街道辦事處採取分批進屋24小時輪番轟炸戰術，最後乾脆通知學校停發其父的工資；南江縣正直區黑潭公社知青耿建國家中的米缸子被街道幹部貼上了封條，不准開夥；南江縣正直區黑潭公社知青羅華溪1964年僅12歲，小學尚未畢業也被動員下鄉等等。

同時，南江縣知識青年安置辦公室主任孟金邦等來渝在南岸區人委禮堂、上新街電影院、郵電學院等處舉辦報告會，大講青年運動的方向，說南江是紅色的革命根據地，是玉石大街金鋪路，伸手摸魚，蘋果碰頭，天麻銀耳隨處可拾等。孟大主任70年代初手握推薦知青上工農兵大學權柄，炙手可熱，終因以此要挾威逼玩弄女知青多名，事情敗露民憤太大受處罰。媽媽聽到80人名單中有我，在當時的情況下，早已驚恐萬分，生活在逝去父親陰影下的孤兒寡母本來就是暴風驟雨中風雨飄搖的驚弓之鳥，全家人賴以生存的母親如果政治上再出點問題，一家人怎麼生活呀？望著哥哥姐姐的眼光，15歲敏感的我清楚地知道生我養我的故鄉已經沒有了我的安身之地，厚愛我的班主任鄧時才老師和我用了一生的時間來回憶珍愛的校園生活將永遠離我而去。臨行前集中住宿的兩路口公寓裡，睡夢中淚水浸透了枕頭。學校上課的鐘聲條件反射地將我驚醒，我茫然地看著窗外，校園的鐘聲今生已與我無緣，陌生的同伴們，我將和你們一起去那遙遠的地方──南江。

贖罪

解放牌大貨車顛簸在通南巴的山區公路上，亂石中雜草叢生的公路只有兩道車輪胎軋過的路面。汽車翻來覆去地顛簸，擠得滿滿一車的少男少女翻腸倒肚地嘔吐。車到了正直壩，從頭到腳的泥土和嘔吐物敷得大家誰也認不出誰的模樣。護送我們的南岸區人委幹部李曉蘭（男）和龍門浩街道幹部張國英（女）被第一次遠離家門的少年硬是錯當成了家鄉的親人，臨別時哭哭泣泣拉住不放手，二人返渝途中卻繞道成都附近各名勝景區消遙，同宿中不慎因生活作風問題被捉，此是後話不提。

分散到各公社後，按達縣地區統一規定各公社都在當地尋一海拔最高之處，劃進幾戶農民建立社辦場安置知青。名曰佔領制高點，反修防修備戰備荒為人民，教育知青要扎根大巴山，腳踩污泥，放眼世界，眼觀全球，隨時準備救全世界勞苦大眾於水火。通南巴山區海拔最高之處當然是土地最貧瘠，生活條件最艱苦的地方。我們林場就辦在黑潭公社11大隊的九重岩和6大隊雲頂子的瘦大田上。說是林場，其實就是先後借用了一阮姓富農和候姓農民破舊三合院的兩間房，男女分開睡地鋪。艱苦的勞動伴隨著山區的雨季開始了，天氣越來越寒冷。尚未滿16歲的我身高不過1米48，體重75斤，跟隨農民步行一百多里山路到旺蒼縣東凡公社為林場的紙廠背石灰。雨雪交加，山路泥濘，肚中飢餓，全身濕透，連走帶爬趕到東凡河邊那個石灰窯時已經是半下午了。我累得全身散架地癱在河灘上，林場的老場員李忠柄拿來兩個冷硬了的熟紅苕對我說：「石灰我已經幫你裝好了，快吃了動身，時間不早了」。

