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魯迅的洋徒弟顧彬
查閱江澤民偽傳的作者庫恩的資料時，我意外地發現，在上海外語頻道為慶祝共產黨赤化大陸六十年，推出的十個「中國通」中，排在庫恩之前的竟是顧彬。這十個外國人，要麼是庫恩這樣的投機商，要麼是基辛革那樣的孬政客。 顧彬是唯一的大學教授，也是唯一一個德國人，而且我認識。
該頻道的網站介紹《中國通》第六集「德國漢學家——顧彬」時聲稱，顧彬「對促進中國文化在海外的傳播和影響、對德中文化交流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
顧彬像毛澤東一樣推崇魯迅，不僅把魯迅譯成德文，還繼承了魯迅的作風，怎麼可能對中國文化的傳播起正面作用？
一九一八年，魯迅被像他一樣主張廢除漢字的錢玄同鼓動起來，為「共產主義幽靈」在中國的落腳點《新青年》寫作《狂人日記》，開始發出「聽將令」的「吶喊」，詆毀中國文化，為共產恐怖主義開劈思想通道；二〇〇九年，顧彬則被「人民網文化頻道」邀請去探討「儒學的當代使命」，打著中國文化的旗號，兜售共產黨文化，偽造和諧社會。
所以，值得介紹顧彬在德國和大陸的言行，以說明誰推崇魯迅，誰就可能像魯迅一樣，被「共產主義幽靈」操縱，淪為中共的喉舌。
通過「丹紅門」輸入大陸的「垃圾論」
德國的對外廣播電臺德國之聲屈從中共的旨意，從二〇〇六年十一月起，終止傳播流亡美國的中國專家何清漣的批評之聲後，淪為中共在海外的宣傳點，推出了一系列洋吹鼓手，顧彬就是一個例證。
正是德國之聲中文網，於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對顧彬的專訪《德國漢學權威另一隻眼看現當代中國文學》，把顧彬的「垃圾論」輸入大陸，名揚全球。在德國，漢學是冷門，漢學教授不多，顧彬是其中之一，只有五毛才會把顧彬封為「權威」。
在這篇報導中，顧彬宣稱，「比方說，如果我們要分49年以前49年以後的中國作家的話，我們會發現，中國49年以前的那些作家，他們的外語都不錯。張愛玲、林語堂、胡適，他們都能夠用外語寫作。有些作家兩種外語都沒問題，比方說魯迅。49年以後基本上你找不到一個會說外語的中國作家。」
如果張愛玲不逃離大陸，怎麼會用英語寫作？華人不都是因為躲避共產黨，流亡到他鄉，才開始用外語寫作？一九四九年以後，在紅色中國生長起來的華人，用外語寫作的不是少了，而是更多！無論是誰，用外文寫作，都是因為無法用中文在大陸出版自己的作品。
顧彬卻對他們要麼謾罵，要麼避而不談。他並非不知道流亡華人和作家的存在。我曾給他打過電話，從他口裡獲知，他曾在自己創辦的雜誌《東方向》上評論過我的德文詩集《金蓮》和《雪女》。這是我的第二本和第四本德文詩集，分別於二〇〇一年和二〇〇三年出版。面對我的反共詩歌，流亡生涯，顧彬泛泛而論，比別的德國評論者還隔靴搔痒。與他對高行健等的評價相比，他對我還算客氣：「作者懂得她的手藝，她也知道，怎樣讓詩集不在零碎中散架。她算不上大家，但對於北維州來說，她是東西方之間的一個重要聲音。」
「兩種外語都沒問題」的五四人可能有，但肯定不是魯迅。魯迅留學日本八年，雖然沒有獲得學位，沒有用日文發表過作品，但好歹學會了日語。從魯迅的《滕野先生》來看，魯迅的表現不像一個學外語沒問題的語言天才。從荊有麟的《魯迅回憶斷片》則可以獲知，魯迅無法用德語交談。
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國屬於自由世界，魯迅不需要用外語，就能發表作品。魯迅作品全是在共產國際間諜比如史沫特萊的推動下被翻譯成外文的。而他則翻譯了大量蘇共的宣傳品，比如一九二一年翻譯的《工人綏惠略夫》，還有《毀滅》和《濁流》等，達其翻譯總量的三分之二。他從日文翻譯過來的代表作則是《苦悶的象徵》。
假定顧彬自己主動翻譯魯迅，那正好說明顧彬自覺推廣共產黨文化在中國的奠基人魯迅，自覺遵從了中宣部的旨意。魯迅可能像顧彬一樣刻苦，但兩人的表現都不像語言天才。二〇一〇年三月，顧彬在學中文四十多年，與一華人生活了二十多年後，還要帶著新華字典去接受電視訪談《鏘鏘三人行》。主持人竇文濤委婉地問他年齡，他沒答，還可說他不願答，但說到「救世之道」時，顧彬就只好承認聽不懂了。
不過顧彬像魯迅以罵驚人，堪稱「罵人冠軍」。過去魯迅詆毀中華文明，顛倒黑白，兜售蘇共宣傳，把自由的中國誣蔑成「鐵屋子」，誤導青年；現在顧彬吹捧魯迅，抹黑獨立作家，製造大陸自由的假象，混淆視聽。
面對德國之聲的紅色記者，顧彬罵棉棉、衛慧等的作品是垃圾，罵高行健得的諾貝爾文學獎是垃圾並斷定，「中國作家大部分的中文非常不好」。
然而當代大陸作家包括高行健無一不熟讀魯迅，這不正好反證共產黨奪取政權後，用毛選魯集取代古文經典，成為大陸人的教材誤人子弟，貽害無窮嗎？
可是顧彬執迷於「魯迅肯定是偉大的」，而無視不被中共「圈養」的大陸作家包括棉棉、衛慧都真實地再現了共產極權專制下的社會亂象。
在這篇讓顧彬以「垃圾論」在大陸廣為人知的德國之聲採訪中，顧彬還明確表示，說高行健偉大是「開玩笑」。與哈維爾相比，高行健不算偉大；但與魯迅相比，高行健很偉大，因為魯迅的寫作，從一開始就像他自己在一九二二年撰寫的《吶喊》自序中透露的那樣，是在「聽將令」，在思想上為共產國際在中國開闢通道；而高行健還沒出國，作品就被中共禁止；連他得諾貝爾獎的消息，都被中宣部隱瞞；至今不管是他的名字，還是作品都被中共當局遮蔽。這說明高行健的作品，無論好壞，是個人的思想，超越了中共的思想牢籠。（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