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9月15日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老家所在的大雜院裡住有一孫伯嵐老先生，高高瘦瘦的身軀，清癯枯黃的面容，常年著一件破舊卻乾淨的中山服，戴一頂深色解放帽，頸上風紀扣從來都扣得密實。大院裡的人稱他孫老師，其實他早已不教書，五七年在成都第八中學當教員時被劃上極右派，從學校開除教職後，就一直呆在家裡當無業居民。孫老師寡言少語，幾乎不和人交往，成天在屋裡老僧入定般的坐在一張老式寫字臺前，讀線裝書寫毛筆字，白髮老伴就陪在旁邊縫縫補補做針線活。我和他是近鄰，他家的窗戶隔著一道半人高的矮牆正對我家小院，不管春夏寒暑，孫老師坐在窗前瘦脊的身影已成了一道固定的風景。我那時讀中學，對文學漸漸有了興趣，知道孫老師舊學根底深，年輕時曾在專門研究經學的樂山烏尤寺國學院讀書，我不避嫌，時常拿一些書本上的問題求教於他。還記得有一次我問他文言中「妍然」和「嫣然」的意義區別和用法，孫老師滔滔不絕的為我講了兩個多小時，古漢語、古詩詞中有關例句，他隨口就念出一大串。一邊講一邊摘下高倍度近視眼鏡擦拭，眼神炯亮，臉色開展，聲音也一改平時如蚊蚋的低啞，越發響亮起來。看他說話一副忘乎其形的樣子，老伴心中惶恐，眼睛張望窗外，走過來對他說：你小聲點嘛……。
孫老師無任何收入，靠老伴微薄的退休金再帶著一個小孫女過日子。窮困窘迫的生活，家人之間很難不產生齟齬和摩擦。隔著牆，經常聽見老兩口因瑣屑事拌嘴或老伴斥責的聲音：「伯嵐呀，你怎麼又偷吃我的白糖呢？」「買米找補的錢沒算清楚」！孫老師寒酸如此，家徒四壁，窮得來連寫字的紙張都買不起，就從廢品收購站裡買回一堆堆廢舊書本，在書頁的邊沿空白處，密密麻麻的寫滿字跡，這就是他研究漢語音韻學的文章著述。孫老師說，音韻學是語言文字學的一個分支。研究語言文字發音的起源與流變，其中學問大著呢，明末清初的顧炎武就是這方面的行家。說起這些，他搖頭晃腦意氣洋洋，滿面快樂的神情，還給我舉例說道：譬如《離騷》中「夕餐秋菊之落英」中的「菊」字，在春秋屈原時代就讀「鵲」音。我那時年少無知，不懂他說的深奧東西。只覺得他像孔乙己，又像古代陶潛一類的隱士高人。
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社會政治階級鬥爭的弦繃得更緊。連居民地段上也是大小批鬥會不斷，弄得人心危殆，更不用說屬「黑五類分子」的孫老師這樣的人了。那一陣子，他接連被鬥，挨了數不清的口水耳刮子，以致一聽到開會二字，手腳就止不住地顫抖。他老弱之軀，一斗就倒，時常胃病發作懨懨臥床，人也被整得脫了形。路上遇見，只見他低頭縮頸破帽遮顏，兩手捂胸抖抖簌簌順著牆根走路，看上去就像一截枯乾而隨時要折斷的梅枝。