我看著喇叭背兜裡裝著的100多斤生石灰，心裏想今天晚上我恐怕哭都哭不回去了，低頭看腳下從重慶穿來唯一的一雙膠鞋，粘滿黃泥濕透了扯爛了也不能再穿了，只好學農民用谷草繩纏繞腳背,搖搖晃晃背起石灰赤腳在雪地裡爬行。背石灰的人手裡都拿一根打杵子，這種丁字形的木棒是山區背東西歇氣的專用工具，三步兩打杵，實在走不動了就塞在屁股後背兜底下喘口氣，開始堅持50米杵一下，後來30米，20米，10米，5米──摸黑回到黑潭已經後半夜了。第二天咬著牙起來走幾十里路到元頂子山上砍木竹、背窯柴、抬小徑圓木、到九重岩種核桃樹、到烈神砭挖紅苕、到豬食漕溝砍火地。仗著年輕，知青逐漸適應了飢寒交迫狀況下大巴山區的艱苦勞動和赤腳在雪地裡背一兩百斤東西。糧食本來就少，林場會計陳官忠勾結王正富暗中剋扣，更是吃不飽，米湯加鹽巴當菜，半年不見油葷。缺食少衣，離開重慶時街道辦事處發的再生布棉襖勞動中磨得開花開朵，貼身的裡面黑得發亮長滿了虱子，沒有鞋穿雙腳長滿凍瘡和冰口。知青羅華國發明用木頭做板板鞋，至今我還清晰地記得那雪地裡一串串知青木板鞋踩過的腳印。

夜深人靜，萬籟俱寂，我冥思苦想。西方基督教有「原罪」說，東方印度把人分成九等十八類，有「賤民」說。父親因言獲罪取其辱，縱然有罪也已經用生命作了代價，我何罪之有？如無罪，為何不能上學，要發配此地做苦役？父親在時我也是受寵愛的孩子。然而，我又為自己有這些想法感到害怕和恐懼，畢竟受了這麼多年的正面教育，知道這樣想下去當時是非常危險的。於是，白天我拚命咬牙干重活掙表現，要求進步爭取入團，晚上煤油燈下學《毛選》：《青年運動的方向》、《人的正確思想從那裡來》、「老三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等。當時提的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我唯一的想法是在勞動中脫胎換骨，在農村艱苦的生活中把自己改造成社會主義新人，從思想到身體都磨練成為一個真正的農民和體力勞動者，這樣，我的下一代才會有一個平等的生存環境。為了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進入「已經教育好的子女」的行列，我努力向真正農民那樣去生活、勞動和思想，我曾為自己天生皮膚白淨細皮嫩肉而羞愧，為手上、肩背上磨起老繭而自豪。但是，在我的一生中，我在大巴山區做了8年真正意義上的農民和回城後在運輸合作社下苦力，抬石頭、拉板車、扛貨包純粹靠出賣體力維持生計，做了15年碼頭搬運工人後，23年簡單體力勞動的人生經歷並沒有改變我酷愛讀書學習的秉性。

混亂

1966年下半年中國大地上開始上演一幕幕讓人目不暇接，眼花繚亂的鬧劇。大巴山區雖然閉塞，也不時有消息傳來。隨後林場也開始瓦解，知青回的回城，去的去區上、縣裡造反，我們黑潭林場的5個女知青生活無著，為有口飯吃只好草草嫁給當地農民。我於66年11月回渝，大田灣廣場上兩派爭鬥正酣，宣傳車上高音喇叭喊叫著要殺回農村去就地鬧革命，有的又喊叫著要到哪裡、哪裡去造反，喊叫聲中又有人動武，人群中人踩人一片混亂。回家後，我在上新街不斷遇到39中的同學，讀高中、讀中專的當時正被捧為「小將」，個個神采奕奕，慷慨激昂，自認為是社會的主宰，動輒「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幹」。面對他們不屑的眼光，我再次感到多餘人、邊緣人的悲哀和憤怒。不就是一張戶口嗎？中華人民共合國憲法不是明文規定：公民有遷居、言論、集會等等自由嗎？我邀約周志忠（南江長赤區紅四公社林場知青）、邱任傑（南江正直黑潭公社林場知青、已故）重返南江。在混亂的菜園壩火車站，我的皮包不慎被扒，無奈之中借兩毛錢買張站臺票混上車。

