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的我
【看中國2014年10月22日訊】自述簡歷:丙子年生於北京,家庭雖無顯赫門第,卻亦不乏書香,自幼接受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傳統人倫教育。十八歲考入北大數學力學系,丁酉年躬逢先皇陽謀之盛舉,獲頒賜右派分子封號。朝廷特為此類分子制訂勞動教養刑律,遂於丁酉除夕與諸多北大學子同繫獄,此後廿餘年,服苦役於興凱湖與清河兩勞改農場,後又遠戍新疆。終日「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胼手胝足以求生。己未年嗣皇上諭,謂:丁酉之禍乃將數人擴大至數十萬之誤,並對此數十萬中之存活者,恩授改正右派封號。余忝列其中,乃得以多舛之身,在邊陲小鎮獲一西席,執教於新疆兵團農二師電大,並於又一個丙子年退休,苟活至今。北大校慶日於燕園曾湊得仄韻七絕以答學友之問:湖光塔影春依舊,如夢似煙學句讀(音dòu)。識字清風今何在*,西疆古道駝鈴驟。
*註:清初徐述夔《一柱樓詩》中有詩句:「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為此釀成康乾盛世又一文字獄大案。
個人往事中的劃痕
一九五七年五月下旬,也就是「五一九」過後的那幾天,專政機器在北大校園內暫時停擺了。於是便有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學生,做出了當局不能容忍的事情。有幾個學生竟然異想天開的想辦一份獨立的刊物,以將當時校園內的自由氛圍延續下去。他們組成了編委會,籌備完成了創刊號,為使人們不忘北大自由民主的傳統,刊物命名為《廣場》,以紀念舊日北大紅樓的「民主廣場」。
刊物受到了「不明真相的」(這是現在流行的官方語言)師生們的支持,紛紛解囊預訂,馬寅初校長也答應給500元的資助。繼而就發生了紙張被印刷廠工人扣留,馬校長的承諾也被他的秘書拒絕。於是編委們自掏腰包重新購買紙張,決心將刊物出版交到預訂的同學手中。
我和主持此次出版工作的陳奉孝同為數學系54級的同學,得知他們的困難時,便從化學系一位同學家中借來了油印機,當時是生物系的徐錦堂同學負責刻蠟紙,我負責油印。記得在最後裝訂時,物理系的一個班(忘記是那個班了)由班長帶隊全班干了大半夜,創刊號終於油印出版了。然而那臺暫時停擺的機器又高速的運轉了,《廣場》被收繳並集中在大飯廳前焚燒,積極靠攏組織的同學們在焚書的灰燼旁歡呼雀躍,歡慶自己又獲得了黨委的關愛。
《廣場》這次油印出版過程的一切細節,全被偵查得一清二楚,參與人員無一漏網。連化學系那位家中有油印機並出借的同學也被授予了「右派份子」的稱號,我本人獲得的稱號字數頗多:「極右份子,廣場集團骨幹、實幹派,陳奉孝反革命小組織發展對象」。
1958年2月便失去了人身自由,先是由班內的同學充任臨時的兼職警察,然後到了2月15日也就是農曆除夕,將我移交給正式的警察。警察當面向我宣布:接受我的勞動教養申請。然後與其他同樣得到批准的人一起,押送至海淀公安分局,按下了十個指紋和掌紋,辦妥了入獄手續,再押送至半步橋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就這樣開始了二十年的艱苦勞動,輾轉於東北(興凱湖)、華北(清河)、西北(新疆塔里木)各勞改單位。從事著脫胎換骨的「被革命」工作。
回首往事,興凱湖農場、清河農場以及新疆塔里木荒漠中修路的工地,竟然都一片模糊,只留下了幾道劃痕。現將較深的記錄於下:
勞教人員和勞改人員住同一個大院、在同樣條件下勞動、受同一群軍警的保護,不同之處是勞改人員知道自己的刑期,勞教人員卻不知道自己的教養期限,我們這些「黃埔一期」(教養期間,獄方規定彼此要互稱同學,故有此比喻)的教養人員是在幾年以後才宣布教養期限的,而且那期限是從宣布之日起計算的,宣布之前的那幾年算是「試用期」,不被計入「教齡」的。