大院裡的居民主任張玉英是直接管制孫老師的領導人物，孫老師隨時都要接受她的監督訓導、每月匯報交代思想。張主任一字不識，但無產階級覺悟高，本能的仇恨鄙視孫老師這樣的人。記得某日一個下午，我在小院裡洗衣，聽見孫家敞開的窗戶裡傳出張主任凜凜厲聲：「孫伯嵐，把你最近的反動思想老實交待出來！你成天都在寫！一定寫的變天賬，交出來我審查，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孫老師慌了，哀聲辯解：「我哪敢有反動思想，張主任您明察，這一段時間我大門不出半步，在家讀《詩本音》，寫的是音韻學方面的文章，你們拿去沒有用的嘛」。「拍」的一聲，張主任一巴掌拍在桌上，「什麼狗屁音韻學，想耍滑頭？只要你右派份子寫的就是反動東西！不交出來就沒你的好果子吃！」……據說張主任後來還對他老伴揚言，說隨時都可以把老頭送進專政機關。老伴就憂慮，不准他再寫任何東西，硬性把鋼筆毛筆都藏起來。孫老師更如兔子般驚恐，於是在做掃廁所掏陰溝等「義務」勞動時，更加沒命的積極表現，污泥斑斑的老臉上，隨時都保持著馴服的笑容。有次他悄悄對我說：荊天棘地於我都不難，唉！最怕的就是他們要拿走我的書稿，這比我這條狗命都還重要得多吶……。
文革中形勢多變，有一段時間，社會上鬧武鬥，亂糟糟的局面中，對他這類人的管制反而鬆了，連張主任都戴上紅袖套去鬧派性鬥爭去了，孫老師的日子似乎也好過得多。那年秋末天氣轉涼時，老伴甚至還給他縫了一件新夾襖穿在身上，臉上也有了一些生氣。一天我見他站在矮牆邊，對著一簇長得肥綠的芭蕉樹發呆，不時口唇翕動，唸唸有詞。有幾句我聽得清：「寒燈坐高館，秋雨聞疏桐」……。上午的陽光斑駁的灑在芭蕉葉和他的新衣服上，他瞇縫著老眼抬頭望天，枯槁的臉上一副目空無物氣定神閑的樣子。
孫老師其實是一個很容易得到滿足的人，貧窮也好，勞動改造也好，被管制也好，只要他一鑽進故紙堆，提筆寫那誰也不看，永遠無法出版的音韻學文章，他就會找到快樂。我見他門窗緊閉，並用舊報紙把窗戶從內裡糊住，擋住屋外人的視線，我就知道他又在讀書寫文章了。一次我和他聊天，孫老師告訴我，他有老莊道家思想，身外遭遇不容易使他慪氣，他指了指黑黢黢的窗子念了一句魯迅的詩，我是「躲進小樓成一統」。我問：您喜歡魯迅嗎？孫老師不置可否，只淡淡的說了一句：「魯老夫子若活著，把他也弄到革命大院裡交給張主任一類人收拾收拾，那才是奇觀哩」。
七十年代初，已七十多歲的孫老師更漸衰弱，三天兩頭臥病在床，無錢上醫院看病，老伴熬點草藥讓他服下敷衍了事。做重勞動他早已力不能支，張主任雖嘴裡罵他一句「老廢物」，但也未過份逼他，算是開恩了。那年冬天，孫老師熬得油干燈草盡纏綿輾轉於床褥，從他屋裡不分白天黑夜，常傳出時高時低的「哎喲……哎哎……」帶哭腔的呻吟。那聲音特別乾澀怪異難聽，有些像一支正被宰殺掙扎扑騰的雞的叫聲，刺激人的神經。大家都知道，孫老師日子不多了，一個善良懦弱的生命要完了，大院裡瀰漫著一種淒涼壓抑的氣氛。半個多月後，孫老師終於去了。兒子從外地趕回來草草辦完後事，大院裡又恢復了往日的寧靜。
九十年代，我離開老家大院二十多年後，路遇孫老師的孫女，當年的小學生，如今已是三十多歲的婦人。我問起她爺爺畢其半生心血寫成書稿的下落，她說爺爺奶奶去世後，父親回來清理遺物，不知道爺爺那些寫在廢紙片上的文字有何用處，拿來點爐子用了。直到文革結束後，爺爺的老友帶一大學教授來家裡找這部書稿，父親翻出剩下的殘篇，那位教授看了大半天，跌足嘆息，責備我們把有價值的東西給毀了。「你知道的，我們家裡除了爺爺，都沒有多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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