過江津時火車上的「群專隊」提起皮帶開始查票。我隨一些逃票的人打開廁所窗戶爬上車頂，車頂上居然有不少人，他們告訴我趴下平躺著用腳蹬住弧形車頂的邊沿，這樣火車轉彎時才不會被甩下去。火車過隧洞時，他們又告訴我趕快用報紙遮擋頭臉，因為當時的火車燒煤炭，過洞時機頭沒燃盡的煤碴會向針一樣迎面刺來。火車到廣元後，我和邱任傑扒貨車終於輾轉回到林場，可是一看，林場早已空無一人，公私財產被洗劫一空，連房頂上的瓦和木料角子都被人揭了，斷垣殘壁上雜草叢生，一片淒涼。怎麼辦？到那去吃飯，我帶著邱任傑連夜直奔正直區公所。當時一些縣城來的紅衛兵正在串聯點火揪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區裡的姚區長面對突如其來的群眾運動不知所措，一頭跳進正直河自殺身亡。我倆趁亂威逼區裡給辦戶口遷移，當拿到蓋著南江縣公安局鮮紅印章的那張紙時，歡喜若狂，淚流滿面。

殊不知，大河、楊壩等林場的知青李嘉陵、李仲梅、賀盛才、張世荃等在縣城造反已經扯起了南江縣革命知識青年造反司令部的大旗。聽說正直區有知青敗類在搞戶口，知造司新農部隊頭目朱精華（外號朱麻兒）乘縣武裝部的吉普車到正直，組織人馬將我與邱任傑圍追到正直中學下的公路上，棍棒匕首齊下打翻在地，一大漢一腳踏在我背上，一手抓住我的頭髮拎過頭，用匕首刺進我嘴裡大吼：「把戶口交出來！」。我閉上眼不開腔，只聽見旁邊「噼裡啪啦」，邱任傑也被按在地上打得鬼叫狼嚎地哭喊：「我媽媽只有我一個，我也只有我媽媽一個，你們要打就打死呀！」後來他們把我倆拖到正直中學的球場，反捆綁起來吊在籃球架上開群眾大會批鬥。朱精華站在檯子上說：「知識青年沒有三頭六臂，知識青年有革命的、不革命的、也有反革命的，革命的貧下中農不要怕他們」。

鬥了一下午後，鬥我們的人去吃飯去了。夜幕降臨，我倆又餓又渴又冷又疼，處於半昏迷狀態。忽然，原黑潭公社黨委副書記賈益聲認出了我，悄悄走上來解了繩子，又把我倆帶到區招待所躲起來。半夜裡吆喝聲電筒光驚醒了我，我喚醒邱任傑拉起他翻窗逃走，一瘸一拐地走到延溪河。馬達聲中吉普車追上來了，我和邱任傑趕快跳進路邊的草叢中躲起，吉普車上的人跳下來用電筒亂射，我倆全身發抖大氣都不敢出。後來，吉普車又向黑潭方向追去，我們鑽出草叢，黑暗中深一腳淺一腳地爬上山走小路，再也不敢沿公路走了。

凌晨4點我在山上看見吉普車又返回正直壩去了，我就和邱任傑摸出那張寶貴的戶口遷移證，在山上東藏西藏也不放心，最後選定一塊冬水田旁邊農民挂谷草的草樹，把戶口遷移證藏在裡面。然後悄悄摸進公社，把公社門口的電話線扯斷才敲門，公社文書趙世榮乍一看見我們，驚駭得說不出話來。我說：我們不會給你找麻煩，只是輪流睡一會覺，你守著我們不准出門。他說：「莫來頭、莫來頭」。第二天天還未亮，我們到那塊冬水田的草樹上取出戶口遷移證，過花橋翻方家山、土地埡，專撿無人的小路走，一路上農民土裡有什麼我們就偷什麼吃，到棗林公路上天已黑盡。我倆互相攙扶著，望著巴中縣城忽明忽暗的燈光，感覺永遠也走不攏。什麼時候走攏的，我已經記不清楚了，只記得在巴中縣城角一個鋪面的屋檐下蜷縮了幾小時後就到長途汽車站購票，取道回重慶。