在清河農場發生的一件事,卻凸顯了勞改與勞教人員的不同待遇,也算是「社會主義民主」的一個形象展示;某一天大院中的勞改隊員們都已集合完畢,還聽不到我們隊長吹集合的哨聲,直到勞改隊員們都出工走完了,才聽到哨聲和「集合了」的喊聲。出了監舍來到院中,發現氣氛與往日大不相同,不但四周增崗加哨,牆頭還架設了幾挺機槍,因而集合時隊伍裡較往日安靜了許多。
集合完畢,隊長開始訓話:「今天要進行選舉!你們雖然犯了嚴重的罪錯,但和勞改人員還是有區別,你們還是有公民權的,要感謝黨和政府。下面發選票,每人一張,選票上有候選人的名字,在上面打勾,然後排隊把選票投到那邊的票箱裡。」
由於是第一次享受這樣的待遇,受寵若驚的人們,亂哄哄的奔向票箱,我趁亂將領到的選票揉成一團,偷放到口袋裡,準備出工後扔到地裡。當然這一舉動是不能被別人看到的。選舉完成後,重新整隊帶上工具出工。在出工的路上,我不免有些擔心,我的行動若被發現,有可能變成破壞選舉的罪行。後來事實證明,這個擔心是多餘的,因為當局根本不屑於統計選票,也就無從發現我的罪行。在忐忑不安中度過了兩天之後,一切又都歸於平靜。
不過這道劃痕,卻無法抹平。以後「到了社會上」(這是我們在勞動教養及教養期滿留場就業時所一直嚮往的),每逢學校組織選舉投票時,我都要抬頭仰望,尋找牆頭架設的機槍,然後將選票揉成一團,隨手丟掉。
六六年幸運地被從清河農場再發配至新疆,在荒漠中修公路,雖不免「與天鬥,其樂無」但卻逃過了「與人斗」的厄運,得以苟活至今。記得在龍御上賓之日曾湊得七律,現錄於此作為往事中的又一道劃痕。
重陽感懷:
鹿馬堂前沐皇恩,薛霸董超緊隨身。湖河惡浪難離夢,大漠蜃樓易斷魂。頂束南冠胎依舊,舟泊瀚海心未昏。遙望天都尋后羿,桑榆落日景愈真。
丁酉年北大的點滴記憶
由於專制機器的暫時鬆動,五七年的五、六月份北大校園內很是活躍了一段時間,展現了一個大學應有的輝煌。當時一位青年記者(只記得是劉王立明之子)在文匯報上發表了一篇簡短報導,將當時的北大校園比作倫敦的海德公園,當然這是在「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尚未遭到先皇指責時發表的,隨後這位記者為此丟了飯碗且身陷囹圄多年。
因時隔久遠,加之當局實行的,選擇性強迫遺忘政策,成效顯著,導致這方面資料的缺失。近年來幾位年逾古稀的當事人,紛紛撰文,試圖為那段歷史提供一些文字資料。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這或許對將來將被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有所裨益。由於個人前半生的二十多年裡一直從事著被革命工作,羞於動筆,損傷了腦力,因而無法系統地回憶那段日子,只能做些拾遺補闕的工作,將個人記憶中尚未被別人提及的情節記錄於下。而以下憑記憶所述之情節,有些不免要冠以「也許」、「大約」的字樣,許多細節也難免失真。但決無憑空杜撰之事。
當時校園內除了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另有三個刊物頗有典型意義;一為聲名顯赫之《廣場》,這已有多人多處提及。當時也受到官方特殊關注,因而許多文字作為反面教材被保留了下來,內中許多文章被收錄入《原上草》一書,此處不再贅述。
另一為《浪淘沙》,是由中文系一些研究生出版的壁報,自我標榜為衛道者,與《廣場》針鋒相對,但卻無力辨理,自恃文字功夫了得,便以生花之筆編造一些無聊文字,多為人身攻擊或造謠,好似當今之惡搞,不過更加無畏,因為他們知道無人敢於追究。記得當時壁報的某一期上,公然造謠說《廣場》編委們用讀者交的預定書款在飯店大吃大喝。事實是《廣場》油印出版完成後,大家湊錢舉行一次會餐,然後宣布解散。我當時因無錢,是趙青同學為我代付(忘記是多少錢了)才得以參加的。看到這條造謠的文字,很是氣憤,但也無可奈何。因為那架「機器」已高速運轉起來了。《浪淘沙》的作者們大都自我感覺良好,但卻未獲當局賞識。至今也無一文流傳。