南岸區公安分局的門口聚集著十幾個通過各種方法辦了戶口遷移證的老知青。門一打開，大家一哄而上，拿出自己的遷移證。著制服的老公安不慌不忙地收齊遷移證，慢條斯理地整理好迭在一起，開始登記。登記完後他把十幾張遷移證放入抽屜，「啪嗒」上鎖，然後站起來說：「南江已經來了電話，你們這些遷移證全部都是用非法手段弄來的，等候處理」，轉身走人。大家一下傻了，揚壩林場知青陳安福忽然衝上去拉住那個老公安說：「對不起，老師傅，你剛才把我的名字寫錯了」。老公安猶豫著打開抽屜校對，大家按上去七手八腳搶了自己那張已經沒有任何效用的遷移證就跑。竹籃打水一場空，這時我才明白中國的戶口制度是全世界最嚴格的，人性與法治思想啟蒙的另類知青當時顯得多麼幼稚與天真。

南江縣知識青年造反司令部在縣城造反、搞武鬥紅極一時，一度在縣城範圍內奪權掌權，吸引了更多的知青參加。1968年初，毛澤東指示有關部門組織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南江縣城之前，知青三大造反組織中「革青團」領袖李嘉陵屁股被打一槍成了殘廢（其父曾是西南師大教授，後流落在北碚街頭開殘疾人三輪車度日，晚景淒慘）賀盛才、張世荃被捕坐牢；「新農部隊」頭目朱精華在縣城被槍斃；「飛虎團」李仲梅72年—79年一直在各種學習班上「講清楚」「說明白」鬧劇結束。

1969年毛髮出最新指示，大批新知青下鄉，老知青撤場插隊，後來的農民打知青（沙河區團結公社打死7名知青，驚動中央）。知青打農民，新知青打老知青，知青打幹部，幹部組織農民打知青，更是好一個「亂」字了得。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與中國其它各種類型的政治運動一樣，都冠之以革命的名義（防修反修、培養革命接班人、縮小城鄉三大差別等等），從1956年宣傳董加耕、邢燕子開始歷時25年，財政支出一百多億，牽動全社會，三千多萬中小學生永遠失去受教育的機會，中華民族文明的傳承在現代社會駭人聽聞地出現斷裂。數千年來，無論戰火與政權更迭，中華民族文明的傳承從未中止。抗日戰爭時期，淪陷區的學子們徒步輾轉千里到大後方創辦西南聯大等，可歌可泣。

大規模、長時期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和後來不得已出臺的「頂替」政策，小學畢業頂替教初中；初中畢業頂替教高中；從未學過醫的中小學生頂替當醫生等等，造成整個民族道德水準科學文化素質低下影響至今。70年代末，隨著國家經濟政策的改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在當地農民不滿意、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社會不滿意的情況下矛盾越來越突出，雲南出現知青自焚、臥軌、上訪甚至以死相拼的情況，知青下鄉運動實在難以為繼，不得不不了了之。（參見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中卷934—940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篇）

苦鬥

1972年重慶鐵路局、巴山儀錶廠等到南江招工，我插隊的生產隊就我的勞動表現每次都填寫了推薦表送公社，每次都因政審不合格退回來。《牛虻》中的亞瑟已經從一個多情善感的文弱少年磨練成心智成熟的鬥士，紅衣主教大人虛偽說教麻痺不了他對生活的領悟，反正都是永遠也教育不好的子女，到運輸合作社下力去吧！只要能回到離別八年的重慶。

過跳板

上班第一天領兩個竹筐、一根扁擔、一條再生布搭肩帕，跟著工友來到龍門浩老碼頭河邊。裝煤炭的木船遠遠地停泊在枯水的江中，一條細細的跳板在船與岸之間晃動，工人們挑著煤排隊循環上跳板，頭頂火辣辣的太陽，身下濁黃的江水在翻滾。我挑著煤走上跳板，雙腿在跳板上發抖得邁不開步，後面有人吼：「快點喲！虛啥子虛，做什麼蟲就要鑽什麼木，吃不了這碗飯給我爬開」。也有好心的老工人提醒我：「小夥子，過跳板不能看江水只能看跳板，三股繩的籮兜要捏緊，否則籮兜翻兜人單邊，你就要被蕩下江去」。

丟乾柴

長江邊上抬石頭沿襲著自古以來水碼頭「大力幫」傳下來的規矩，叫做「忤逆的找來，笑和的吃」，意思是說下力找錢的時候，無論親生的父子兄弟都必須非常認真，不認真就要打架；掙了錢下館子喝酒划拳吃肉，誰出錢就不分彼此了。我第一次到河邊抬石頭，連手姓白也是個新手，他抬小肩負責提繩子捆石頭，我抬大肩要多背扛子多承重量。抬小肩的一般是熟手，要手腳麻利會喊號子，倆人配合默契才有效率。工頭楊昌洪（南江縣上樑區上樑林場知青）招呼人在裝石頭的船上搭好跳板後，一聲令下：「一根扛子60條石頭，抬完堆碼好記一個工」，大夥一哄而上地跳上船，搶鋼釺翻撬條石，爭得面紅耳赤，原來船上裝的毛坯條石，大的六、七百斤，小的三、四百斤不等。木船在爭搶中單邊傾斜，船老大急得大罵：「你們這些狗日的崽兒，只顧選小的，船翻了沒得那個跑得脫！」。我倆人都是新手動作慢，抬到後來石頭越來越大，越大越重抬得越慢。抬得快的人抬完60條石頭後，就坐在河邊翹起腳抽煙看表，12點鐘到了我們還有幾條石頭沒抬完，岸上的人們一起啪手呼喊：「丟乾柴、丟乾柴！」，然後跳上船七手八腳地幫我們把剩下的石頭抬上岸，這樣我倆一上午一分錢都沒掙到，錢被大夥分了。據說這是長江岸邊下力人由來已久的規矩，我居然連續三天「丟乾柴」。

戰備任務

當年運輸合作社人員結構可謂複雜，除了從各地農村「頂替」回來或家庭出身「有問題」的100多名知青外，原來班組的老工人大多數都是從各個單位淘汰出來的「黑五類」：有原國民黨廬山軍官訓練團出來的憲兵班長黃傑、中華職業學校校長肖中一、國民黨赴緬青年遠征軍周緒光、逃亡地主柴福堂、國民黨「內二警」卞紹中等等。這些人當時都被稱為「牛鬼蛇神」和「殘渣餘孽」，每個禮拜都要定期到派出所去接受訓斥，只准規規矩矩，不准亂說亂動。管理運輸合作社的人是一個從國營企業搬運裝卸運輸公司伙食團調來的黨員叫淦金祿，此人一字不識枯瘦如柴，因患膀胱癌成天咳咳亢亢地提起褲子不斷地跑廁所，後來乾脆不扣上褲子釦子，前門大開地在辦公室走來走去。他有一個人所共知的特殊愛好，就是中午常常單獨找一些長得胖胖的女知青到辦公室去關門做思想工作，若干次思想工作後，這個女知青就有可能獲得脫離班組繁重的體力勞動到辦公室去做輕工作的機會。

一次，他交給我們班組一個戰備任務，就是給南岸區公安分局伙食團運煤炭、磚頭、木料、石灰等。我們用板板車拉，用籮筐抬，肩挑背磨，整整幹了幾天，最後老工人你推我，我推你，誰也不敢拿託運單去找分局的經辦人簽字，簽不到字就等於白干，拿不到工錢。他們對我說：「小夥子，你沒有什麼問題，好說一些，還是你去吧！」我拿著託運單到公安分局找到管總務的警察李守貴，他瞪起眼睛把託運單一扔吼道：「甚麼、甚麼？給公安局做事還要簽字，還要付運費？拿起走，拿起走！」。我只好跟住他，他人走到哪裡我跟到哪裡，最後他煩了，打電話喊來分局有名的「王摩托」。「王摩托」進屋「嘩」的一聲掏出手銬說：「你再在這裡鬧，信不信我把你銬在這裡」。我強忍心中怒火走出公安分局大門就遇到運輸社搞安全的幹部廖志雲。我把事情的經過對他講了，他說：「算了，算了，我們吃點虧算了」。