第三是數學系學生,我們54級的同學洪允楣辦的壁報《探索》,標榜中立,呼籲各方不要意氣用事,大家坐下來共同探索,以求得解決之道。因是個人獨立創辦,又只張貼在宿舍樓道裡,因而影響不大,但也體現一種思潮。
這三類人竟然殊途同歸,悉數進入網中,只是時間有先後。首先是當局製造了一個《廣場》集團,凡與《廣場》有關的人,全被網羅其中,給以封號。然後是針對《探索》的批判:打著平等探索的旗號,為反動分子張目,這樣的人當然也是右派份子。洪本人雖未入獄,但也被下放工廠勞動,由工人階級監督改造。
最後是那些《浪淘沙》的編委們也都未能倖免於難,盡數進入先皇的網中。猜想(只能猜想)一是那些衛道文字實在過於粗俗,更主要的是他們是脫離黨委領導主動出擊,不符「馴服工具」之標準。且同人刊物犯官家之大忌,因而作了「殺雞儆猴」中之「雞」。(可不是現在「繁榮娼盛」後的「雞」)。這些《浪淘沙》的編委們,想必都是文學鉅子,若能寫些回憶文字,定能為那段歷史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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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文完成後,恰有一位北大學友來訪,指出小文中對該事件的一些敘述錯誤,以及對當年形勢的看法。以下是主、客對話的主要內容。
主:仁兄看完小文,有何指教
客:你文中所寫關於「探索」部分有誤,首先那壁報不是洪獨自創辦的,參與者來自各系,大多為學生幹部,總共有十多人,都是洪約來的。另外壁報不是貼在樓道內,而是張貼在大飯廳那邊。不過你所說「探索」 「標榜中立,呼籲各方不要意氣用事,大家坐下來共同探索,以求得解決之道」是正確的。
主:如此說來,這些人都是黨在學校中的「優秀兒女」了。那又如何對他們進行批鬥哪?
客:洪是被當成個人野心家而遭批鬥,罪名是以中間面貌出現,和共產黨爭奪中間群眾,影響極為惡劣。對「探索」本身的批判,好像有意避開了,這種避實就虛的「批判鬥爭」藝術,在那時就已經被朝廷純熟運用,臻於佳境了。
主:「探索」的諸君都說了些什麼,以致觸怒了朝廷?
客:具體說了什麼,並不重要。朝廷要鏟除的是「個人自由表達」的壞習慣,通過掃蕩,樹立起「全民奉命行事」的好風氣。
主:那十幾位被洪約來的人,都成了「引蛇出洞」中的蛇了吧?
客:凡和「探索」有關的人全部落入網中,無一倖免。不過我對你的「引蛇出洞」之說並不同意;所謂「引蛇出洞」、「陽謀」等說辭,不過是想表明,一切都是預先安排好的,用另一種形式證明朝廷一貫的偉光正而已。
當年朝廷還是有類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想法的,在保證一黨專政的前提下,引進西方的一些科學技術思想。還記得1956年向科學進軍的號召嗎?那不就是這種想法的體現嘛。
「五一九」運動初起時,校方在未得到朝廷旨意時,依照慣性行事,並未對學生的行為進行干涉。這表明當時對學生們自由表達思想,當局還是允許的。洪等人恐也是基於這種認識,才採取辦壁報這種行動。既為學生幹部,自然是有一定「組織觀念」的,因而我估計他們的行動恐也是在上峰默許或縱容下進行的。
後來這場由青年學生自發參與的自由民主運動,完全超出朝廷控制,不得不採取鎮壓措施,與此同時,提出了「引蛇出洞」、「陽謀」等說辭以遮羞。至於以後所謂的「擴大化」,各單位定指標,層層下達抓人任務,那不過是惱羞成怒後的瘋狂報復。
主:仁兄的這些看法,可有依據?
客:我一介草民,如何能染指朝廷機密,一切不過是邏輯推理而已。另外今天只是兩個老朽間的私下談話,請勿張揚。我可不想被請去喝茶。
主:仁兄不必擔心,若錦衣衛請我喝茶,我便說客乃我杜撰之人,實際主、客皆我一人。
客:如此甚好,告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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