從1972年到1986年，整整15個春秋，風餐露宿走千家進萬戶，車站、碼頭、公路，拉板板車、抬連兒石、扛貨包、裝車、卸船，超強度的繁重體力勞動磨平了他們的心智，也佝僂了他們的身體。磨骨頭養腸子，他們自嘲：72行，板車為王，腳肚子蹬爆，脖子拉長。改革開放後，農民進城，單純靠出買勞動力維持生計的他們年歲漸大，體力越來越不支，最後窮途潦倒，借酒澆愁愁更愁，家庭破裂，一死了之。和我一起從南江縣正直區調到運輸合作社的四個知青：邱仁傑（南江縣正直區黑潭公社林場）、夏寶慶（南江縣正直區朱公公社林場）、楊昌榮（南江縣正直區菩船公社林場）三人因勞累過度先後去世。享年不到50歲。

美元與「工轉干」

1985年我已磨練成真正的搬運工人了，勞動之餘通過電大和自學考試的學習，泯滅已久深藏內心的求知慾被激活。當時國家正在召開科技工作會，提出要尊重知識，愛護人才，我被抽調到運輸社以工代干搞業務工作。數月之後，運輸社人事幹部姚舜壽（姚駝子）神秘地對我說，區交通局的人事科長陳金華在淦書記的辦公室等我，要找我談話。我走進淦書記辦公室，陳金華關上門，先說了一大篇我表現好，有能力，群眾信服，上下反映不錯的好話。接著又說局裡準備在幾個表現得好的工代干中考慮選拔一兩個轉正為正式幹部，最後說到他兒子看中了友誼商店裡的一臺收錄機需要350元美金，聽說我姐姐在美國，要我幫忙解決一下。說實在的當時我連美元是什麼樣子都沒見過，姐姐一家在國外打拼的艱辛我倒是知道。我慢慢站起來，陳金華又說好解決就解決，如果不好解決一定要我承諾不把這件事講出去。眼看著其他人一個個工轉干，38歲的我再回班組搞體力勞動，年齡越來越大，身體會越來越吃不消，得罪了南岸區交通局炙手可熱的人事科長，我知道運輸社我呆不長了。1986年9月根據《重慶日報》上的《招聘啟事》我再次離開故鄉重慶，別妻離子孤身一人到長壽湖漁場子弟中學應聘任教。

復甦

坐在長壽縣城到獅子灘長壽湖漁場的汽車裡，我的思緒回到27年前的1959年。父親當年到獅子灘長壽湖農場接受勞動改造也是38—39歲，命運之神使我撿起了接力棒，父子倆殊途同歸又從事同一職業。我多次聽母親講過父親復旦大學畢業，教一普通中學仍然備課到深夜的敬業精神，雖然我只是一個招聘的臨時教師，也知道一桶水與一杯水的關係，誠惶誠恐唯恐辜負學生。子弟校的張維沅校長和原「黑五類」落實政策的教導主任李長文老師在教學業務進修上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和支持，教學之餘我除了參加自學考試本科段的學習外，同時參加四川省高中語文教師教材教法和專業證書考試。學海無涯苦作舟，青卷黃燈下我沒有星期天，沒有寒暑假，拒絕了全家人在北京、蘭州的聚會，夜以繼日地埋頭書海，似荒漠已久的土地如飢似渴地吸收著知識的甘露。啟蒙主義、人文主義的光輝使大寫的「人」在我心中復甦。

教學相長。在長壽湖漁場子弟校這個相對封閉的地方,我通過了自學考試，獲得高中語文教師教材教法和專業證書考試的全部課程獲得證書，教過初中—高中段的語文、英語、歷史、地理、政治等學科，也得到老師們和同學們的信任。1987年底長壽縣推行校長負責制，我這個招聘教師經全體老師、職工代表和學生家長無記名投票選舉當上了副校長兼教導主任。夏天，學生們和我一起游泳游向長壽湖深處。我仰泳看著天空變幻莫測的雲朵心想：面對外邊一天天浮燥與人慾橫流日漸物化的世界，我守得住清貧，耐得住寂寞，平靜地守望著心中的那片安寧，是慶幸劫後餘生比一起回運輸合作社先逝去的那些老知青幸運，還是歷經坎坷寵辱不驚心平如水從容應對多變人生呢？

1989年北京發生學潮，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可以調回重慶。長壽湖漁場人事勞工科認為他們把我一個集體所有制運輸合作社工人身份轉變成了國營企業正式中層幹部，本應好好回報企業，居然又想調回城，簡直是忘恩負義，於是扣住檔案不寄。人事勞工科科長劉慶中（女）威脅我說：如果你一定要回去，檔案裡對你有利的材料我們要全部提出來，對你不利的材料我們要加進去。若干年後，我才知道她這句話的嚴重性。2003年中組部、人事部、教育部聯合下發《關於加強和規範幹部學歷學位管理工作的意見》，要求對1986年以來幹部載入檔案的學歷進行一次檢查清理。對黨政機關氾濫成災的真的假文憑（胡長青式地攤文憑）假的真文憑（各級黨校注水文憑）深惡痛絕的我竟成了重點清查對象。

區委組織部的年輕人通知我說：「根據我們的清查，你的檔案裡沒有任何學歷、職稱、任職的材料，而且……」，而且什麼？我居然意外地發現在我的檔案里長壽湖漁場子弟校一個叫廖明理的人的字跡：「1989年政治動亂期間，該人經動員仍然拒不參加黨課學習和黨的知識競賽」。天哪，豈敢！姑且不談當時我還獲得黨的知識競賽一等獎。中國的人事檔案制度是相當神秘的，本人與自己的檔案終身不能見面，誰都不知道自己的檔案袋裡裝的什麼內容。從1979年讀電大，1984年參加自學考試我走的是一條漫長的自學之路，我翻出各種原始畢業證書、職稱證書，組織部的人說：現在清華、北大的畢生證書街上都能買到，我們不看你這些證書，你檔案裡沒有保存登記表就不能說明。嗚呼！等到因意外發現我檔案袋裡裝的內容可以解釋我在機關兢兢業業，勤勤懇懇15年，無論怎麼努力工作，總是不順的原因時，我已接近退休年齡了。古人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我還在乎什麼？根本不需要用什麼來證明自己了。

幾年彈指一揮間，其實對老知青最大的傷害是什麼？環境條件的艱苦也罷，拋擲了青春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也罷，帶著硬傷回城一輩子坎坷，在社會最底層掙扎也罷，都不可怕，最大的傷害莫過於空懷著到農村去脫胎換骨幹革命的精神欺騙和虛幻理想，在艱苦漫長的歲月中漸漸被消蝕了生活的熱情和對社會的責任，精神被愚弄，理想被褻瀆，信仰被污垢。

記得1965年春天重慶市副市長余躍澤帶領重慶市歌舞團到達縣地區各縣演出，南江縣同時在縣委黨校禮堂召開第一次知青代表會議，演出中余市長走下臺和前排的知青代表一一握手。一名16歲的女知青當場把自己的名字盧愛蘭改為盧愛南並跳上臺去表決心：「紅色的革命根據地南江，是我為黨奉獻火熱青春的第二故鄉，愛南今年16春，立志耕耘在山村」（此女知青今已不知何處去也）等等，合著重慶市歌舞團表演的《場長教我打草鞋》及謝幕時《明年桃花開，我們再回來》的合唱歌聲，全體知青代表起立感動得熱淚盈眶熱血沸騰。激動之後扎根農村幹革命的虛幻信念支撐著單純的少男少女獨自去面對日後那漫長的愚昧與艱難。

殊不知，在中國幹革命從來都是少數集權英雄的事，朦昧時代英雄偉人跳出來振臂一呼大海航行靠舵手，導航指路鬧革命普渡眾生。平民時代平民應該有自己的悲歡離合，絕大多數知青從虛偽狂熱的口號中還原出來都是最普通的平民小老百姓。老百姓要創家立業養家活口，普通人本來就應該有普通人自己的生活。到大巴山去戰鬥、去革命原本不是他們的事。角色的錯位不僅使他們失去了自己的生活也掩蓋了偉人英雄們執政領導經濟建設產生的低級錯誤，隨著平民社會的到來和現代資訊的發展，芸芸眾生可以不依靠偉人英雄們去思考和判斷了，叱吒風雲的偉人英雄們也一個個煙消雲散灰飛煙滅，數以千萬計的知青還能找回失去的自我、無價的青春和自己的生活坐標嗎？這才是個人和民族的悲劇所在，歷史終歸是平民的歷史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